【大纪元11月23日讯】今年 11月，是当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整整 50周年。这场匈牙利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的运动，最后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这场被称为”人民起义”的反抗事件，标志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崩溃的开始，因为它已经无法靠意识形态来维持，无法靠控制的媒体等继续宣传欺骗，只得摘下面具，用坦克机枪镇压，暴露出它的暴力统治的本来面目。
当年目睹这一事件，后来随父母逃离匈牙利，转辗来到美国，目前在阿什兰德大学（ Ashland ）讲授政治学的施拉姆教授（Peter W. Schramm ）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基于原则》（On Principle ），对这个事件有清晰的描述。加州克莱蒙研究所刚出版的”书评”秋季号，发表了该书片断。根据该书，在镇压匈牙利事件时，苏军调动了大量军力，包括战机、大炮和六千辆坦克。匈牙利人拿起武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有 2800名匈牙利人、 700苏联士兵丧生。另外有 2万名事件的参与者被随后判刑， 20万人（当时匈牙利人口 9百万）逃离他国，其中 4万 7千人定居美国。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 33年之后，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同样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军事镇压。今天回顾这两个事件，它们的异同很值得深思：
第一，在匈牙利事件初期出任总理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公开提出，要”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而当时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从没有提出这样鲜明的政治诉求，他在事件中的最勇敢行为是到广场声援学生，说他老了、来迟了等。
第二，纳吉始终拒绝认错，监禁一年多后被判处私刑，在监狱中被绞死。他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如果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那是违背我的意愿的。”纳吉对那些镇压者（包括后来的匈牙利共产政权）持道义谴责的立场。中国的赵紫阳也没有认错，但没被判刑，被监禁在家，直到去世。但赵紫阳从始至终都是共产党员，并以党员身份上书中共中央，等于承认这个杀人政权的合法性，更别说否定共产主义。
第三，匈牙利人在面对军事镇压时，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近一周的武装抵抗，甚至把苏军抵制在一个海湾几天，击毙了七百苏联士兵。最后一些游击战士还撤退到其它国家，继续组织地下抵抗。他们认为自己有武装抵抗的权利。而在中国，当时的天安门运动主要领袖，几乎一面倒地强调”非暴力”是最高原则，并把要武装自卫的人视为”不和平、激进”，更有学生领袖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对皇帝进谏般苦苦劝说，期盼皇恩浩荡。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塞尔登（ Mark Selden ）曾对此评论说：”1989 年的天安门运动仍遵循中国古老的对朝廷滥用权力的进谏传统，……和东欧的运动比较，中国学生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匈牙利的运动，则是跟共产党对立，最后成功地推翻了共产政权。”
第四，匈牙利的大学生和工人等各界密切合作，没有像中国学生那样以什么”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排斥工人和知识份子。而且匈牙利人也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仅仅在街头抗议示威，他们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共产党办公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把它在大街上拖碎。在苏军要攻进起义者占领的国家电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用各种语言播出当年美国总统林肯的著名盖茨堡演说，并向世界发出 SOS 的求救信号。
第五，虽然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发生政治变化，国务卿杜勒斯有名言：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下一代，但对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那些所谓”中国通”，完全没有预料。连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时，也只是感叹，中国的事情像深渊，他没法看清了（他去世前交稿的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其中”新”字就有修正他原来旧想法的意思）。在六四开枪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想给邓小平拨电话，劝说他，而邓小平根本不接他的电话。美国对匈牙利事件也是如此，美国的情报部门等，根本没有预料会有个”匈牙利起义”。虽然”自由欧洲电台”等呼吁共产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民主，但真的匈牙利人民起义了，美国却退缩了。当时被视为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匈牙利人不是我们”潜在的联盟”（ potential allies ），等于表明西方不会干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以《古拉格》一书获普利策奖）阿普尔鲍姆（ Anne Applebaum ）最近在她专栏中批评说，美国当时所以这样愚蠢，就是因为视”区域稳定”高于”推广民主”。因而她提醒布什政府，千万要吸取教训，不要一边向中东传播民主，一边还要保护什么沙特阿拉伯等的区域稳定，而把民主的价值打折扣。
第六，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最初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后降级为”动乱”，后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种不断降级说明，中共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理直气壮。但中共至今对此根本不认错，更完全不认罪。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七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宣判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罪（第二年匈牙利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曾谴责当年苏军入侵；叶利钦访匈时，向当地人民”道歉”。今年三月普京总统访问布达佩斯，表示虽然俄罗斯不是苏联，但对当年的事件仍有”道义责任”。
从匈牙利事件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关键是要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实行一种尊重事实和真实的民主制度。如果期待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获得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最终结果，首先和前提条件是，结束共产党的专制，让中国人像匈牙利人那样，有定期的选举和新闻与言论自由。
2006 年11 月17 日于纽约
（原载《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