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 聯結收看
主持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欄目熱線直播節目，我是主持人安娜。10月22日前中共官員賈甲在台灣的旅行中脫離了團隊，公開聲明決裂中共並且呼籲中國所有的中共官員都退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
那麼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引起了國際各方面的廣泛關注。與此同時，在中共體制內接二連三的有官員以真實姓名退出中共組織，那麼與現在中共高層所宣傳的「和諧社會」與現在所宣傳的「保先」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中國現在的退黨潮與社會現狀有什麼樣的關係？我們如何幫助我們自己以及像賈甲這樣追尋自由的人獲得真正的自由呢？今天我們請來兩位嘉賓和賈甲在線和我們一起來探討這個話題，今天是熱線直播節目歡迎您打我們的熱線號碼：646－519－2879，如果您在大陸也可以接我們的免費電話碼：179710-8996008663。
首先向大家介紹現場的兩位嘉賓，這位是徐文立先生，徐文立先生您好。那徐文立先生他是「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的召集人，也是美國布朗大學的資深研究員。這一位是《新唐人電視台》的特約評論員章天亮先生，章先生您好。
首先想問一下徐先生，您做為當時民主牆的這個早期的發起人之一，而且是海外一直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這麼樣一個先驅吧！您現在公開的聲援賈甲，是為什麼會這麼做呢？跟您的經歷是不是有一些的關係？
徐文立：觀眾朋友們好，特別是大陸的朋友們好。剛才主持人提的問題，確實是跟我個人的經歷是有關係的。你想我們那個時候1978年就開始在中國中心城市北京的西單牆開始了民主運動，那個時候我們所追求的不就是要打破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一黨專制，希望更多的人認識到這樣的一黨專制的惡果。
當然後來由於經濟大潮，使得這種民主運動出現一段低潮，當然還有更高潮的，八十年代幾次的學生運動，還有89年「六四」的發生，當時逐漸的讓人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再這樣一黨專制下去，中國是沒有前途沒有希望。
雖然中國的經濟有所發展，但是現在可以看到它的貧富差別越來越大，民眾的不滿意，群體的抗爭越來越強烈，所以賈甲先生的這樣的行為，我覺得這是我們當年所盼望的，我們看到了這一天。當然不僅僅看到了這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們自然就非常高興。
主持人：那您是希望像賈甲這樣的人越來越多是吧！
徐文立：是這樣。
主持人：那再請問一下您怎麼看賈甲出走和他公開決裂中共，並且呼籲所有的中共官員都離開中共的這種經歷呢？
章天亮：賈甲先生我覺得他有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因為他是屬這種「中產階級」，所謂的中產階級在整個中共改革開放之後，他實際上是屬於既得利益者，就是說他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在社會上獲得一席之地，那麼他自己的收入是比較好。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退出共產黨，就帶來很大的衝擊力，因為一般來講在一個社會裡，中產階級是最穩定的階級。
我們一般提到告別中共的時候，我們感到好像有兩種人比較容易告別中共：一種是被中共壓迫的走投無路的，拆遷戶、失地農民、這個失業的工人，就是他們實在是走投無路了，他們親身的經歷到他們的迫害。他們也知道這種迫害是共產黨造成的，那麼這種人他們可能更容易決裂中共。
那麼還有一批人的話實際上是中共高官，這些人的話是屬於「用腳投票」去決裂中共的，比如這次抓住的陳良宇，中紀委調查陳良宇，說他有11個情婦，3億人民幣的存款，還有25本護照，一個人為什麼要25本護照？就說明他隨時準備用腳投票離開中共。
那麼就是這兩頭這個人感覺得好像是離開中共的可能性好像是大一點，尤其是中共高層，他們知道中共為社會製造的危機，危機非常的深重。
那麼以中產階級來講的話，他們一方面沒有親身經歷過迫害，就是另外一方面他們對中共的危機只有一種模糊的認識，沒有那麼明確的那種概念，這個時候就這一批人，他們告別中共的話，我想衝擊力是非常大的。
就最近這一段時間我們看到比較多像袁勝，袁勝是一年四十萬收入人民幣，高智晟一年七十萬人民幣的收入，賈甲先生我雖然不知道他的收入怎麼樣，但他的收入想來也是不少的。
這樣的一批告別中共的話，就表示整個中國可以說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階層都在「告別中共」。
主持人：我們今天也有幸請到賈甲先生來上我們的電話線，那麼我們現在請問一下賈甲先生是不是已經到線上了？
賈甲：對，我在線上。
主持人：賈甲先生您好。有人笑稱您這次是「虎口脫險，有如神助」，那我想很多觀眾想知道您是怎麼從虎口裡面脫了險去到了泰國，另外您最近感受如何？
賈甲：這次脫離我絲毫沒有什麼恐懼的心理、害怕的心理都是很順利的。比如說台灣當時為什麼沒有留下我，他們說有很多過程說不清楚、不可思議，來回反覆，比如說你從台灣下了飛機，怎麼能夠順順利利的進入台北市呢？是什麼高人在接你？哪些組織在接待你？你把這個說清楚。
主持人：對，我想很多人都不會相信的，都很想知道。
賈甲：我從台北飛機場出來之後就是一個人跟著隊伍走，走走走出來走到外面我又返回去再找我的隊伍就找不著，我又來回返了三、四次找我這個旅遊團就找不著。
因為我到台灣的時候，我不想一到了台灣就找所謂的營救人士和找些朋友，我想休息兩天然後再做我的事情，可是當時我就找不到我的旅行團。我在等了大概有個把小時就找不著，門口的大巴就向我招手，就喊著我趕緊去台北。
在這裡面我突然閃了一種靈感一下，也可能神的安排就是讓我趕緊去台北，走吧！我已經決定去走了，但是我還猶豫，我想盡量不要破壞我原來的計畫我還是等，再等一等，這一班車又走了。
到第二班車的時候我又買了票，重新等第二班車的時候，就穩穩妥妥的才上了第二班車，確確實實沒有任何組織接待我，我確確實實沒有看到我原來這一龐大的旅遊隊伍，我確實看不到。我真的感到是神在幫助我。
那麼當台灣把我遺返的時候，遺返的時候他們各級領導在送我，各級的警員、官員都在送我，人馬很龐大，到了飛機場之後那個飛機專門等著我。
當然儘管他們遺返我，但必須要說清楚，台灣政府和台灣各級的警員包括旅遊部門對我非常客氣和尊重，他們用很龐大的隊伍來歡迎我，飛機就在這兒等我，開著大門都等我，靜靜的等我。
我休息一會兒我考慮正走，我考慮先休息休息，大家就好像握手、致意就像讓我走呢！我也準備要走呢！突然上了一種靈感：“不能走！憑什麼要走呢？對！不能走！”
旁邊有那個坐飛機的椅子我就坐下了。他們說：你這是…？我說：不能走。
我說原來咱們昨天說的時候你讓我寫這個政治庇難的申請，剛剛寫完沒有過五個小時，你也沒有正式通知我，如果說你們正式通知我說：你的正式申請，我們經過立法院或者有關部門進行了協商，你的條件不符合我們政治庇難的有關要求，或者說我們台灣沒有政治庇難法，我們現在請您回去。
你正式通知我一聲我可以走，這樣稀里糊塗我正睡覺突然把我叫到飛機場，你們大家歡送要讓我走，這是不合適的。
如果說你打算讓我走的話，當然我有一個要求，這個要求已經說過多少次，我希望在我臨走之前召開一個記者會，只要記者會招待開完之後，台灣想留我留不住，就順著大家的意思做。
他們大家就一直勸我一直勸我，最後飛機再三的又等我，再等再等，已經不能再等了，最後人家說是他想上也不行，飛機不等了，這當時這麼多人，可以說是不歡而散，弄得很沒有意思。
主持人：那我想一定很多觀眾朋友對您當時從香港去了泰國也是想知道的，因為就有很多傳言，當時中共高層說一定要把您原封不動的遣返回大陸，如果出了事情的話，這個香港政府就……
賈甲：是、是、是。我這麼面對共產黨，共產黨恐怕從來沒有這樣過，我跟了共產黨做了好多年，我非常瞭解它們，.後來我坐了第二班機，那麼如果當初我坐了第一班機的話，我就錯過了香港的朋友幫助我的機會，因為當時他們沒有趕上。
如果說我坐了第一班機來到香港的話，即刻直接他們就會把我送到往堔圳的大巴，正因為我改成坐了第二班機，當時香港的朋友還有時間趕到這個飛機場。
趕到飛機場也是人海茫茫，我當時手機什麼都沒有了，就在人海茫茫中，突然有一個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搭了一下，我馬上就要上大巴了，旁邊的特務一直在跟著我。
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我是誰，看你有什麼需要的，我就是很吃驚。就這樣，我就沒有上了往堔圳大巴士，我如果上了往堔圳的大巴，現在我就在共產黨的大牢裡。
另外，我從香港出來的時候，當然我自己本身都沒有害怕的感覺，但是作為他人看了是非常膽顫心驚、驚心動魄，你想想在茫茫人海想找我一個人，想一想能找到嗎？就是很奇怪，就是拍到我了。
臨從香港往泰國也很驚險，一個人辦理手續、坐飛機要買機票、要辦手續，也是很複雜的過程。當我們剛剛一上了飛機，這飛機就開始啟動了，當時我就有些驚嘆！如果我們再晚點來，現刻飛機就關上門了。
唉！總算出來了，我想說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是上帝的安排，所以就有些人問我：是不是神的保佑，確是神、確是上帝在我身邊，謝謝大家，我就先說到這裡。
主持人：謝謝賈甲先生。請您留在線上等候，可能還會有觀眾問你問題，那接著我們再問一下徐先生，在美國，比如說一般怎麼看加入一個黨或退出一個黨；如果您加入一個黨或退出一個黨，對您的前途有沒有影響呢？
徐文立：因為美國是一個很成熟的民主社會，它不只有民主黨和共和黨。今天我跟一個美國老太太談話的時候說，還有其它的黨，也就是說在美國組黨是自由的，而且從這個黨到另外一個黨，或者加入不加入黨、它的選擇權都在個人，充分的尊重個人這樣一種自由的權力。
甚至可能很大程度取決你投票的時候，投誰的票來確定你是那個黨。比如說你去年是投共和黨的票，那你可能是共和黨黨員，那你今天投的是民主黨，可能是民主黨黨員，當然它也有一些比較固定的一些黨員。
所以加入什麼黨或退出什麼黨，最重要的是看自己的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是跟你當時對自己的國家政治的判斷，對國家的經濟遠景的一種期望，哪個政黨的政策符合自己的意願，你就願意支持這個黨。
主持人：進出自由。
徐文立：是。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2006/11/5 6:24 P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