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世界就是一座城，它的另一個名字就叫“龐貝”
如果說，大自然的威力是人類無可抗拒和無可超越的厄運，大自然的施暴對於人類中的暴君、臣民或順民都具有同等的威力、都一視同仁，人群中奶奶的施暴者與被施暴者都必須共同抵禦和面對，或者，都必然同歸而盡。誰的肉身也逃避不了海嘯巨口的吞噬或火山熔漿的包裹。那麼，人對人的施暴卻是荒謬的、不可理喻的。如果時至今日，在這個人類共同生存的星球上，人們普遍或局部仍然把一種“荒謬”作為一種既成的“事實”來認同、來接受，那更是荒謬中的荒謬！悲劇中的悲劇！這種“荒謬的悲劇”終止、落幕的時刻已到！在這個時刻，天空和大地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鬥獸場”，暴君是“鬥獸”，而人民是“角鬥士”！自由精神就是我們朝“猛獅”撒開的網；獨立意志就是每一個維護自己正常公民權利者的叉！
呼喚全球新的文化復興
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必須有一場新的思想啟蒙運動！自由精神運動！文化復興運動！新的二十一世紀的文化戰士，是不畏懼暴力者、是不回避政治或“超越”政治者、是不在獨裁者的胯下尋求“安身立命”者。我以為，我們前輩的思想者，不僅是魯迅，而更重要的是胡適！必須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胡適在內重新審視、重新定位！胡適是東方與西方文化交融意義上的“大使”，也是歷史和現實意義上的中國文化的闡釋者。他曾慧眼獨具地指出，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四次“中國文藝復興”，這是他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珍貴遺產和精神啟示。他認為盛唐時代偉大詩人群體的出現、古文復興運動和禪宗的產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文藝復興運動。
十一世紀的改革運動、新儒家世俗哲學對中世紀宗教的取代，宋代所有這些歷史性“發展”與“變化”，是第二次文藝復興。十三世紀戲曲的興起和坦然歌頌“愛情和人生樂趣”的長篇小說的產生，是中國式的第三次文藝復興。十七世紀對宋明理學的反叛和新的研究古典文獻的方法的出現和發展，胡適以為可視為第四次文藝復興。這些運動的週期性出現，啟動了一個古老文明的生機和活力，是名副其實的東方文藝復興。
但胡適以為，此前中國歷史上所有這些運動，都有個共同的缺䧟，那就是其運動本身缺乏一種自覺的清醒的精神意識，它們一般只是文化變革歷史趨勢中的一種自然的過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文藝復興”運動。它有宣導“民主與科學”的一面，也有“打倒孔家店”的一面。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和破壞，並未能使它完成新的文化的開拓和重建。其極端“激進主義”的直接結果，促成的只是“主義”和“革命”的最後成功。1978—1979年由民間發起的“思想啟蒙”運動、也即“民主牆運動”，正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斷層的銜接和文化意義上的正面繼承，它揭開了當代“東方文藝復興運動”的新的歷史序幕。但這場來自南方並以詩歌蕩開“精神漩渦”的自由精神運動，卻以“暴力和謊言”強行鎮壓、全面覆蓋和徹底封殺而告終。最後“網開一面”、推出一群“藝術”地“隱晦表達”者，“美學”地“捏著嗓門”發聲的人。這些人宣稱“超越政治”，卻恰恰是與專制者達成默契、並依附於專制“小政治”才避免入獄、才得以倖存。這一孕育于極權體制內的“詩歌美學”怪胎就是“朦朧詩”。
時至今日，這一精神檔案和社會歷史仍無人作歷史揭密和文化剖析；也未見有人注意到其精神表像和內質與歷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萎靡風尚何其酷似。同樣是文弱書生、同樣是面對既定社會限制和文字獄的恐怖，無奈只好沉緬于“豔麗而柔弱”的靡靡文風，把玩于天然註定外在雕琢而內質貧弱的文字。而從更本質的意義上揭示，這也是地域歷史文化深層心理積澱的外化。與南方“荒蠻”山川和人的天然性靈相異，北方“皇宮與城牆”的歷史和現實的雙重陰影至今㳽漫不散。
“朦朧”化的思維、心性、語言和行為方式，正是“匍匐於帝王腳下”者的精神特徵，也是被人久遠“強暴”和“閹割”的東方可悲先民精神的返祖遺傳。從中國犬儒學界到西方某些“陽萎”或缺少“精神生殖”識別力的漢學研究者，對此都缺乏有深度的精神透視！！！不僅如此，還對真正的當代中國文學在中國大陸和國際社會的傳播，長期起到非常有害的歷史遮蔽和精神誤導作用，致使文化意義上的“自由精神”在世人眼中蕩然無存！！！
面對這一現狀，這些人至今一致保持“明智”的沉默、一致回避面對事物的本質、對“真實的中國”持視而不見的苟且態度。我不知道這些人作為“人”的生命尊嚴何在？！社會良心和自覺擔當的精神何在？！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們這才聽到新一代“思想者”公然發出的新聲！這一新的敢於面對公眾“敞開嗓門”說亮話者名王怡，他持真正“獨立”的精神立場、毫不吞吞吐吐地指出：“朦朧詩是專制的產品”！朦朧詩之所以能夠在專制社會文化中受到容納而得以“倖存”的先決條件，正是“政治參與了詩歌的篩選、審美參與了政治的篩選”！其中深藏著世人無從警覺和發現的隱形精神暴虐和專制主義“政治文化”的選擇。
這是從新一代人中湧現的勇者之聲！具有精神穿透力的警世之聲！王怡所引滕彪的看法以為：“政治是權力的，但權力對語言的傷害，其結果並不一定是政治的，同時也是審美的。”政治權力確立了審美的標準，精神暴虐參與並撕裂了詩學。而在這個意義上，權力既是一種膚淺的認知、也是一種無知的介人。無論從任何角度，權勢及權勢依附者，都沒有任何資格成為人類智慧的審判官！暴君在智慧面前理應自知羞恥！思想和言論受到嚴厲監控的專制社會，既抹殺和毀滅獨特的思想和智慧，也產生不了真正自由的藝術。為尋求出路，就唯有向暴虐妥脅或與之同謀或變相合謀。
這樣的結果就是，一代人放棄了高蹈“生命自由”的精神追求，也放棄了淨化和拓展精神生態環境空間的努力，全他媽的在權力劃定的“圈地”中你推我搡，全他媽的去仰仗“精神主宰”的鼻息、力爭恩寵並全體一致地“朦朧”面對獨裁者和極權主義！！！他們打出“純文學”的旗號、宣稱自己“超越政治”，事實上，在專制制度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浩劫的背景上，這些人自身也不會相信，有“純文學”存在的可能！有持“超越政治”的立場存在的可能！要麼你就“反叛”，要麼你就“屈從”，除此別無選擇！這種“文學”之“純”顯得非常狹隘和虛偽；這種對專制政治的“超越”，實際上只是個巧妙的遮羞托詞，其本身十分可疑！我們在其中既見不出美學意義上的狂飆突起的震顫，也見不出高踞政治設限之上的精神俯瞰！這不是那類小心眼、小家子氣、唯現實功利是圖者所能具備的精神勇氣、視野和境界。恰恰相反，他們所能具備的，正是心理上的羸弱、性情上的渾濁乃至獨立人格的喪失！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文。
面對獨裁者的踞高臨下、頤指氣使，有人必自尊、必輕蔑；也有人必匍匐、必含混。我們反對專制政治及其對人類精神的操控和蹂躪，也必反對自身在純潔語言的自由之境中的自我失落、自我失蹤！這裏必有一份語言及其自由表達的維護和堅守，唯有精神妥脅和鑽營投機者自我放棄！真正偉大的詩歌不拒絕對社會體制的質疑和對人類生存狀況的關注。真正偉大的詩人絕不放棄自己良心作出的抉擇。不屑依附於黨派的“小政治”，卻決不漠視對社會和全人類而言具有普世價值的“大政治”。但丁是這樣，屈原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所有真正的詩人都是“大政治”詩人！這樣的“大政治”就是人類亙古不變的偉大良知！
所以，屈原註定被暴君放逐！但丁註定被驅逐出佛羅倫斯！他們之受到“迫害”和“流放”，在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正是對他們的精神生命品質的最高肯定！舍此，所謂“詩人”，其身影就蒼白並令人厭惡；所謂“詩歌”，其精神必貧乏並受人鄙視。而這樣的“詩歌”與“詩人”，必構成一個時代精神上的整體疲軟與虛脫。無從產生一首舉世矚目的詩，也沒有一部堪稱偉大的書，更出現不了一個創造全新文化歷史的人。在整個精神創造領域，差不多全是患得患失的知識菁英，一個個全身披掛上場，小心翼翼回避語言的鋒芒。只顧被動防身，不敢主動出擊。沒有一個人向世界奉獻出一份勇於言說的熱忱，也沒有一個人誠實面對自己在強權面前的怯懦。
正如前面所說的，這是些“沒有過去時”也“沒有末來時”的中國人，他們的腳下只有當下、只有今天、只有眼前的現實和具體功利。這一現實格局是中國由來已久的歷史投影，也是今天權勢者與依附者的互設與共謀。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正在崛起的世紀，是各個領域都應該產生巨人的時代，而不是滿目精神荒蕪和遍地侏儒。在一個自由精神價值和獨立文化人格都普遍淪喪、處於極度枯竭和貧乏的時代，我呼喚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必須來一場全球性的文化意識變革和新的文藝復興！！！
2005年10月13—25日初稿於義大利
2005年11月21日午夜定稿於匹茲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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