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7日訊】目前胡溫是相對弱勢的執政團體，地方諸侯的挾持力是非常強大的。在二００六年，中央政府依然無法與地方諸侯抗爭，社會穩定會成為地方諸侯維護自己利益的最好理由。
多年前，我與中共一位高層領導人見面說出了我的幾個擔心：「經濟承包和稅收承包的未來結果是形成地方諸侯經濟。」
中國經濟改革的三步曲
一九七九，中國開始國營企業的承包制，特點是「價格雙軌制」。當時，中共中央下發了眾多的文件來制止這種情況，但地方官員宣傳的是，「改革開放需要突破制度難關，綠燈快行，黃燈搶行，紅燈繞行」。最著名的是廣東省在葉選平的管理下，幾乎形成了一個中央無法指揮的經濟改革特區。
以經濟發展維持合法性的中共政權，因為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實行積極財政措施，以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增加稅收和發行大量的國債，更深一層就是向地方政府要收入。當時的中央政府提出了幾個解決辦法，一是地方稅收承包，二是提拔幹部把地方ＧＤＰ增長視為政績。
一九九六年之後，地方之間的相互競爭日趨激烈，各顯神通出台不同的土地和稅收上的優惠政策。從「免二減三」，發展到「免三減五」，甚至有「免五減八」，用各種稅收政策上的優惠吸引海外投資。地方政府為招商，先是低地價，最著名的是某海濱地區將沿海的高價土地以一元人民幣一畝的價格出讓，然後是內地某地區出台了外資企業投資，土地不僅無償提供，而且提供一畝土地給十萬人民幣開發補償費。
如此，中國吸引了大量外資。儘管提高了ＧＤＰ和就業，但對中國經濟的實質並沒有大的改善，當地的稅收也沒有實質上的增長。這使當地政府不得不從百姓身上搜刮更多的財富。事實上，這是中共亂收費最嚴重的時期，也是經濟政策和司法最混亂的時期。
地方諸侯形成與中央反經濟割劇
地方政府財政拮据必然導致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困難，而中國的的金融體制是中央寡頭制，但地方政府又管理並決定著中央金融體系下各地銀行領導人的命運。這種畸型的經濟管理體制和政治管理體制交合到了一起就形成了各種漏洞。地方政府利用中央銀行管理上的問題，大量向銀行舉債，形成了「地方舉債，中央償還」的奇怪現象。事實上，中共金融體系中的巨大金融壞帳，基本上都是這一時期地方政府的惡意所為。當朱鎔基看到財政失控的時候，企圖以撤銷省直銀行而代以中央控制的大區銀行制度時，地方上的經濟割據事實上已形成。
中共採取的「效率第一，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策略，在沒有完整的司法制度情況下，實際上就放棄了社會公平。地方政府可以無司法限制和道德限制全面權利擴張。當時，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團使上海、浙江、江蘇等省份的經濟得到了更多的政策上的優惠，超乎尋常地得到了快速發展。相反，中國西部地區是停滯的。金融界的傾向性投資和逐利性行為無形中加大了這種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由於江澤民與發達省份有著一榮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利益和政治基礎，在胡溫執政之後，這種中央與發達省份地方官員的密切聯繫的紐帶破滅了。地方政府官員為了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更需要利用本身的經濟資源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中國土地歸國家所有，但在實際運作中，地方政府有權利去出售土地來補償當地政府的行政開支。地方政府有了賣地這不被任何人監控，沒有預算的第二財政來源，就引發更多的官商腐敗行為。商業利益被引進到權利壟斷的政府行為之中，中國的實際政治形態已經從極左的共產主義狀態轉移到了極右的國家資本主義狀態。
地方諸侯捆綁戰術對抗中央集權
地方經濟勢力的強大，並不表明其政治勢力上的強大。軍隊往往會影響到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的行為。地方經濟實力的強大只能為地方官員謀取政治權利上的好處及中央政府對他們腐敗和濫權的寛容。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政策所採取的方式也是用「一拖，二改，三應付」來維持，更多的方式是以「地方情況不同」，「經濟發展狀況不同」等方式來解釋其拒絶執行中央政策的行為，更有地方利益用捆綁戰術來制約中央政府的政策實施。
最明顯的一個案例就是胡溫政府上台初期提出的「宏觀調控」政策。面對地方經濟割據的諸侯經濟，中央政府採取了本不適宜的行政手段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公平現象。但在上海和浙江，江蘇等省份遭到了極大的抵制。首先是，儘管被停工的是私人企業，但企業與地方政府有著相當密切的經濟利益，地方政府與私人企業共同造假，欺騙中央政府，將被停工的企業債務全部轉移到國有四大銀行。「宏觀調控」政策在地方實施的結果是，國有四大銀行陡增數百億銀行壞帳，地方企業被「調控」，中央政府「負債」。最終，「宏觀調控」不了了之。
地方經濟諸侯挾持中央政治
中共在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更缺乏司法體制的改革。其結果是畸型發展出了一個「經濟聯邦制」。傳統上，它建立的基礎是在中央政府領袖是民選，有合法的認同。另一種狀態則是強權政治統治。如果沒有這兩種政治基礎，類似中國的經濟聯邦制度就會在中國的現存制度下形成嚴重的不公平的經濟掠奪和政策上的混亂。
地方挾持中央的典型案例就是最近在中國廣東省發生的汕尾殺人事件。按照中共的條例，地方軍隊和武裝警察沒有開槍的權利，即使是調動小規模的武裝部隊均需要通過大軍區批准。但這個經濟發達地區要興建發電廠，又有相當規模的地方官員參股在其中。巨大的經濟利益與地方權利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官商結合的利益集團。當農民被逼走向強力抗爭的時候，地方政府採取了開槍殺人的手段。這不僅僅是顯現了地方政府與軍隊的勾結，同時也顯示了地方政府無視中央政府政策和指令的傲慢態度。在此事件中，中央政府先是震驚，接著是要求地方政府對開槍事件的當事官員進行監控和逮捕。中央政府擔心的是「和諧社會」的政策無法體現，在國際社會引發更多的反應。中共十幾年來精心打造的政黨面目被再次毀譽。但地方對中央同樣提出了一種不容辯解的理由：「農民鬧事，如果不鎮壓，必然會引發全國更多的抗爭。地方政府並非為了個人利益，建設電廠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符合國家政策。而農民抗爭已經採取了「暴力」手段，如果不採取果斷手段，開槍殺人，這個農民抗爭就會星火燎原，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甚至是整個執政黨的安危」。正是這個理由，中央政府不得不對地方政府讓步，對汕尾殺人事件採取默認和支持的態度，胡溫建設「和諧社會」的新政不得不在地方諸侯的挾持下面臨再次失敗。
諸侯經濟將迫使中央施行聯邦制
胡溫執政，不僅僅缺乏合法的執政基礎，更缺乏有效的地方政府支持。胡溫為了自身利益，就需要獲取地方官員的行政支持和財政支持。這就形成了中共執政以來非常微妙的一種現象，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加強中央集權來取得權力控制，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和地方官員妥協來取得他們的權力認可和支持。
「政令不出中南海」這是中共教育副部長退休前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了地方諸侯經濟對中共中央的政策挾持的現狀。諸侯經濟的最後結果是中國的各地區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地方民眾抗爭日趨高漲，地方官員也會被當地利益集團進一步挾持，最後的可能是在政治體制上尋求「政治聯邦」，經濟聯邦的諸侯經濟也進一步弱化中央政府的管制。而中央政府就不得不去謀求司法制度上對地方的約束和政治制度上的約束，以此保障中央財政的收入和政府的維持運作。
原載《動向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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