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7日讯】目前胡温是相对弱势的执政团体，地方诸侯的挟持力是非常强大的。在二００六年，中央政府依然无法与地方诸侯抗争，社会稳定会成为地方诸侯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好理由。
多年前，我与中共一位高层领导人见面说出了我的几个担心：“经济承包和税收承包的未来结果是形成地方诸侯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的三步曲
一九七九，中国开始国营企业的承包制，特点是“价格双轨制”。当时，中共中央下发了众多的文件来制止这种情况，但地方官员宣传的是，“改革开放需要突破制度难关，绿灯快行，黄灯抢行，红灯绕行”。最著名的是广东省在叶选平的管理下，几乎形成了一个中央无法指挥的经济改革特区。
以经济发展维持合法性的中共政权，因为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实行积极财政措施，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和发行大量的国债，更深一层就是向地方政府要收入。当时的中央政府提出了几个解决办法，一是地方税收承包，二是提拔干部把地方ＧＤＰ增长视为政绩。
一九九六年之后，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日趋激烈，各显神通出台不同的土地和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从“免二减三”，发展到“免三减五”，甚至有“免五减八”，用各种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吸引海外投资。地方政府为招商，先是低地价，最著名的是某海滨地区将沿海的高价土地以一元人民币一亩的价格出让，然后是内地某地区出台了外资企业投资，土地不仅无偿提供，而且提供一亩土地给十万人民币开发补偿费。
如此，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尽管提高了ＧＤＰ和就业，但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并没有大的改善，当地的税收也没有实质上的增长。这使当地政府不得不从百姓身上搜刮更多的财富。事实上，这是中共乱收费最严重的时期，也是经济政策和司法最混乱的时期。
地方诸侯形成与中央反经济割剧
地方政府财政拮据必然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困难，而中国的的金融体制是中央寡头制，但地方政府又管理并决定着中央金融体系下各地银行领导人的命运。这种畸型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交合到了一起就形成了各种漏洞。地方政府利用中央银行管理上的问题，大量向银行举债，形成了“地方举债，中央偿还”的奇怪现象。事实上，中共金融体系中的巨大金融坏帐，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恶意所为。当朱镕基看到财政失控的时候，企图以撤销省直银行而代以中央控制的大区银行制度时，地方上的经济割据事实上已形成。
中共采取的“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策略，在没有完整的司法制度情况下，实际上就放弃了社会公平。地方政府可以无司法限制和道德限制全面权利扩张。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团使上海、浙江、江苏等省份的经济得到了更多的政策上的优惠，超乎寻常地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反，中国西部地区是停滞的。金融界的倾向性投资和逐利性行为无形中加大了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江泽民与发达省份有着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和政治基础，在胡温执政之后，这种中央与发达省份地方官员的密切联系的纽带破灭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更需要利用本身的经济资源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中国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在实际运作中，地方政府有权利去出售土地来补偿当地政府的行政开支。地方政府有了卖地这不被任何人监控，没有预算的第二财政来源，就引发更多的官商腐败行为。商业利益被引进到权利垄断的政府行为之中，中国的实际政治形态已经从极左的共产主义状态转移到了极右的国家资本主义状态。
地方诸侯捆绑战术对抗中央集权
地方经济势力的强大，并不表明其政治势力上的强大。军队往往会影响到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行为。地方经济实力的强大只能为地方官员谋取政治权利上的好处及中央政府对他们腐败和滥权的寛容。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所采取的方式也是用“一拖，二改，三应付”来维持，更多的方式是以“地方情况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等方式来解释其拒绝执行中央政策的行为，更有地方利益用捆绑战术来制约中央政府的政策实施。
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胡温政府上台初期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面对地方经济割据的诸侯经济，中央政府采取了本不适宜的行政手段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公平现象。但在上海和浙江，江苏等省份遭到了极大的抵制。首先是，尽管被停工的是私人企业，但企业与地方政府有着相当密切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与私人企业共同造假，欺骗中央政府，将被停工的企业债务全部转移到国有四大银行。“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实施的结果是，国有四大银行陡增数百亿银行坏帐，地方企业被“调控”，中央政府“负债”。最终，“宏观调控”不了了之。
地方经济诸侯挟持中央政治
中共在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更缺乏司法体制的改革。其结果是畸型发展出了一个“经济联邦制”。传统上，它建立的基础是在中央政府领袖是民选，有合法的认同。另一种状态则是强权政治统治。如果没有这两种政治基础，类似中国的经济联邦制度就会在中国的现存制度下形成严重的不公平的经济掠夺和政策上的混乱。
地方挟持中央的典型案例就是最近在中国广东省发生的汕尾杀人事件。按照中共的条例，地方军队和武装警察没有开枪的权利，即使是调动小规模的武装部队均需要通过大军区批准。但这个经济发达地区要兴建发电厂，又有相当规模的地方官员参股在其中。巨大的经济利益与地方权利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官商结合的利益集团。当农民被逼走向强力抗争的时候，地方政府采取了开枪杀人的手段。这不仅仅是显现了地方政府与军队的勾结，同时也显示了地方政府无视中央政府政策和指令的傲慢态度。在此事件中，中央政府先是震惊，接着是要求地方政府对开枪事件的当事官员进行监控和逮捕。中央政府担心的是“和谐社会”的政策无法体现，在国际社会引发更多的反应。中共十几年来精心打造的政党面目被再次毁誉。但地方对中央同样提出了一种不容辩解的理由：“农民闹事，如果不镇压，必然会引发全国更多的抗争。地方政府并非为了个人利益，建设电厂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符合国家政策。而农民抗争已经采取了“暴力”手段，如果不采取果断手段，开枪杀人，这个农民抗争就会星火燎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甚至是整个执政党的安危”。正是这个理由，中央政府不得不对地方政府让步，对汕尾杀人事件采取默认和支持的态度，胡温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政不得不在地方诸侯的挟持下面临再次失败。
诸侯经济将迫使中央施行联邦制
胡温执政，不仅仅缺乏合法的执政基础，更缺乏有效的地方政府支持。胡温为了自身利益，就需要获取地方官员的行政支持和财政支持。这就形成了中共执政以来非常微妙的一种现象，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来取得权力控制，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和地方官员妥协来取得他们的权力认可和支持。
“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中共教育副部长退休前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了地方诸侯经济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挟持的现状。诸侯经济的最后结果是中国的各地区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地方民众抗争日趋高涨，地方官员也会被当地利益集团进一步挟持，最后的可能是在政治体制上寻求“政治联邦”，经济联邦的诸侯经济也进一步弱化中央政府的管制。而中央政府就不得不去谋求司法制度上对地方的约束和政治制度上的约束，以此保障中央财政的收入和政府的维持运作。
原载《动向月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