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
謬論：馬列主義共產黨把自己在中華建立的政權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其名曰「新中國」；把他們毀滅中華民族的罪行粉飾為「建設新中國」；把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挾持、綁架、奴役，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
駁論：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屬於中華，也不代表人民，更非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而是20世紀30年代蘇俄控制下的「中華蘇維埃」的法統在中國境內的延續與變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馬列主義專制帝國」。所以它既不是「新中國」，更不會去建設「中國」，它的存在正是對代表人類最先進文明的真正「中國」的野蠻侵略和蓄意破壞，以把「中國」徹底逼入「亡國滅種」的絕境！
正論：所謂的「中國」，其內涵不是指地理意義上的地域、政治意義上的國號、人種意義上的種族，而是指文化意義上的「民族」。所以，「中國」一詞首先是指「中華民族」，她是我們祖先在歷史進程中，面對人事變遷、江山易主、朝代更替、成敗興衰的社會時勢，用以標記我們民族特性、傳承我們民族文化、維護我們民族利益，而對我們民族的所有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及精神文明在文化層面上做出的哲理性概括與總稱。「中國」乃「中道」之國，是居於文化高位的「文明」，而非居於地理中央的「國家」，「中國」一詞有著深刻的道德修煉內涵，她是人類文化永恆的「神燈」。
一，「國家」與「中國」的由來及歷史演進（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為考察對像）
要明白什麼是「新中國」，先得知道什麼是「中國」，那就得從「國」的演變史講起。
「國」起源於「封建邦國制」時代（以社會管理形式為角度界定的歷史階段可參照伏魔十三式第一式和第三式中的相關論述），是指諸侯的封地，其含義與「邦」相同。「國」（或「邦」）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清晰政治意義的社會單位」，也即行政單位，它的形成標誌著人類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簡單社會系統開始向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複雜社會系統轉變，從「氏族社會」開始走向「民族社會」，於是，社會管理方式也就相應地從「氏族治理」演變為「邦國治理」，之間對比關係標示如下（圖1）：
（社會歷史階段）氏族族長制——→封建邦國制
（社會治理方式）氏族治理 ——→邦國治理
（社會聯繫紐帶）血緣關係 ——→地緣關係
（社會形態標誌）氏族社會 ——→民族社會
可見，「國」就是人類在民族社會形態下，對其所採取的邦國治理方式下的基本行政單位的稱呼，其最初含義與今人所謂的「國」大有區別（今天的「國」正是在封建邦國制時代 「國」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期間經歷了「國」的地域範圍的擴大、政治含義的定型、以及文化內涵的統一等等複雜的歷史過程）。
「家」是封建邦國制時代的另一個行政單位，指卿大夫的封地（一般由諸侯對自己的親屬近臣所封），在行政級別上稍低於 「國」（或「邦」）。「家」和「國」本是含義相近的概念，也由於其同屬社會行政體系，所以常常互文連用以表示諸侯的整個封地，稱為「國家」、「家國」（或「邦家」、「家邦」），其含義與「國」相同。但在歷史的演變中，「國」與「家」卻經歷了完全相反的過程，「國」的意義越來越大、內涵越來越豐富，最終成為整個民族文明的總稱，並在稱呼上演變為雙音節的「國家」；而「家」的意義則越來越小、內涵越來越狹隘，最後只用以表示親屬社會關係組成的最小社會團體，其地緣關係性徹底喪失，完全回歸了血緣關係性。這是「國」與「家」在概念上的演變過程，下面講講「國家」的歷史現實演變。
我們民族大概在黃帝時代就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吧！因為「民族」與「國家」是基於地緣關係、在不同邏輯角度下同時出現的、互相對應的歷史形態（見上面圖1所示），既然「中華民族」起源於黃帝時代，那麼「封建邦國制」也應從那個時代開始形成出現。這個假設也很符合邏輯，因為到夏商周時期，華夏大地上已經成邦國林立（封建的產物），動輒數以萬千計，推根溯源其發軔自然要追尋至黃帝時代了（可惜上古史料太少，作為常人中的學者只能依靠邏輯推演，而無法做詳盡的歷史考究了，但至少可以認為黃帝時期是封建社會的開始，而西周時期是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期間自然有一個社會管理制度越來越複雜的發展過程）。
封建時代的邦國關係是一種「鬆散的地緣政治關係」，實力最強大的邦國君主以天下萬邦的「宗主」而居「中央」（關於中央的意思涉及到中國的來歷，下文有解）君臨四海，其稱號上也有別於一般邦國的「公侯」，而稱為「王」，又尊稱為「天子」。但這並不意味著「天子」對諸侯國有直接的操控權力，「天子」只是諸侯國名義上的「宗主」，它的意義只在於榮譽與號召力，並不直接管轄諸侯國內的具體事務，而諸侯國「公侯」對自己封地（國家）內政務的處置也無須通報「天子」，無須對「天子」負責。諸侯國對宗主國只履行一定的祭祀、納貢及出兵打仗的責任，祭祀是封建時代的禮，也就是政治法律方面的責任，納貢是經濟方面的責任，征戰是軍事方面的責任。這樣，諸侯國與宗主國之間通過祭祀、納貢、征戰的方式而形成一種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統一性聯繫，以此形成了現代意義下的「國家」的雛形。
封建社會末期，宗主國的地位逐漸削弱，天子已不能號令諸侯，徒具名號。經過諸侯國之間的征戰與吞併，邦國林立的局面被打破，邦國的數目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幾個實力強大的邦國成鼎立態勢。在此過程中，歷史沿著以下的邏輯線索演變：「鬆散的地緣政治關係」向「緊密的地緣政治關係」發展；諸侯國與宗主國之間的「平行行政關係」向地方與中央之間的「垂直行政關係」發展；「邦國治理」方式向「郡縣治理」方式發展，等等。這一切都意味著封建社會行將過去，而新型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社會即將登上歷史舞台，現代意義的「國家」正是在這個新型歷史階段形成並定型的。各種角度下的歷史階段之對比關係如下圖所示（圖2）：
| （圖2） |
一般來說，現代意義的「國家」應該具備以下基本特徵：１基本穩定的疆域；２統一的行政系統（包含文政軍事兩方面）；３統一的標準體系；４統一的文化傳承。
公元前221年，周朝分封以來的最後一個諸侯國齊國被秦所滅，秦國一統天下，開創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一統局面。秦的統一為現代意義的「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此筆者不進行價值判斷，即不評判大一統的好與壞，而只講歷史事實），根據以上的四個標準，秦帝國在當時至少完成了前三項工作（第四項由隨後的漢朝來完成）：１秦朝時代真正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其所控制的疆域之遼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後世華夏兒女開朝立國的基本地域範圍；２廢除封建制，實行郡縣制，把全國分為36郡（後隨疆域擴大增至40餘郡），郡下設縣，委派地方官垂直管理，統一了全國的行政系統；３統一了當時混亂的標準體系，如測量領域的度量衡，經濟領域的貨幣，文化領域的文字等等。這些改革使中國歷史進入了嶄新的階段，使傳統 「國家」的內涵和實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此時的「國家」不再是諸侯的封地，而是包含整個「王土」，在地理意義上近似於從前的「天下」，在政治意義上則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成為新王朝所建立的新型政治實體的總稱。
當然，現代意義的「國家」還需要穩定的民族心理與民族精神來支撐（這樣，「國家」在文化意義上就近似於「民族」），但由於秦朝的短命（秦只會破壞文化，而不懂文化建設），這一最重要的工作只能由隨後的漢朝來完成，相對於秦朝只是用暴力手段建造了一個帝國所需要的硬件系統而言，漢朝可以說是為這個硬件系統開發了軟件操作系統，使之真正具備了可操作性。以儒學（實為外儒內道）為「立國之本」的基本國策的確立，標誌著經秦的暴虐混亂及漢的撥亂反正後，發源於黃帝時期的中華文化在漢朝終於迎來又一次的輝煌，中華文明開始進入了另一個成熟階段，「外儒內道」的修煉文化以「國家」的形式正式成為我們民族的核心精神，具有現代意義的「國家」也於此基礎上正式成型，並在這套軟硬件良好結合的系統上一直穩定運行2000多年至20世紀初（後被共產黨毀壞，這正是本文要講的，見下文）。我們今天稱自己為漢人，稱中華文明為漢文明無不源於那個光輝的時代，承受她的文明之光的恩澤。
總結一下：什麼是現代意義的「國家」？它包含三層意義：１在地理意義上近似於傳統的「天下」；２在政治意義上等同於中央集權制下的「王朝」；３在文化意義上等同於「民族」（民族是基於文化而言的，下文有解）。
現代意義的「國家」與封建制時期的「國家」之區別：在地理意義上，前者的範圍遠遠大於後者；在政治意義上，前者是中央集權制王朝，後者只是封地，屬於當時政治實體的一個基本行政單元；在文化意義上，前者擔負著傳承文化的主體責任，後者只是傳承文化的單元載體。
現代意義的「國家」形態的形成，標誌著「王朝史」的真正開始（相對應也可把封建時代稱為「國家史」，那時「邦國」或「國家」作為封地是不穩定的，「國家」之間相互吞併或被迫舉國搬遷是常有的事），由於具有了相對穩定的文化意義，「國家」在範疇上也獲得了相對穩定的歷史地位。我們今天常說：「我們國家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很顯然，這裡的「國家」不是指哪一朝哪一代，更不是指封地，而是對我們整個民族5000年歷史的總稱，那麼此「國家」既非地理意義上的國家（地理上的疆域變動不定），也非政治意義的國家（王朝也是更替輪迴），只能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只有文化是最穩定的），相當於「民族」的互文代稱，所以，也經常把「國家」和「民族」連在一起使用，如「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貢獻」等等。在此過程中「國家」越來越多地顯示出其穩定的文化範疇的意義，這個越來越明顯的文化意義上的「國家」在歷史上早有一個專用的尊貴名稱，那就是讓無數文人唱不盡讚歌，讓無數英雄思之神往，讓歷代幾乎所有王朝都想在法統上繼承、在名號上標明的、獨一無二的——「中國」，現代意義的「國家」可說是「中國」拓展的結果，是「中國」歷史演進的第三個重要階段（下文有解）。
什麼是「中國」呢？
「中國」，顧名思義，「中央」之國，但絕非一般地理意義的中央。她的起源至少也應該追溯到「國」產生的時代，即封建制的開始階段。「中國」的意義關鍵不在於「國」，而在於「中」，當我們的祖先憑借高於周邊地區的文明而有了「居中央（或處中位）統治四方」的思想時，可以說「中國」已經產生了，解讀「中國」其實就是解讀「中」。在我們的文化體系裡，「中」有著異常深遠的含義，在方位上「中」表示四方之內，天地之心，在屬性上表示不偏不離、陰陽合和的狀態，這正符合「道」的要求，所謂「中即道也，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可見「中」在我們文化體系裡是何等的尊貴，何等的地位，儒家以中為道，守中之庸（庸為常），以「致中和」為入世修煉的最高境界。很顯然，「中國」一詞開始時就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內涵，她起源於我們這片土地上「炎黃文明」開始的地區（既以炎黃為祖先，更早的文明就暫不追究了），她一出現就不是地理意義的，而是文化意義的，這就好比黑暗中的一支燈，無論放在哪裡都是中央，並以此中央為圓心把她的光芒由亮到暗向周圍輻射。所以，「中國」在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就是指最發達的地區、最高度的文明、最先進的民族，這樣的「中國」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自然是起源於黃帝時期，屬於黃帝開創的文明體系，因此，黃帝才是「中國」之民族的祖先。
可見，「中國」是居於文化高位的「文明」，而非居於地理中央的「國家」（邦國）。大陸一些學者在考證「中國」的來歷時，認為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地理知識匱乏，祖先總是以為自己住的地方在天下之中央，認識上產生了誤會，所以才叫「中國」。這真是無稽之談，且不說在地理意義上我們祖先的認識也並沒有與現代地學的結論相違背（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點都是地球表面的中心），就算以地學規律來理論，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叫做「中國」，那也存在一個名位競爭的問題吧！即誰才應該是「中國」呢？誰才可以配得上稱「中國」？既然地理意義上大家都平等，那就拋開地理不談，比一比誰才符合「中」的屬性，擁有「中」的教化，以「中」之道來立國？惟有如此無處不「中」的「國」才可以配得上叫做「中國」，才能以其「幾於道」的高貴文明來指導臣民、教化人類、輻射周邦。而這樣的「國」除了我「炎黃文明」之「國」，還能有誰？「中國」乃「中道」之「國」，這正反映出我們民族文化的核心與特徵，也是我們「國家」與「民族」賴以存在、維繫、發展、壯大的根本。到近代，「華夏族」（漢族）以「天下第一民族」的姿態傲立世界東方，不正是以「中道」為立國之本的「炎黃文明」之特別優秀的明證嗎？
「中國」的歷史發展經歷了四個重要階段，如下：
１黃帝時期
由黃帝開創的以道德修煉文化為宗旨的人類文明是「中國」的起源，她像一盞神燈，照亮了5000年前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於是這個地區就成為「中國」最初的疆域。「民族」從這個時期開始形成，「邦國」從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中國」也應在這個時期有了她的實指。至於「中國」這個名號是不是在這個時期也已經存在？由於歷史資料的缺失無法考證了，但如果能懂得「中國」以「中道」立國的由來，這一名稱的考證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因為「實」已存在，「名」叫什麼又有何妨呢？
２三代時期
從夏商周開始，名稱上的「中國」逐漸現於史料。考古發現，「中國」一詞在西周武王時已被使用，而更早的商人則稱自己的國為「中商」，相當於「中國」的商代階段。可見，「中國」之文明經五帝以後已逐漸發展壯大，一脈相承的道德文化體系已深入黃河流域各部落的民族心理之中，成為他們追求和實踐的目標，並影響周邊地區使加入到「中國」的邦國和民族越來越多（這個時期「中國」的擴大實際上並不是宗主國獨立完成的，而大多緣於分封的邊緣邦國對周邊地區的經營與開拓）。
３秦漢時期
秦一統天下，結束了封建邦國制時代，「國家」一詞有了新的含義（見前文），地理意義擴大，政治意義增強，文化意義凸顯。後經漢朝的經營，以外儒內道的立國之本繼承了「中國」的正統文化，「中國」和「國家」漸成一體，文化意義的「中國」與地理意義的「國家」以「政治實體」的形式互結姻緣，於是，「中國」有了相對穩定的疆域，「國家」獲得了文化的身份（文化居內，制度居中，疆域居外，三個層次關係下文有解）。「中國」的名與實、神與形、體與用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至此已成為「名實相符」、「形神皆備」、「即體即用」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兩漢以後，「中國」在政治、經濟、疆域、文化、民族主體等領域已基本定型，延續2000年直至中華民國時期。此間經歷了外族入侵，王朝更替，政權林立，疆土分裂等各種複雜情形，但「中國」卻一直存在，因為祖傳的文化從來沒有被入侵、從來沒有被更替、從來沒有被分裂，因此，「漢民族」才越來越壯大，成為當今天下第一民族。
４中華民國時期
20世紀初，由孫中山開創、由蔣介石繼承的「中華民國」結束了兩千年的「集權專政制」，在「中國」歷史上首開「民主憲政制」的新型「共和」政治制度，使「中國」進入了現代階段。但這個時期由於日本侵略、俄共主使下的國際共產主義勢力滲透，「中國」遭受了史無前例的災難，主權被割，領土被佔，在文化上更被共產主義徹底地破壞，使「中國」處於亡國狀態（下文再解）。
[註：傳統文化的強勁生命力在90年代又復活、壯大，以道德修煉為核心的民族文化傳播全世界，正使「中國」在21世紀走入全面復興的階段，扭轉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局面，使人類文化的傳播回歸到東學西漸，由「中央」輻射四周的正常軌道，「中國」將又一次成為人類文化的神燈，先進文明的光源。]
順便解釋一下近代的歷史，以解開許多人心中不解的結。「炎黃文明」既然那麼優秀為什麼近代又「落後」於西方，要學習西方呢？
首先，文明的優劣不是靠武力的強大來決定的。蒙古人在歷史上不但侵佔了我們的國家長達80多年，而且其勢力遠達今天的東歐，武力不可謂不盛吧？但沒有人認為蒙古人的文明優於我們華夏族的文明。反過來，如果誰厲害誰就優秀，那麼流氓比君子厲害（由於其不講道德的手段），是不是就可以認為流氓的文明比君子優秀？文明的優秀是由文明所處的道德層次來判定的，此為其一。
其次，中華文明從來就沒有落後於西方。近代受欺辱只是歷史的暫時，屬於漫長歷史中的正常部分，我們「中國」在歷史上經常遭受周遍落後民族的侵略，丟土失疆、割地賠款是常有的事，但並不是由於我們文明的落後，而是由於政治集團的腐敗與墮落使代表先進文明的「中國」國力衰弱，不能有效整合軍事力量來抗敵所致的！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與文明的先進或落後是不能劃等號的，此為其二。
再次，我們學習西方也並不意味著一定比西方落後。「中華文明」在近代受到西方利益原則的衝擊，道德層次下降，社會關係趨向利益原則，所以才學習西方利益平衡原則下的制度文明，這是學習比我們「中華文明」層次低的部分（可參讀伏魔劍式第五式），不值得大驚小怪，在歷史的長河裡也只是權宜之計，未來的「中華」還將是以道德立國，回升至道德社會關係，並輻射西方，此為其三。
最後，歷史上所有侵略我們「中國」的外來民族只有兩個下場，一是放棄自己的原有文化，加入到我們「華夏族」先進文明的行列中來，二是被稍後奮發圖強的「中興」政權趕出「中國」。西方國家不也是這樣嗎？19世紀開始侵入「中國」，到20世紀上半葉，由於國民政府的抗戰（對百年來外來侵略勢力的總反攻），其侵略勢力被逐一趕出「中國」，近年來又被我們「中國」正統的道德修煉文化所影響，正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神光照耀的一部分。所以，所謂的「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只不過是歷史唯物主義及無神論毒害下對歷史的誤解而已，此為其四。
本章小結：
「中國」——人類文化的「神燈」，既是邏輯上的「道德國家」，也是歷史中的「先進文明」，這麼重要的事實，到今天應該有一個清晰的結論了！
二， 「民族」與「華夏」的由來及歷史演進（以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為考察對像）
「中國」是我們文化意義的國號，而「華夏」（漢）則是我們文化意義的族號，二者互文對應，是「國家」與「民族」在我們文化體系中的具體稱號，上文講了「中國」一詞的深刻內涵，下面再講「華夏」一詞的華美寓意。
「民族」，按照大陸教科書的理解，是「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的社會共同體」。這一定義把凡是「民族」擁有的都包羅進去，卻沒有點明「民族」的實質是什麼。「民族」實質是指在統一文化範圍內的氏族聯合體（民族出現後，民族之間又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多民族聯合體），「民族」的核心在於文化，或者也可以說穩定的共同文化是「民族」唯一的特徵。
從前文知道，「民族」開始于氏族融合的時期，社會聯繫方式從血緣關係紐帶開始演變為地緣關係紐帶，從前穩定的內部聯繫——血統——被打破了，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如此眾多的氏族部落，如何才能把他們重新整合成一個強大的穩定的社會聯合體，惟有用共同的文化來完成。可見，「民族」既不是血緣的，也非地緣的，而是文化淵源的，無論是什麼血統，無論居於何方，只要是同一種文化的擁有者和傳承者，那就是同一個「民族」的成員。
解釋一下，以血統而論，今天的「華夏」族成員大部分已非「炎黃」的後裔，但都以「炎黃子孫」來共稱呼，說明我們是繼承了「炎黃」所傳的共同文化，如此才有資格稱「炎黃子孫」，否則這個子孫又是從何說起呢？以地域而論，今天「華人」的足跡遍佈全球，國籍（政治地理意義的國家）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說著漢語、用著正體文字（大陸所說的繁體字）、信守儒釋道精神、用天人合一的思維來看待事物、思考知行、捨取審美，繼承我民族道德修煉文化的就都是炎黃子孫；以國外的例子來看，猶太人亡國後曾在在世界各地漂泊流浪達一千年之久，期間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土，但猶太這個「民族」卻一直保存下來，沒有覆滅在歷史的煙塵之中，這緣於猶太人在苦難中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文化、堅守著自己的傳統，所以才能等到20世紀回歸故鄉的那一天。可見，惟有文化才能使地域分散、血統有別的不同部落、不同人群形成具有共同心理（思維方式）、共同傳統、共同制度、共同信仰的統一「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最基礎最核心的要素。
我們「華夏民族」是以「炎黃」開創的道德修煉文化為根基發展繁衍出來的「先進民族」，環顧世界，惟有我們「民族」完整地保留著上古聖人開創的人類最正統的文化——道德修煉文化，這是「華夏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擔負的特殊使命，是我們的無上榮譽。
「華夏族」（或「漢族」，近現代以來也可簡稱為「華族」），在其發展史上經歷了四個階段分明的時期，如下：
１黃帝時期
大約5000年前，居住在沿黃河流域今陝西中部、河南西北、山西西南一帶（大概的範圍吧，這個問題上不作細究）的姬姓黃帝部落與姜姓炎帝部落經過一系列的戰爭而融合成新的「炎黃」部落，並不斷向四周擴展，逐漸影響征服了周圍的黎、夷、苗、戎等部落，形成了「越來越大的部落聯合體」（這大概就是「邦國」的前身吧）。這表明我先民正開始從「氏族社會」進入「民族社會」，「炎黃」遂成為我「民族」的始源，黃帝成為我們的人文始祖。
２夏商周時期
黃帝以後，「炎黃文明」又經堯舜禹時代，進入了「夏」時期。「夏」是「中華」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的國號，也意味著遠古「無為之治」的終結，近古「禮治」的開始。「夏」歷經400年的發展，其文明輻射周邊，文化影響日益深遠，因此，雖然夏朝滅亡後歷史又經商周兩朝，但隨後的商周卻都以「夏」的繼承者自居。此時，「夏」已不再是一個朝代、一個國號，而成為一種先進文化的代表，是後繼王朝及周邊地區仰慕和效仿的楷模，因此，「夏」又被賦予了諸多美好像征，在原義（原義本文不考）基礎上被引申為「雅大」之義。周朝分封了很多諸侯國，它們的勢力強大以後，也都以 「夏」的正統而自居，於是就有「諸夏」之謂，與之相應的是「蠻夷」，所謂「明夷夏之辨」就是要明辨我族與異族、先進文化與落後文化的區分。可見，「夏」在此時已成為我們民族的代號，標誌了從黃帝開始的一種一脈相傳的先進文化系統。
「夏」後來又衍變出「華夏」一詞。「華」字本義原為「花」，後來引申為光華、美麗、鮮艷等意思，那麼「華夏」就是「光華鮮美高雅盛大」的意思，其寓意大概是說我們民族的文化既高大又先進，像陽光一樣光輝燦爛、普照四方，像鮮花一樣美麗鮮艷、芬芳四溢，如此看來，「華夏」實乃我民族最美麗最浪漫的稱號。
３兩漢時期
兩漢以後，由於漢朝的盛世武功，「漢」開始成為我們民族新的稱號，其意義也如「夏」一般被賦予了先進文化的內涵，成為「中原文明」的標誌，而「漢族」也以其高度的文明不斷融合周邊的民族，逐漸發展成今天全球最大的民族。
「漢」與「華夏」，二者在民族指稱上本沒有區別，僅在文辭上「華夏」有諸多美義，而「漢」只源於劉邦的封地地名沒有特殊的含義。魏晉時人注重審美，古語的「華夏」符合魏晉人士的審美需求，於是這一逐漸廢棄的稱號又活躍於文章辭藻之中，並一直沿用至今。
４近代時期
「華夏族」發展至近代，文化意義更顯，在含義上超越了「漢族」，成為以「漢族」為主體包括周遍少數民族（認同「漢文化」、接受「漢文化」所教化）在內的所有「中華」疆域內的民族共同體的統稱（在成員上也包括繼承了中華文化的海外華人）。這反映出「華夏族」的文明之光在5000年後的今天依然影響輻射著周邊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民族融合的過程在現代時期依然以歷史的一貫規律而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華夏族」這個世界上最具包容性，從不發生血統清洗、種族迫害的道德高尚、文化先進的民族正在以其無比寬闊的胸懷不斷地接受著新的成員。
[註：1949年之後華夏族遭劫，內部已經被改造為非華夏族，但在海外真正的祖傳文化依然保存完整，假華夏族與真華夏族共同影響著周邊地區及全世界，情況異常複雜，本文此處只作簡單處理，著眼於未來撥亂反正後的正常歷史狀態，而對華夏族遭劫的歷史過程留在下文詳解！]
略解「中華」的由來
「中國」與「華夏」在兩漢以後逐漸統一起來，國號和族號合二為一，於是有了新的名稱——「中華」，大概是取「中」之深義、取「華」之美義，哲理和審美相結合的結果。所以，「中華」一詞既可用於「民族」稱號如「中華民族」，也可用於「國家」稱號如「中華民國」，近代以來，「中華」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成為「中國」與「華夏」的代稱。
「中華」、「中國」、「華夏」是我民族獨有的稱號。放眼全球，綜觀古今，也惟有我們民族不僅能給自己的歷史文化傳承冠以如此意蘊豐富、如此華美瑰麗、如此寓意深遠的名號，而且也能以此「中道」立國，傳承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光華盛大的、完整體系的道德修煉文化，此實乃我民族之福，之德，之無上榮耀！（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