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訊】最近在熱炒《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篇文章，稱它的作者是「胡錦濤文膽」、「胡錦濤高級幕僚」、「前沿智囊人物」，稱此文「勾勒出胡溫主導下的政治改革藍圖，標誌著中共當局決心推進民主改革而邁出的重要一步。」這些過甚其辭，用一句粗俗的話概括，叫作「牛頭不對馬嘴」。胡氏真的「決心推進民主改革」？有什麼真憑實據？不要說十七大前他無此決心，十七大後也很難下這個決心。「民主改革」意味著中共整個體制推倒重組，小胡有這個膽識？中共保守派允許他如此「胡來」？這種無端揣測迎合的是大眾中間蘊藏的領袖情結：官要「良吏」，君要「聖主」，一切由他們安排。所以，過去捧毛為「聖主」，毛倒捧鄧為「明君」，現在又捧胡：一篇鼓吹民主基本理念（含有某種偏見）的文章竟然引申成胡的政改藍圖，散播這種無根據幻想只能誤導公眾。《爭鳴》月刊元旦社論說得好：勸君莫唱幻想曲。
《民主是個好東西》發表於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報理論版爭鳴專刊，標題是《關於《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辨正》。編者將它作為學術探討文章刊出。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第367期）轉載時將它放在「參考文摘」欄，意即聊備一說，僅供參考。此文在這兩種報刊所受待遇說明編者並非支持它的觀點，不過是讓讀者開開眼界，活躍一下理論思維，製造一點輕鬆氣氛。如果此文真的來頭不小，是透露胡氏「政治改革藍圖」的信號，難道報刊敢把它放在「爭鳴」專刊，僅供讀者去辨正、參考嗎？
人民日報、新華網也轉載此文，其他媒體跟蹤而上，說明背後必有操線者指使。這倒不是說當局將此文視同「毒草」，發動全國來個大批判。現在的掌權者既無心也無力再玩這種階級鬥爭把戲。此文發表時已把一些太礙眼的字句刪去。原文批評一些官員抵制民主卻不明言，「會說，民主怎麼不符合國情民情，民主的條件怎麼不成熟，公民的素質怎麼不行；或者說，民主的毛病是如何如何的多，民主會帶來多少多少的危害，等等」，此句有譏諷胡溫之嫌，故刪去。由此也可證明此文並非奉胡氏旨意而作。那麼，為什麼要興師動眾、大肆張揚《民主是個好東西》呢？奧運會即將舉辦，當局向世界展露的專制形像實在有礙觀瞻，必須來點化妝品粉飾一番。這篇短文中又是「人民的選擇」，又是「人類的基本價值」，滿是「西方」語言，沒有馬列教條，討論起來又這麼熱鬧，不明真相者以為中國大陸在熱氣騰騰議論民主，好不快哉！方覺先生稱此舉為「編造民主改革的虛假信號」，一語中的。
這篇文章表達了作者關於民主的基本理念。他說：「民主是一種保障主權在民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民主最實質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選擇。」他歸結說：「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不要認為作者宣揚的關於民主的普適價值在世界多數人口中已取得共識，無足新奇。要知道，這是從一個奉行專制主義的政黨內發出的聲音，是對著國家的專制主義制度發出的聲音，是向著被專制主義文化毒害很深的群眾發出的聲音。這樣的聲音具有超越一般學術研究的性質，是從理論上對專制主義發出的挑戰。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樣的聲音不是嫌其多而是嫌其少，不是嫌其高亢而是嫌其微弱。如果這樣的聲音彙集起來成為具有震撼力的呐喊，就會形成巨大社會壓力，那些把持專制特權的壟斷者就不能不認真考慮了。
俞可平教授是政治學與哲學雙重學者。他的視野涉及當代中國政治、政治哲學、比較政治、全球化、現代化、公民社會、民主治理、政府創新等廣泛領域。「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他厚積薄發所得，不是隨感，不是憤言，而是正反經驗的比較成果，是深刻反思的堅實結論。這種民主議論顯然與專制政黨主流意識相衝突，與它唱起反調。以廣泛而深刻的研究為基礎的這種叛逆之音是中共陷入思想危機深淵的產物。簡略回顧歷史就會明白：中共是列寧主義哺育起來的，史達林主義是它的教宗，毛澤東思想是它奪取全國政權的靈魂。「文革」血腥清洗使毛澤東思想失去權威控制能力，蘇東塌台推翻了列寧與史達林的教主地位。中共已經沒有支撐自己活動的思維力量，它已經無從辨別東西。鄧小平是沒有理論的瞎摸者，摸到最後發現自己說的話在打自己耳光。到江澤民時期，只能靠三句話（「三個代表」）活著，而這三句話卻成了權貴酒後相互取笑的談資。一個沒有理論思維的黨無法再以意識形態的嚴厲控制禁錮全黨力量，思想危機必然導致政治危機，離心力迅速漫延，中共「氣數」問題成了議論話題，說明它正在走向末日。這種前景，不少權貴是感覺到了，他們準備「大難臨頭各自飛」。只有少數既得利益者對此憂心忡忡，積極尋找挽救之路，其中有些人產生變革專制的意識，提出某種變專制為民主的方略。這就是俞可平提出「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的宏觀背景。俞所提問題關乎中共今後走向，這樣的敏感話題不能不引起黨內外普遍關注，所以，短文《民主是個好東西》刊發後引起海內外熱烈討論是很自然的。俞教授不僅推崇民主，而且，積20餘年研究成果，還提出整體政治改革原則：增量民主與善治。
所謂「增量民主」就是「漸進民主」。它的內涵是：（1）民主建設必須有足夠「存量」，尤其是必須有現實的政治力量而毋需完全重新培植，必須符合現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違背憲法和其他基本法律。（2）民主建設必須在上述基礎上有所突破。「突破」不是對「存量」的簡單增加，而是某種質的改進。這種改進對社會進步和公共利益具有正當性並為絕大多數公民自覺認同。（3）民主建設進程是眾多質的不斷改進，不是一次性全面突變，所以，質變過程是十分漫長的。它不能離開先前的歷史軌道，是歷史發展的某種延伸。
所謂「善治」是指社會管理過程和管理活動要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它的本質特徵是政府與公民合作管理公共生活，雙方呈現合作的最佳狀態。需要明確的是，政府是社會前進的火車頭，官員是社會列車的駕駛員，從而實現善政。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
他認為：「中國正在走上一條增量民主的道路，這是在中國目前現實環境下唯一一條通向善治的道路。」（《關於<增量民主與善治>一書的對話》，2005.10.17）
世間事物，有正必有反，有專制統治必有民主抗衡。儘管黨內專制壓迫是嚴酷的，對任何民主星火必撲滅之，但它無法阻止黨內傾向民主的呼聲。在俞可平發出民主呼籲之前，資深者李銳在中共十六大提出《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包括黨民主化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若干重要意見，要求「主動樹立對立面，‘唱對臺戲’」。另一資深者任仲夷倡導三權分立，「創造性地建立共產黨領導下的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要求開闢海南省為政改特區進行實驗。不久前，沉寂多年的謝韜發文，力陳將中共改造為社會民主黨的必要性，正好與資深新聞人士吳葆璋發表的荒誕小品《中共終局前的一天》相映，印證了改造中共成為新黨是黨內一部分人的期望。這些事例說明，俞可平現象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他們雖是分散活動，卻形成不同於中共實權派的力量，成為中共高層有影響的清流，是厭惡專制而傾向民主的開明派。中共的希望在這些人身上，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也與他們有著密切關係，因而不容輕視。
開明派政見中有兩方面是應當肯定的：（1）他們追求的民主對中共專制結構是一種銷蝕劑，其進步作用自不待言。俞可平的民主基本理念與世界普適性民主觀念接軌，說明黨內存在一種與民主轉型要求趨同的傾向，繼續擴大這種趨同面無疑有利於推進民主轉型。（2）開明派關於政治改革需要漸進的認識有其合理性。憲政民主的實施，公民社會的培育，社會自治的形成，行政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配合，都需要在漸進中不斷接近理想境界，不能一蹴而就。這種認識為大陸民主轉型提供了必須遵循的路徑。
開明派為救黨而提出的變專制為民主的見解不可避免存在一定局限性。對這種局限性，應當提出適當的商榷性意見，共同探討合理的認識，不能默視認同。概括說來，在他們對民主的追求中，不管提出的民主方案多麼激進，都存在一個根本性弱點：不願放棄中共「領導」。比如，俞教授推薦民主制度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他同時又讚賞「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怎樣理解這種「民主政治」呢？據官方《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詮釋，「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色」首先是指：中共的「領導」，這是在中共「領導」下的民主政治。再如，任仲夷推薦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認為這不是資本主義專利而是人類共同的政治文明，但他同時強調中國大陸建立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必須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這樣就產生一個矛盾：一方面要建立人類迄今最好的民主制度，要建立體現人類政治文明的權力制衡體制，同時卻要保存與普適性民主理念相對立的專制核心──中共「領導」，要維護與權力制衡相對立的極權制核心──中共「領導」。兩者難道能夠同時並存、相互融合嗎？要民主就必須捨棄專制，要權力制衡就必須捨棄極權（或後極權）制，不能相容並蓄。如果以維持「中共領導」為前提進行走向民主的小步移動，其結果只能是使中共壽命稍微延長一些，而不能斷絕專制的兇惡本質。所謂「中共領導」，其現實體現是「中共專制」、「中共獨裁」，是血腥暴政的總稱。向民主轉型，必須以廢除一黨專政為底線，這是不能有絲毫妥協與讓步的。希望開明派諸公對此有以自醒。
（2007.1.9）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