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下半年，自己從水路偷渡香港，功敗垂成，被香港當局反界回來後，在單位裏自不免要寫所謂的自我檢討和受批判。這對在大陸長大的人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歷次的政治運動都是這樣搞的。早期的偷渡香港，屬於敵我矛盾，叛國投敵,抓回來是要被判刑的。
後來到了1968年的文革時期，那些在文革中被利用完了的中學生，連續三屆的高中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幾乎全部一腳踢到各地的農村，農場和邊疆去當農民，美其名曰:“到農村鬧革命”，其實是下去當下等公民。於是許多覺悟了的青年不甘做下等公民，渴望資本主義的自由，掀起了一波波的偷渡去香港的高潮。每天被抓回來的人數以百、千計，而且都是些十多，二十多歲的青年學生，何來這麽多的“叛國投敵”？可能中共覺得自己的面子也不好看，後來才被定為“非法探親”，屬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抓住三次以上才判刑。
現三十多年過去了，回想當年這波偷渡潮，在今天看來，實在是一場無數熱血青年投奔自由世界的壯舉。無疑相當於當年的東德人民，冒著生命危險翻過柏林牆，去投奔西方自由一樣。唯現在的東、西德已經統一在自由世界的旗幟下了。反觀香港，自97年回歸中國後，民主和自由全面倒退，失去了當年自由港的本色。想當年那些冒死偷渡到香港的熱血青年，現在又重新回到中共之下，真是不勝感慨！
在這波的偷渡潮中，亦有不少青年失去了生命，其中有自己十分熟悉的工友和朋友，後面的文章會寫到他們。時過三十年了，不知現在是否有人寫過專題的文章和小說來紀念他們，不要忘卻這段的歷史。
回到工廠被整後，所謂“未得翻身先碰頭”，於是唯有“躲進小樓成一統了”。從1975年起，自己便成了中山圖書館的常客了。我自17歲因家中潦倒後實在太窮，便主動退學到一重工業工廠做工，要開三班制，十幾年下來，身體已經不行了。可見一個人逆運時，不但影響到家運，名利，事業，也同樣會影響到健康和身體。其間先是患過腎結石，發作時痛得死去活來，後來吃了百多副中草藥，才將它排出來。後來又三次肺炎，甚至懷疑是腎結核或癌，嚴重到要立即住院。但當時住院床位已滿，只好每天到醫院打兩次針。以後又經常低燒，所以上夜班成為一大負擔。
偷渡回來後，我向工廠提出身體多病為由，要求調動做日班工作，工廠當然不會同意去照顧一個偷渡回來的人。於是我便提出：寧可不要工資，輪到我開夜班時就請假，只開中班和日班。我深知當時實行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我這樣做是少勞少得，並不違反社會主義的“原則”，自己不要錢還不行嗎？就這樣下來，從1975年到1980年此五年內，我逢夜班就請假，幾乎全天泡在圖書館了。上中班時，上午也去圖書館，下午4時才上班。所以可以騰出大量專門時間去搞自己愛好的東西。
當然了，這五年來，每月工資只得三十多元，僅夠自己伙食和買書的錢，工廠裏的月度獎，季度獎，年終獎和分房等福利都沒有，但我並不在乎。因為我認為追求精神上的東西遠大於物資上的滿足，物質生活上只要兩餐一宿有著落，不至於太難為自己就行了。這期間，我在圖書館裏翻閱了大量各種類的書籍，從古希臘羅馬哲學，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歐洲哲學史，叔本華、尼采、康得、費爾巴哈到黑格爾，什麽都看，給自己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看歐洲哲學史時，許多時都提到黑格爾的“小邏輯” 是本最晦澀、最深奧、最難懂的書，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借來一讀。誰知一看之下，竟一發而不可收拾，放不下手來，發現自己找到了真正要找的書，不但不覺得難讀，反而覺得書中那些思辯哲理很合乎自己的口味吧。在閱讀的期間，不斷的迸出精神的火花，精神範疇被提高到一個嶄新的境界：從以往的知性邏輯範疇上升到理性思辯邏輯範疇，來重新審視一切，那時的興奮是不可喻言的，精神達到了最高、最充實的狀態，作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心得，用了半年的時間才精讀完這本“小邏輯”。
其後更伸延到所有已翻譯出來的黑格爾的其他著作，如“大邏輯”、“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 ”和“美學”等等，足足搞了四年多，讀書筆記和手稿疊起來有一尺多高。到後來搞算命時，認識了不少大學生朋友，他們來到我居住的斗室時，翻看那些寫滿字跡的一尺多高的筆記本時，不由得令他們咋舌。到了1979年，自己將四年多研究黑格爾哲學的體會和心得，寫成一篇長文，大膽地寄給了賀麟先生，他是中國第一個將黑格爾的“小邏輯”翻譯和引進中國的人，後來果真得到了賀老先生的親筆回信給以肯定和以資鼓勵。其後，又給當年的《哲學研究》編輯部寄去了一封關於當期一篇黑格爾文章的長信，很快就得到了該文章作者的回信，信中肯定了自己的研究，說很高興能看到在工人中能有真正理解黑格爾哲學的人。
後來和他通了許多信，建立了朋友關係，直到今天，仍有訊息交往。他後來建議我去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我再三考慮：因為當時我剛搞完了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我認為是馬克思理解錯了黑格爾哲學，才搞出了一個所謂“唯物辯證法”和共產主義學說的理論，提出所謂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我說這種學說完全是錯誤的，但“世界歷史”要為這種錯誤多走幾十年的彎路，才會認識到這種錯誤而糾正過來，但已整整犧牲了一代人的代價。當時我寫這段話時，是在1979年底，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仍未解體，兩年之後的1991年，“世界歷史”終於以其公正的步伐，徹底地否定了馬克思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公有制，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全面解體了。
現在的中國大陸，根本不再是什麽公有制的社會了，連當年被消滅的資本家都可以加入共產黨，但它仍固守著一黨專政。但相信“世界歷史”的車輪終將恢復歷史的公正面貌，而且這一天應為時不會太遠了。
由於我早有上述的思辯理念，我會被中共所辦的哲學研究所所容納嗎？反過來看，假如我真的是考進了哲學研究所，相信暫時可以帶來一些命運上的改變，但難保不有一天又會成為中共下一輪的政治運動的冤大頭了，這種經驗和教訓難道還少嗎？於是我坦白地以上述理由婉言謝絕了他的好心幫助，亦明白搞黑格爾哲學可以告一段落了。那時已經同時開始了對陰陽五行的八字命理的初步研究，相信終會有突破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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