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對東歐異議文學的閱讀，使中國文化界接受了一個全新的名詞——「薩米亞特」。「薩米亞特」本是一個俄語詞，最早被上世紀五十年代一個俄國詩人用來定義自己打字裝訂的詩集，後來成為七八十年代波蘭、匈牙利、捷克等東歐國家地下出版物的代稱，曾經有一位捷克出版家將「薩米亞特」與官方文學和流亡文學並稱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捷克文學的三個組成部分。
與「七七憲章」、「團結工會」等相比，「薩米亞特」這個概念傳到中國的時間較晚，但並不妨礙中國式的「薩米亞特」早已存在：從黃翔的詩歌到文革期間的《第二次握手》，從王立雄的《黃禍》到《哈維爾文集》的流傳——它們足以證實，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大國，隨著印刷技術的改進，「薩米亞特」正在蔓延。
而在中國談論「薩米亞特」不能不提及另外一個概念：圖書二渠道。與「二渠道」相對應的概念是「主渠道」，也就是說從出版社到新華書店的圖書定貨和發行模式。自上世紀八十年底起，在這種主渠道之外，形成了許多從事圖書出版、批發、零售的個體圖書經營者，他們逐漸佔據了中國圖書市場的半壁江山。嚴格說來，二渠道與「薩米亞特」並非一種重合關係，但「薩米亞特」圖書的發行，卻與二渠道的存在有著直接聯繫。
在各民營圖書批發點上，人們可能不會直接感受到「薩米亞特」的存在，畢竟圖書市場長期以來就是政府掃黃打非的重點領域，但對這個領域稍有接觸的人都會明白，那些「敏感」的書，實際上處處都是，在一家批發正版圖書的書店門面之後，可能就藏有大量的「非法印刷物」，由於中國境內的圖書全由國營出版社出版，而出版社的書號須向國家新聞出版署申請，那些想發財而有沒有關係和門道的圖書經營者，就打起了「非法出版」的主意。一方面，這種非法出版活動中存在許多侵犯版權的現象，另一方面，一些具有思想文化意義而又無法取得出版許可的圖書，卻也借此走向了市場。
事實上，《哈維爾文集》、《通往公民社會》、《李慎之文集》等「薩米亞特」作品，都以不同方式流向了市場。有趣的是，經常可以在城市的大街上看到完全屬於禁書的印刷品，比如說我在青島海邊散步時就買到過包遵信先生《六四的內情》，至於《中南海幕僚》、《中共第四代》等違禁作品，也很容易在各城市的圖書市場買到。
除此之外，各種或多或少帶有政治意味的民間出版物也在不同範圍內流傳，儘管互聯網時代的人們已不似過去那樣表現出對違禁出版物的強烈興趣，但朋友之間見面時，仍然會為交換一本市面上不容易見到的圖書而喜上眉梢，我就曾不同的朋友處借到過《楊憲益傳》、《林彪罪案重審》、《方舟》、《大風》等圖書或刊物，一般來說，拿到之後總要一氣讀完為快。至於文學藝術圈子裡的「薩米亞特」出版，更比比皆是。根據個人有限的接觸，可以斷言，目前中國的「薩米亞特」出版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二十年前的東歐。
但另外一種形式的「薩米亞特」出版物卻往往被人們忽略。據海外媒體報道：陳良宇涉嫌上海社保基金案免職、查處後，不僅吸引海內外媒體的關注，還延伸出另一種社會現象，是凡有關揭批陳良宇案的書籍近日都成了暢銷書，在上海市的地攤上十元一本，生意絡繹不絕，有市民還因此發了一筆小財。
香港《大公報》的報道說：臨近年關，年初才來上海打工的小李，正愁著沒錢回家，沒想到「陳良宇案」卻讓他發了筆小財。原來，他最近悄悄地搞到一批「揭批陳良宇案」的暢銷書，《超級大貪官陳良宇》、《陳良宇最後的判決》、《揭密社保案真相》等等，往地攤一擺，十元一本，生意絡繹不絕。而且在上海人流集中的地方，像小李這樣的賣書人還不少，可謂「滿城盡帶《陳良宇》」。
可以斷言，無論《超級大貪官陳良宇》，還是《陳良宇最後的判決》，或者《揭密社保案真相》，都不會是合法出版物，目前的圖書審查機制，決定了沒有哪家出版社會批准這樣的選題。
不能不敬佩某些圖書出版商的反應速度及組稿能力，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選題、組稿、排版、印刷、發行諸環節，可謂神速，這樣的市場反映速度，絕不是正式出版物能夠比擬的。
這些出版物往往隨便借用一家出版社的名稱（有時直接就連這點小名堂都不做），組稿後直接拿到可靠的印刷廠，神不知鬼不覺就印刷出來，然後借助二渠道的關係網絡，在最短的時間內推向市場，等掃黃打非辦公室的人反應過來，書可能就賣個差不多了。
類似陳良宇案後的《超級大貪官陳良宇》、《陳良宇最後的判決》、《揭密社保案真相》等圖書的大量出現，記憶中至少還有兩次類似的出版「風暴」，一次是陳希同案發後，一次是賴昌星案發後，都是一夜間鋪天蓋地地冒出許多與案件有關的書籍。買來翻看內容，半真半假，不可全信，卻也不可不信，其中，信史與傳言混雜在一起，通過作者的文字加工，往往很容易使人信以為真。我曾在圖書市場上買了一本有關高崗的「真相揭密」，回到家讀了二十多頁次確定為杜撰之作，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想像力之豐富。
這些圖書一般都自覺注意保持「政治正確」，畢竟目的在於賺錢，而不是招惹政府不快。但涉及到官員們的腐敗生活，則揭露起來毫不留情，甚至添油加醋，很容易在「政治正確」的背後，直指權力體制的弊病，激起民眾的憤怒，而其中往往又穿插官員們淫亂的私生活描寫（不能只怪這些圖書的作者們庸俗，現在的官員只要犯案，誰不被查出十個八個情人來呢？），增加了圖書的趣味性和娛樂性，迎合一般市民階層的欣賞口味，因此銷售量往往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這些消息靈通而又想像力豐富的圖書，瓦解了民眾對官場生活的神秘感。王躍文《國畫》出版之後，《油畫》、《彩畫》之類的仿作一時遍地開花，而且直接標有作者王躍文的名字，一開始往往也賣得不錯，透過這些真實或虛構的官場現形記，人們對於腐敗形成了更強烈的義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並不嚴謹的「薩米亞特」作品，似乎起到一些「以其昏昏，令人昭昭」的作用。
有一次，我在深圳的一家繁華超市門前遇見一位公開出售各種政治秘聞的小販，他自己編輯印刷了一本載有各歷史時期敏感人物的小冊子，文章有的直接選自新華社報道，有的則是從互聯網上下載的「反動報道」，其中有對魏京生和王丹的介紹，買小冊子的人絡繹不絕，也不見工商、城管來人干涉。對許多購買小冊子的年輕人來說，這本小冊子或許給了他們第一次接觸魏京生和王丹名字的機會，也算是一件趣事吧。
不過，任何判斷都應該建立在真實信息基礎之上，這種完全以贏利為目的的快餐式「薩米亞特」作品，往往只能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和發洩慾，出於搶佔市場能夠的商業目的，其寫作和編輯時間過短，不可能抱有很嚴謹的出版態度，它們對事實的描述不夠準確，對其中一些腐敗案件的揭露，也往往失真，比如陳希同案發後，模仿陳放作品《天怒》的《人怒》、《神怒》等，就有許多不實的描述，誇大了陳希同本人的涉案金額。這種失真當然影響了圖書的價值（但不能否認其中也透露出許多有價值的信息），於是，它們往往曇花一現，就被社會遺忘（何況總還有新的更大的案件密聞被披露，沒辦法，貪官們前赴後繼啊）。
我們當然不能把這些以商業為目的的官場現形小說與嚴肅的「薩米亞特」作品相提並論，但是它們都是主流言論渠道不暢的產物，在不同層面上，都是對信息封鎖的必要衝擊。而這另外一種的「薩米亞特」作品，以其發行數量上的優勢，在形成民間反腐的壓力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樣是研究當代中國社會轉型與變化的人士應該加以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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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8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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