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5週年祭日剛剛過去一週，我便因為一件法律事務飛赴首善之區的北京。
2004年6月15日上午11時許，在出差的間隙，我迎著京城6月酷辣的烈日，買了一些水果和一箱飲料，來到北京海淀區羊坊店博望園三號樓，意慾看望中國著名的政治受難者，世稱「國士」的鮑彤先生。
博望園三號樓的保安讓我登記，我表明了自己的律師身份，當他們發現要探視的人住在606時，立即警覺起來，就問我「你要見誰？」
我答「鮑彤先生。」
「你和他什麼關係？」
「朋友。」
問話的保安如臨大敵，立即向其上司撥打電話。我也迅即給鮑先生打了電話，鮑先生說他馬上下來。
我被那個打電話的保安帶到樓中的辦公室繼續盤詢。說話間，一個身著白色Ｔ恤的老人推開虛掩的門進來，我意識到是鮑先生來了（此前我與先生從未謀面），即起身與他打招呼。
果然是他。先生淺淺地笑著向我走來，我也迎上去，我們的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隨意地寒暄了一下，我們就往外走。鮑先生要帶我到他家，保安不許，雙方便爭執了起來。
保安見看的人太多，力勸我們回到辦公室裡，令我們坐下，而自己則站立一旁監聽我們的談話。
我簡單地介紹了我自己的情況（昨天晚上我們實際上已通過電話，但我未告知先生我已來到北京，也未表示要見他。因為我知道他的電話全天候地被監聽），便問起先生的身體及生活狀況。
先生自言他身體不錯。我看也是，70出頭的人了，看上去好像60來歲，只是眉宇間顯現出一種揮之不去的憂傷，讓人不覺一陣心酸。
問及其生活來源，他說「每月從國家領取500元的救濟金。北京的物價太高，錢不夠花，只有靠孩子和太太供養了。」
我們正談著，忽然進來三個警察，就要帶我去派出所。我問：「難道一個正常的社交性探視竟然要被追究責任嗎？」警方不容分說，硬要帶我走。鮑先生說，「我跟張先生一同去，他是我的朋友。」我勸鮑先生放心：「您不用去。您放心吧。」說罷轉身出門。鮑先生在我身後招呼著說，「談完話到我這兒來吃中午飯。」我苦笑：「看情況吧。」
坐上警車，不一會就到了羊坊店派出所。帶我來的警察將我領到一間辦公室，黑著臉，不跟我說一句話。我枯坐良久，他才帶進一個穿便衣的中年男子，對我說：「這是我們分局的領導。」這人將我又帶到隔壁的辦公室，攤開紙來，便開始作詢問筆錄。他主要追問我來見鮑彤的動機、目的。
我說我知道鮑彤先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在15年前的89民主運動中因言罹禍，是一個為中國民主運動付出巨大犧牲的政治受難者，我來看他完全出於人道關懷。我質問他們，「鮑先生在你們的深牢大獄中蹲了七年，早已被你們改造過了，現在他應該是自由之身，為什麼不許他接受探訪，難道他是這個國家不可接觸的賤民嗎？國家如果有法律規定，對刑滿釋放的人，在一定時間內不允許他作任何社交活動，並將此規定詔告天下，那是另一回事。如此，雖屬惡法，但總算是有法可依吧。而你們現在什麼法律依據也沒有，就粗暴蠻橫地剝奪了鮑先生會見朋友的權利。根據一項眾所周知的法律原則，只要法律沒有禁止性的規定，公民就可以有權利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
我繼續說，「在胡、溫新的執政模式給中國人民帶來些許希望和鼓舞時，你們基層的執法部門，不是執法為民，而是執法擾民、執法害民，給公民正當權利的實現重重設障，橫加阻攔。這種行為簡直是給你們的中央政府抹黑，既不合情，更不合法。」我說，「希望你將我所說的認真記錄下來並上報，權當作我為鮑先生而作的陳情表吧。」這個便衣警察說「我會上報的。」
末了，這個自稱李澤的便衣警告我「不要再到鮑彤家，不要對媒體說什麼。」我憤慨地說，「既然你們禁止任何公民去鮑先生家，我可以不去，但媒體採訪我，特別是海外媒體，我只能說真話，因為面對海內、外媒體，如果公然撒謊，不僅有失一個人的尊嚴，也會給中國人民的世界聲譽帶來傷害。
筆錄作罷，我對李澤說：「請你們務必將我買的水果等禮品轉送給鮑先生。」李澤說「人家不收，人家說你不是他的朋友。」我說「這怎麼可能？你們說謊！」他再三說「人家就是不收。」李澤一邊說，一邊打開汽車的後蓋，取出我所買的東西，要我帶走。
我真是哭笑不得：人間何世啊，可悲可歎！我只好左腋夾著公文包、右肩扛著飲料箱、挎著兩個水果袋，勉為其難地挪出了羊坊店派出所。
在派出所門口，我放下東西，給鮑先生撥了一通電話。鮑先生解釋說，「是保安將東西送到派出所的。誰給我把東西拿走的，就讓他們給我取回來。」
我等了好久，仍然不見保安來，於是第三次給鮑先生打電話，這時已是下午兩點多了。鮑先生在電話裡不無義憤地說，「他們真是太不像話了。你在那兒等著，我馬上就去。」
過了一會，鮑先生來了。他說「你給我打電話說水果的事，他們都知道，我的電話有監聽。他們不得不同意我來這兒。」我問：「有人跟蹤你沒有？」他說：「有一隊呢！是國家安全部的，那不是！」他拿手一指。我順著鮑先生的手直看去，果然見有好多便衣，在他身後不遠處，正往我們這邊警惕地張望。
我攙扶著鮑先生，跨過街，走到羊坊店派出所的大門口放置水果禮品的地方。那些秘密警察也尾隨而來。鮑先生向他那一隊「專職隨從」瞥了一眼，意味深長地對我說：「這就是中國式的經驗。」隨後，他再次讓我向各地的朋友問好，希望朋友們保重。
末了，我們握手告別，我目送先生離去。
先生在一群便衣的簇擁下，頻頻回頭向我揮手，不一會消失於老北京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夾擊下的滾滾車陣之中。
2004年6月16日
（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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