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6日訊】扒糞運動，100多年前肇始於美國。後來，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憤怒地對揭發社會和政治黑幕者如此稱呼，而後者也樂意以此自居。扒糞運動的結果是掀起了美國社會進步運動，促使並完善了社會轉型。這場運動也誕生了許多部揭露真相，膾炙人口的名著，如《世界上最大的托拉斯》、《瘋狂的金融界》、《人壽保險真相》、《參議院的背叛》和《屠場》等。
中美製度上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極為相似的醜惡社會景像在時空上也相差100年左右，但道德觀、貧富、社會核心價值、官員腐敗卻驚人的相似，這就具有了參照坐標。對於中國今天的社會現實，如果僅僅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藉口，拒絕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等人類普世價值和文明，那無疑是一種罪惡。中共為現存的社會醜惡都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來為自己辯護，這是非常虛弱也是非常致命的，其結果可能意味著將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中共當局只有放棄一黨專制，才不至於讓中國人永久生活在無自由的噩夢之中。
100多年前美國的社會生態：
第一，美國人的道德觀念開始淪喪,，崇尚物質主義和拜金主義，社會生活一派混亂。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在19世紀末趨於登峰造極。美國南北內戰之後，僅佔美國家庭總數0.016%的最富之戶，在1860年佔有全國財富的比例是3.6%，到1890年上升為9.6%。 1893年披露的材料，估計當時9%的家庭佔有全國財富的71%。由於工業化和機械化，削弱了龐大的農民人口，代之而起的是一支城市無產階級大軍。 1900年，全國人口中約60%——88%都是窮人和赤貧者。1896—1910年間，最富的1%人口掌握的國民財富從8%增長到15%。同一時期，美國國民經濟總值翻了三番，但工人總工資只翻了兩番，這反映工人的經濟地位相對下降。
中美對比：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淪喪，社會貧富懸殊巨大。我們暫且不論傳統文化對於現代社會具有的作用，不管接受不接受，傳統價值觀的崩潰卻是可見的事實。現在中國人唯一信仰的只有金錢，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現實。中共偽稱標榜的「為人民服務」漸漸轉變成「為人民幣服務」。政治黑幕充斥各個行業，毒害社會正義細胞。新權貴和官員高居金字塔尖，佔據了社會上的巨大財富，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工人等弱勢群體，只擁有少量財富。GDP持續增長帶來的巨大財富，他們獲得的很少。
第二，社會喪失公正、正義價值。官商勾結的腐敗行徑層出不窮，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上至國會，下至市政府，都成了貪污腐敗分子聚會的場所。
中美對比：司法腐敗，中國大小官員腐敗成風，公權力尋租成為普遍現象。地方政權黑社會化傾向越來越明顯，其最明顯的一個特徵即為「地方政權暴政」。民間有段子言：處級以上官員挨個槍斃，恐怕有冤枉的，但是隔一個槍斃肯定有漏網的。司法腐敗和高度行政化，導致整個社會喪失公正和正義最後一道防線。中美之間經濟自由的差別只是一個方面，而政治自由一直存在巨差。因言治罪，即使今天，仍是懸在中國人頭頂要命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第三，媒體發達，職業揭發者出現。大眾化雜誌興起，為揭發黑幕創造了良好的傳播條件。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成為有識之士奮力揭發的重重黑幕。黑幕揭發者遍及各行各業，大學教授、改革家、環境保護主義者、牧師和政府官員等等，但主要發動者是一批新聞記者。職業揭發者是12位男記者和1位女記者，他們撰寫了約600多篇黑幕揭發文章和90本著作，佔黑幕揭發文章總數的1/3。他們專門從事黑幕揭發，且領域各有分工，幾乎涵蓋 20世紀初主要社會問題，如政府腐敗、托拉斯非法壟斷、假藥和食品不衛生狀況、使用童工和種族歧視等。
中美對比：互聯網興起和電腦普及，極為便利地為中國民間資信傳播和權利意識覺醒，提供了物理上的保證。但是，政府網絡監控和屏蔽，將這一技術披上了政治禁錮外衣，「報禁」依然存在。並且，政治異見者和異議作家、記者，大量遭到監禁，或者生存權、遷徙權和出國權被殘酷剝奪。中國對異議人士的政治迫害，是令人髮指和嚴酷的。毫無疑問，這些舉動本質上是反人權、反文明、反科學的。
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顯然存在懦弱、奴性秉性。他們為了個人利益放棄了對窮人苦難的關注；為了個人安全，他們對社會和政治的批判能力極度萎縮。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在公共利益舞台上是缺席的、失聲的。他們無任何道義優勢可言，因此也喪失了被民眾擁戴和信任的資格。現在需要知識分子依靠自己相對優勢的地位，為中國、為民眾擔當責任，加入揭露社會黑幕者行列。
美國黑幕揭發者大致分為兩派。一是記者出身，其報導客觀嚴肅，被稱為「學者型」黑幕揭發者，代表人有林肯‧斯蒂芬斯、埃達‧塔貝爾等。斯蒂芬斯平均每年寫4篇報導，對政府腐敗進行了鞭辟入裡的揭露。塔貝爾花了5年時間調查，彙編成書《美孚石油公司史》。在其鴻篇巨製裡，塔貝爾揭示：壟斷毀滅了健康的個人主義。另一派是以大衛‧格萊漢姆‧菲利普斯和厄普頓‧辛克萊為代表的「作家型」黑幕揭發者。前者通過《參議院的背叛》系列報導來揭露美國參議員的腐敗行徑。後者雖然只花了7周時間進行實地調查，但憑藉其妙筆生花的才華，寫出了揭露芝加哥屠宰場髒亂狀況的《屠場》，影響巨大，直接推動了《純淨食品及藥物管理法》的出台。
這些黑幕揭發者被稱為「自由鬥士」。作為新聞記者，他們綜合了進步知識分子的特點：有文化，有事業心，社會責任感強，崇尚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對前程充滿樂觀主義精神。他們光明磊落，信仰民主。他們認為，如果瞭解到弊病，就應該起來對它們採取行動。他們「扒糞」，是因為他們鍾愛這個世界。儘管他們對不公平現象感到憤懣，但心中並沒有仇恨。雖然對社會弊端揭露得淋漓盡致，但他們並不想推翻美國制度，而是希望通過揭露喚醒民心，推動改革，實現正義。每人都有一顆愛國心，深愛自己的國家。他們既是個人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對他們而言，美國雖然「醜陋不堪」，但仍然是他們的家鄉，他們仍然是美國人，通過改革，美國終究會變好。
不可否認，黑幕揭發者的努力，若沒有政府改革的呼應，其歷史影響不可能有如此之大。而西奧多‧羅斯福作為在任總統，對美國社會改革功不可沒。但是，作為政治家，羅斯福對待新聞的態度與作為知識分子的黑幕揭發者的看法有本質上的不同。羅斯福希望通過媒體來宣傳其改革成就和社會和諧。所以，當1906年菲利普斯在《世界主義者》上連載《參議院的背叛》時，羅斯福閱後非常氣憤，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新聞，並在1906年4月 14日眾議院辦公大樓奠基典禮的演講中，嚴厲指責揭發者是一些不諳世事、只注意「地上的污穢」而從不仰看「頭上的皇冠」的「扒糞者 (muckrakers)」。「如果他們繼續認為整個世界只是污穢一片，那麼他們手中有用的權力（指監督權）也將沒有了」。
羅斯福的公開譴責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黑幕揭發者非常憤懣，但隨後卻順水推舟，利用羅斯福的批評為自己造勢，乾脆以「扒糞者」的身份，到處去搜尋污點。而那些大眾化雜誌也抓住發行的契機，積極鼓勵揭醜。其他行業的改革派也紛紛加入，一場頗有聲勢的「黑幕揭發運動」由此展開。可以說，1906年是黑幕揭發運動的高潮。
黑幕揭發者是黑幕揭發運動的宣傳員，他們充分利用大眾化雜誌作為宣傳陣地，掀起了一場黑幕揭發運動。而中產階級是美國黑幕揭發運動的群眾基礎，是黑幕揭發者和大眾化雜誌傳播的民主受眾，是20世紀初美國社會改革的主力。但從制度上實現改革，還得仰仗羅斯福發動的政府行為。羅斯福對黑幕揭發運動的「支持」和「宣傳」是一種巧合，歪打正著，但不能否認的是，羅斯福憑藉自己的狡猾和大度，巧妙地把黑幕揭發運動同他的進步主義改革運動結合起來，美國社會因此而順利實現轉型。
社會轉型一是指由貧困社會向富裕社會的轉變，也是一種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的成長。美國進步知識分子一致認為，為解決世紀之交美國的社會危機，提高公眾的判斷力是關鍵。只有當公民聚在一起對影響他們生活的地方性和全國性問題進行商議並做出判斷的時候，公眾的判斷力才會提高。通過這樣的公共討論，公民才能掌握「民主」必需的技能：聽、勸、辯論、妥協並尋找共同點。
黑幕揭發者做出了兩點努力：其一，大範圍的揭露，藉此讓民眾瞭解國情，刺激他們麻木的神經，從而達到啟蒙效果，「知情將使進步成為可能」。其二，呼籲改革以擴大民眾參政議政的權利和機會，如公民創製權、公民表決權、罷免權、直接預選和參議員直選等。惟如此，民主制度才能得以維護。
社會革新的力量來自黑幕揭發者、進步知識分子及其附托的中產階級、民主公眾以及權力精英形成的合力。
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尚需要啟蒙和培養。他們的參與熱情，只有在跟自身利益息息相關時，才能被激發起來。直率、激進的言論雖然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心聲，但是隱諱、含蓄、模棱兩可的語言形式，更能被當下的中國人接受。他們接受真相的能力，如同接受自由和民主的能力，都需要用時間來磨合。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秦始皇、一個毛澤東。執政者對政治異見者無情地殺戮和鎮壓，是中國政治傳統的一個基因，也是每個中國人恐懼的最大心理障礙。
2007年8月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