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1日訊】「三一八」慘案的發生，死了那麼多青年學生和無辜市民，不管背景有多麼複雜，開槍殺人，段祺瑞身為執政，永遠都難辭其咎。不到一個月，他就在政變中黯然下台。這位「北洋之虎」從此離開權力舞台，閒居天津，以下圍棋、讀佛經打發光陰，很少出門。有人說，他這是閉門思過。「三一八「確實成了他一生抹不去的一個污點，「九一八」之後，在日本人的利誘威脅面前，他卻經受住了考驗，保住了晚節。
1931年11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與他多次接觸，要提供500萬活動經費支持他出關，去東北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因為他拒絕了，日本人才盯上溥儀。他以行動證明自己是個有骨氣、有操守的中國人。所以，當他1933年1月20日飄然南下時，《大公報》專門發表一篇社評《送段芝泉先生南行》，對他評價很好，稱他此行是舉國團結的新象徵。這一年他已69歲。
對段祺瑞這樣一個重要的在野領袖留在北方，蔣介石始終不放心，擔心他被日本人挾持，因此派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帶親筆信前往天津，勸說他「南下頤養」。他表示如果自己南下對國事有益，隨時可以動身。當他到達南京時，蔣命少將以上軍人戎裝嚴整渡江到浦口車站，自己則在下關碼頭迎接，執弟子禮甚恭。
1934年春天，段祺瑞在上海患了很嚴重的胃出血。這年夏天，江南大熱，蔣介石安排他上廬山避暑。每天早晨，他先作禪課，然後用茶點，午前睡一會，再吃午飯，然後下棋、看書作為消遣。到廬山採訪的《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得知他在山上，豈能放過這樣難得的機會。
王芸生第一次見到70歲的段氏，穿著藍綢長衫，面容瘦削，精神卻是很好，耳朵雖有點重聽，應答毫無遲鈍。略為寒暄之後，王即轉入正題，問他對國事的感想。他回答說：治國之道很簡單，「維持人民，提倡商業」八個字而已。看現在的政令，那一件不是剝削人民的？商業情形，入超年年增加，而平津一帶的商店多少家關門，不關門的也多賠累不堪。這樣下去，國那能好？他說自己給蔣介石回信時寫了一首詩，他還背得出來：
「憂樂與好惡，原盡與民同。三章法定漢，民足國不窮。興邦用順守，世民竟全功。提倡興百業，四海揚仁風。」
大致意思也就是他上面說的八個字。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他覺得現在的政府是議論多而效果少。他接著說：「現在中國無第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蔣先生是站在二等邊上的。就治軍論，蔣先生當然是個人才。」說起蔣歷時數年，將兵數十萬，沒能將江西的紅軍肅清，他感嘆「中國事之難為可知」。王寫《贛行雜記》時，這一節就以《合肥座上論人才》為題。就在他毫無顧忌地議論蔣介石只是「二等邊上」的人才時，蔣派人送來了一籃故鄉浙江奉化的桃子，他很開心，要大家嘗嘗。吃了水多味美的奉化桃，他繼續說：「中國事，壞在一般人的我見太深」，汪精衛去上海看他時，他當面就說：「現在不是講吾的時候了！」他笑著對王說：「現在不講『吾』的，除了『吾』還有誰？」又說：「治國如防水，大堤一決，就難再防堵了。」這些心得，無疑是他一生經驗的總結。即便如今看來，也值得人們仔細斟酌。
年輕的王芸生因為在國難當頭之際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而名聲鵲起。段祺瑞說「已看過，很好。」此時離「七七事變」引發全面抗戰還有三年，問及「中日關係將推演至何種地步？」他回答：「這話很難說。中國本無亡國之理，而目前的情形，卻向亡國之途以趨。中國吃虧在『大』字上，日本卻得力於『小』與『窮』。中國惟其大，故一切不在乎；日本惟其小與窮，故拚命苦幹。日人的妄念太重，當然有碰釘子的那一天。不過中國人若長此泄沓，前途實難樂觀。」此次談話雖只有三十分鐘，內容卻不少。王告辭出來，回望段氏的住處，轉眼已在雲霧籠罩之中。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