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70碼是杭州交警給出的撞死譚卓時的飆車時速。遭到廣大民眾的質疑後，恐引發更為深廣的民憤，杭州市公安局重新公佈新的飆車時速為84.1～101.2碼。這個看似準確的時速幅度仍然遭到廣大網民的炮轟，譚卓的父親拒絕在鑑定書上簽字，以示自己的抗議。官與民的兩種勢如水火的意見似乎使飆車案陷入了僵局。
然而，這個數字據筆者看來是很難改動的。不是說飆車撞人者胡斌的母親是杭州市政協副主席，有一定的職權，對事件本身也能起到無形的左右作用，而是說飆車事件已不是一個簡單的交通事故了，裡面不可避免的要加入相當含量的政治因素了。
人被撞飛二十米，並被汽車的衝勁拋高五米，能是這個時速幅度的上限所能達到的嗎？但是，要是客觀報出事故發生時的飆車速度，當地政府勢必陷入異常尷尬的境地。敢在人流密集的市內公路上開出這麼高的時速，飆車者的狂妄，權貴階層對普通民眾的藐視，都不是最主要的了，政府管理職能的缺失才是問題的關鍵。
我們從中共對愛滋病的壓制中，或許能看出中共對此類事故處理的底線。中國的愛滋病問題為什麼長期受到不應有的壓制？甚至起碼的人道關懷都要受到嚴厲的打壓。因為相當一部份愛滋病患者的被感染都是通過血液傳播的，而血液傳播和政府的監管緊密相聯。一旦如實曝光，必將受到海內外民眾的普遍譴責和質疑。質疑的結果是動搖中共的政權。不要說中共主管宣傳的李長春是當時血漿經濟的始作俑者，今天又主抓宣傳，自然要對這方面的報導全力封殺，即使換成其它的黨徒主抓宣傳，他也是要把這方面的報導抓「死」的。因為這已不是哪一個黨徒的問題了，而是中共的政權問題了。所以，至今民眾看到的中國愛滋病傳播的途徑，只有一種性傳播了。
回過頭來看飆車這一事故，飆車的時速不可能如實的公佈。一旦公佈，中共政權的監管自然要受到民眾的質疑。公佈一個時速幅度，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你也只能就時速問題的真假表示置疑，談不上中共的「執政」問題。中共說了真話，肯定是授人以柄，不管如何收場，都必將導致政權危機。
我們再來看一看1989年的學潮，中共是如何固守自己的底線的。學生的遊行根本談不上政治目的，提的口號也不過是「打倒官倒，反對腐敗」。但是鄧小平的定性「反革命動亂」，不容置疑的寫進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裡。雖說相當多的體制內人士也都認為定性太過火，可是，中共的這一定性始終未作更改。為什麼？中共政權的獨享是不容挑戰的。一旦定性變了，中共就等於失守了，那就必須得進行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雖說這於國於民都有利，但是中共政權的根基就要動搖；以後的農民、工人和知識份子向中共討說法時，中共該如何應對？所以，這個口對中共來講是絕對不能開的。社論的定性問題是中共死守的底線，不允許任何人越過。6.4的槍聲和坦克已經回答了中共對4.26社論的徹底維護，其實就是中共對自己獨裁政權的堅守。
從這個角度上看，時速的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杭州市當局定下來的。這也就相當於它的定性了。至於事件的具體處理，那就都得在這個大前提之下進行。
這個速度是經過鑑定部門鑑定的嗎？一個借口而已。怎麼鑑定的？採用的何種方法？為甚麼不公佈？對中共來說，這絕對是保密的，因為一旦公佈，就等於杭州當局自己坐在火藥桶上而把引爆的裝置交給老百姓了。反正鑑定結果出來了，還給了一個幅度，你能說政府不重視嗎？不管老百姓怎麼說，這件事就這麼定了。譚卓的父親簽不簽字都不是問題的關鍵，案子照樣會辦理下去。
這樣的例子在現今的中國不勝枚舉，我們拿幾乎同時發生的鄧玉嬌正當防衛致強姦犯死亡案來說一說。招商辦主任鄧貴大耍流氓被鄧玉嬌殺死了，從官方簡單的報導中老百姓都能看明白殺人者是無罪的，因為她是一個受害者，只是出於正當防衛。可公安警察把她送哪去了？精神病醫院！可在醫院裡她卻被綁在病床上，還被毆打。什麼理由呢？就是要她承認自己患有抑鬱症。
我曾被非法綁架進看守所。一天晚上新進來一個犯人，按中共的說法應該是犯罪嫌疑人。他向人炫耀犯罪經過說，把藥下在同一個客房的人的茶杯裡，把人家暈倒後，他再開始洗劫。沒過兩天吧，有一個看守把他喊到門口，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你就說自己是精神病，我保證你出去。果不其然，那人被提審了兩次，沒幾天就放出去了。
這是我經歷過的實事。所以，在我剛看到鄧貴大被殺這個報導時，裡面有那麼一句，說是從鄧玉嬌的包裡發現了治療抑鬱症的藥物，辦案人員懷疑她是精神病。我當時沒怎麼在意，還心想，多一條精神病的條件，看來鄧玉嬌不會有什麼大的麻煩了，因為精神病人是不負法律責任的。
但是，玉嬌被關進精神病院被逼迫承認自己患有抑鬱症的的消息傳出來後，我才明白過來，原來，官方說她的包裡有治療抑鬱症的藥是早有預謀啊。我當時看到這句話時，就在心裡不自覺的問了自己一句，這個姑娘患有抑鬱症是真的嗎？按說我的結交也算可以的了，怎麼沒有發現周圍有一個人患有這種病呢？在偏遠的小鎮能有人會把抑鬱當病嗎？
得到她被警方逼迫承認自己患有抑鬱症的報導後，人們都徹底明白了，官方報導她包裡的藥物時，就已經定好了要她患精神病了。說是在她包裡發現藥物，那不過是給以後要她患有精神病提前做的一個鋪墊而已。相關人士的用心不但歹毒，還相當的精細和週到啊。
是誰這樣編排的呢？有什麼目的嗎？有多少民眾像我一樣只是期望著事情能向著好的一方發展，期望無罪的貞烈女走出根本不屬於她的牢房。但是，我們的淳樸又一次的被某些人士的欺詐所傷害。鑑定精神病有這麼鑑定的嗎？把人綁在床上，提前進行理智清醒的談話，要她承認自己患有抑鬱症，這樣能給政府面子，給政府一個出路。遭到拒絕後，就開始進行精神病鑑定了：有綁又有打，肯定還少不了恐嚇，是不是用了藥物？我們還不得而知。反正她和精神病人關在一起，她已經成了官方的精神病患者了。
看了這個後續的報導我們更明白了。官方要的是面子啊，誰的面子？肯定不是那三個強姦犯的面子，而是政府的面子。只要鄧玉嬌患了精神病，那就不能證明她是正當防衛，三個強姦犯就又還原為三個公務員。當然她是無罪的，憑據就是她患有精神病。往後的發展就是她被釋放，家庭拿出錢財作為政府公務人員的喪葬費和醫療費，並責令家長對她嚴加看管。
在這件事情上，政府的面子和三個野漢的面子是緊密相聯的。三野漢的面子是小，政府的面子可大了去了。這樣的定性絕對不是野三關鎮政府就能定得了的。想想看啊，能支配公檢法、精神病醫院，甚至新聞媒體的政府級別能只是一個小小的鎮政府嗎？巴東縣縣委能左右得了恩施州的電視台嗎？恩施州的頭頭腦腦們和湖北省委以至中共中央是怎樣溝通的，咱就不得而知了。
看到了吧，鄧玉嬌是必須得患精神病的。就像甕安事件中的 「俯臥撐」一樣，就得有人做。官方媒體為什麼要一口咬定「俯臥撐」呢？這個底線可是不能破的。如果如實說那幾個小流氓輪姦後殺人，事實是還原了，可甕安的縣委、縣政府、公安局被焚不就是罪有應得嗎？所以，政府做的是讓被害人李樹芬的父母接受政府的單方面說辭；至於賠償問題，那就是私下裡的交易嘍。只是政府的面子必須要確保，俯臥撐一定要做下去。所以，政府在保自己的面子的同時，也得把殺人犯保下來。
但是，強姦犯被殺一案中，鄧貴大的的確確是死了，頸動脈被劃斷，心臟還著了一刀，焉有不死的道理。黃德智沒有死，只是受了傷，目前他還必須呆在醫院裡。那個姓鄧的小子這會兒正獨自慶幸的吧。從中共對甕安事件的處理來看，他們兩個的前途是要被政府保定的了，因為政府已經把他們的強姦和政府的面子聯繫起來了。他們強姦的罪名要是被他們的政府輕輕抹掉了，他們能不感謝政府嗎？能不把中共當成他們的親娘嗎？這樣看來，他們在母親節去尋找特殊享受，肯定是他們的親娘非常願意看到的呢。
說到這了，我想是不是還有一個因素在。如果不給鄧玉嬌個精神病，以後的幹部可怎麼開展工作啊？特別是基層幹部，那要是按照黨的要求工作起來，難保不被那些屁民們正當防衛的。要是這樣的話，那工作肯定是沒有辦法開展的了。就這給鄧玉嬌個精神病患上，還難保以後不會受到這樣的「待遇」呢。
其實還有一個細節也是注定要玉嬌得精神病的因素，那就是在她包裡發現的藥物。現在可以非常肯定的斷定了，那就是栽贓，只不過是提前做個手腳鋪墊一下而已。
中共鋪墊的工夫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了的。當年為了給法輪功安個罪名搞迫害，羅干先找自己的連襟何祚庥，要他在天津發表文章攻擊法輪功。為什麼要在天津？因為天津距離北京最近，又是個直轄市。距離太遠的話，羅干還真擔心不會有那麼多的法輪功修煉者去上訪呢。他們已經料到法輪功學員會自發的去向媒體說明自己的真實情況的，所以以擾亂公共秩序抓人就成了正當的了。抓了人後的口風說的也放的非常明白：他們只負責抓人，不負責放人，因為這是上級的指示。直轄市的上級不就是中共中央嗎？所謂的4.25法輪功學員的大上訪就是這麼來的。這當然也就成為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的借口了。
我們看到的是這一事件中，中共的鋪墊做的是何等的細緻入微，簡直可以說是天衣無縫。回頭看看，最近的飆車事件，鄧玉嬌正當防衛事件，不都是這樣嗎？事情出來了，當事人的罪行已經大白於天下了，中共出來收場前，就已經考慮到自己的「面子」了，於是，提前做好極其周密的安排：車速就是84.1～101.2碼，鄧玉嬌就是患有精神病。
您說，這都是當地政府的事，怎麼什麼事都和中共聯上呢？您就沒有看到這些事都有一個相通之處嗎？幕後的中共考慮的出發點就都是中共自己的面子啊。
您通過中共的面子看沒看到中共的裡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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