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0日讯】70码是杭州交警给出的撞死谭卓时的飙车时速。遭到广大民众的质疑后，恐引发更为深广的民愤，杭州市公安局重新公布新的飙车时速为84.1～101.2码。这个看似准确的时速幅度仍然遭到广大网民的炮轰，谭卓的父亲拒绝在鉴定书上签字，以示自己的抗议。官与民的两种势如水火的意见似乎使飙车案陷入了僵局。
然而，这个数字据笔者看来是很难改动的。不是说飙车撞人者胡斌的母亲是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有一定的职权，对事件本身也能起到无形的左右作用，而是说飙车事件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了，里面不可避免的要加入相当含量的政治因素了。
人被撞飞二十米，并被汽车的冲劲抛高五米，能是这个时速幅度的上限所能达到的吗？但是，要是客观报出事故发生时的飙车速度，当地政府势必陷入异常尴尬的境地。敢在人流密集的市内公路上开出这么高的时速，飙车者的狂妄，权贵阶层对普通民众的藐视，都不是最主要的了，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从中共对爱滋病的压制中，或许能看出中共对此类事故处理的底线。中国的爱滋病问题为什么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压制？甚至起码的人道关怀都要受到严厉的打压。因为相当一部分爱滋病患者的被感染都是通过血液传播的，而血液传播和政府的监管紧密相联。一旦如实曝光，必将受到海内外民众的普遍谴责和质疑。质疑的结果是动摇中共的政权。不要说中共主管宣传的李长春是当时血浆经济的始作俑者，今天又主抓宣传，自然要对这方面的报导全力封杀，即使换成其它的党徒主抓宣传，他也是要把这方面的报导抓“死”的。因为这已不是哪一个党徒的问题了，而是中共的政权问题了。所以，至今民众看到的中国爱滋病传播的途径，只有一种性传播了。
回过头来看飙车这一事故，飙车的时速不可能如实的公布。一旦公布，中共政权的监管自然要受到民众的质疑。公布一个时速幅度，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你也只能就时速问题的真假表示置疑，谈不上中共的“执政”问题。中共说了真话，肯定是授人以柄，不管如何收场，都必将导致政权危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1989年的学潮，中共是如何固守自己的底线的。学生的游行根本谈不上政治目的，提的口号也不过是“打倒官倒，反对腐败”。但是邓小平的定性“反革命动乱”，不容置疑的写进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里。虽说相当多的体制内人士也都认为定性太过火，可是，中共的这一定性始终未作更改。为什么？中共政权的独享是不容挑战的。一旦定性变了，中共就等于失守了，那就必须得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虽说这于国于民都有利，但是中共政权的根基就要动摇；以后的农民、工人和知识份子向中共讨说法时，中共该如何应对？所以，这个口对中共来讲是绝对不能开的。社论的定性问题是中共死守的底线，不允许任何人越过。6.4的枪声和坦克已经回答了中共对4.26社论的彻底维护，其实就是中共对自己独裁政权的坚守。
从这个角度上看，时速的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杭州市当局定下来的。这也就相当于它的定性了。至于事件的具体处理，那就都得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进行。
这个速度是经过鉴定部门鉴定的吗？一个借口而已。怎么鉴定的？采用的何种方法？为什么不公布？对中共来说，这绝对是保密的，因为一旦公布，就等于杭州当局自己坐在火药桶上而把引爆的装置交给老百姓了。反正鉴定结果出来了，还给了一个幅度，你能说政府不重视吗？不管老百姓怎么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谭卓的父亲签不签字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案子照样会办理下去。
这样的例子在现今的中国不胜枚举，我们拿几乎同时发生的邓玉娇正当防卫致强奸犯死亡案来说一说。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耍流氓被邓玉娇杀死了，从官方简单的报导中老百姓都能看明白杀人者是无罪的，因为她是一个受害者，只是出于正当防卫。可公安警察把她送哪去了？精神病医院！可在医院里她却被绑在病床上，还被殴打。什么理由呢？就是要她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
我曾被非法绑架进看守所。一天晚上新进来一个犯人，按中共的说法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他向人炫耀犯罪经过说，把药下在同一个客房的人的茶杯里，把人家晕倒后，他再开始洗劫。没过两天吧，有一个看守把他喊到门口，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就说自己是精神病，我保证你出去。果不其然，那人被提审了两次，没几天就放出去了。
这是我经历过的实事。所以，在我刚看到邓贵大被杀这个报导时，里面有那么一句，说是从邓玉娇的包里发现了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办案人员怀疑她是精神病。我当时没怎么在意，还心想，多一条精神病的条件，看来邓玉娇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了，因为精神病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但是，玉娇被关进精神病院被逼迫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的的消息传出来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官方说她的包里有治疗抑郁症的药是早有预谋啊。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时，就在心里不自觉的问了自己一句，这个姑娘患有抑郁症是真的吗？按说我的结交也算可以的了，怎么没有发现周围有一个人患有这种病呢？在偏远的小镇能有人会把抑郁当病吗？
得到她被警方逼迫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的报导后，人们都彻底明白了，官方报导她包里的药物时，就已经定好了要她患精神病了。说是在她包里发现药物，那不过是给以后要她患有精神病提前做的一个铺垫而已。相关人士的用心不但歹毒，还相当的精细和周到啊。
是谁这样编排的呢？有什么目的吗？有多少民众像我一样只是期望着事情能向着好的一方发展，期望无罪的贞烈女走出根本不属于她的牢房。但是，我们的淳朴又一次的被某些人士的欺诈所伤害。鉴定精神病有这么鉴定的吗？把人绑在床上，提前进行理智清醒的谈话，要她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这样能给政府面子，给政府一个出路。遭到拒绝后，就开始进行精神病鉴定了：有绑又有打，肯定还少不了恐吓，是不是用了药物？我们还不得而知。反正她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她已经成了官方的精神病患者了。
看了这个后续的报导我们更明白了。官方要的是面子啊，谁的面子？肯定不是那三个强奸犯的面子，而是政府的面子。只要邓玉娇患了精神病，那就不能证明她是正当防卫，三个强奸犯就又还原为三个公务员。当然她是无罪的，凭据就是她患有精神病。往后的发展就是她被释放，家庭拿出钱财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丧葬费和医疗费，并责令家长对她严加看管。
在这件事情上，政府的面子和三个野汉的面子是紧密相联的。三野汉的面子是小，政府的面子可大了去了。这样的定性绝对不是野三关镇政府就能定得了的。想想看啊，能支配公检法、精神病医院，甚至新闻媒体的政府级别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镇政府吗？巴东县县委能左右得了恩施州的电视台吗？恩施州的头头脑脑们和湖北省委以至中共中央是怎样沟通的，咱就不得而知了。
看到了吧，邓玉娇是必须得患精神病的。就像瓮安事件中的 “俯卧撑”一样，就得有人做。官方媒体为什么要一口咬定“俯卧撑”呢？这个底线可是不能破的。如果如实说那几个小流氓轮奸后杀人，事实是还原了，可瓮安的县委、县政府、公安局被焚不就是罪有应得吗？所以，政府做的是让被害人李树芬的父母接受政府的单方面说辞；至于赔偿问题，那就是私下里的交易喽。只是政府的面子必须要确保，俯卧撑一定要做下去。所以，政府在保自己的面子的同时，也得把杀人犯保下来。
但是，强奸犯被杀一案中，邓贵大的的确确是死了，颈动脉被划断，心脏还着了一刀，焉有不死的道理。黄德智没有死，只是受了伤，目前他还必须呆在医院里。那个姓邓的小子这会儿正独自庆幸的吧。从中共对瓮安事件的处理来看，他们两个的前途是要被政府保定的了，因为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强奸和政府的面子联系起来了。他们强奸的罪名要是被他们的政府轻轻抹掉了，他们能不感谢政府吗？能不把中共当成他们的亲娘吗？这样看来，他们在母亲节去寻找特殊享受，肯定是他们的亲娘非常愿意看到的呢。
说到这了，我想是不是还有一个因素在。如果不给邓玉娇个精神病，以后的干部可怎么开展工作啊？特别是基层干部，那要是按照党的要求工作起来，难保不被那些屁民们正当防卫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工作肯定是没有办法开展的了。就这给邓玉娇个精神病患上，还难保以后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呢。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注定要玉娇得精神病的因素，那就是在她包里发现的药物。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断定了，那就是栽赃，只不过是提前做个手脚铺垫一下而已。
中共铺垫的工夫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了的。当年为了给法轮功安个罪名搞迫害，罗干先找自己的连襟何祚庥，要他在天津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为什么要在天津？因为天津距离北京最近，又是个直辖市。距离太远的话，罗干还真担心不会有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去上访呢。他们已经料到法轮功学员会自发的去向媒体说明自己的真实情况的，所以以扰乱公共秩序抓人就成了正当的了。抓了人后的口风说的也放的非常明白：他们只负责抓人，不负责放人，因为这是上级的指示。直辖市的上级不就是中共中央吗？所谓的4.25法轮功学员的大上访就是这么来的。这当然也就成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了。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事件中，中共的铺垫做的是何等的细致入微，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回头看看，最近的飙车事件，邓玉娇正当防卫事件，不都是这样吗？事情出来了，当事人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中共出来收场前，就已经考虑到自己的“面子”了，于是，提前做好极其周密的安排：车速就是84.1～101.2码，邓玉娇就是患有精神病。
您说，这都是当地政府的事，怎么什么事都和中共联上呢？您就没有看到这些事都有一个相通之处吗？幕后的中共考虑的出发点就都是中共自己的面子啊。
您通过中共的面子看没看到中共的里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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