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現代的民族主義起源於18世紀的歐洲，在拿破侖戰爭時期顯示出它在全民動員和鼓舞士氣方面的巨大能量，由此在歷史舞台上嶄露頭角。到了19世紀，歐洲的國家概念逐漸從君主國家轉移到民族國家，民族的概念日益趨向藝術化、理想化和神聖化。這些我們都能從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及雨果的《悲慘世界》中明顯地感受到。
19世紀民族主義的興起引發了民族戰爭，隨著加里波第和俾斯麥先後藉助民族主義的力量統一了意大利和德國，民族主義在歐洲，尤其以上這兩個國家狂飆猛進，並最終在20世紀走向極端，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推上了歷史舞台。
1914年，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者在薩拉熱窩刺殺了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由此點燃了殘酷、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這場戰爭導致約一千萬人喪生，約兩千萬人受傷，以及約一千七百億美元（當時貨幣）的嚴重經濟損失。在這場戰爭結束的那一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和平建議。在該建議中，以理想主義而著稱的威爾遜總統首次正式提出了「民族自決」。
由於當時歐洲的主要戰勝國英國和法國都是單一民族國家，而戰敗國中的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都是疆域廣大的多民族國家，所以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對手，在引發中國五四運動的那場著名的分贓會議–巴黎和會上，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被以「民族自決」的名義堂而皇之地肢解了，而「民族自決」也由此而榮列《凡爾賽和約》所確認的國際政治原則之一。
奧匈帝國被分割為奧地利和匈牙利，在帝國原先於中歐廣闊的疆土上，根據民族分佈狀況重新劃分了各國的邊界，由此出現了七個新國家–捷克斯洛伐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蘭和南斯拉夫。當然作為戰勝國，英法也不會忘記在以文明與和平的名義肢解對手的同時撈上一票，《凡爾賽和約》從奧斯曼帝國中分割出敘利亞和黎巴嫩，作為國聯托管地交給法國管轄。根據同樣的原則，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成了英國的囊中之物。
當時在英法盛行的自由民族主義認為，所有民族一旦都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國際衝突將不再發生。《凡爾賽和約》簽訂以後，當時的西方社會普遍對前景感到樂觀，認為《凡爾賽和約》及其所確認的民族自決原則能夠給歐洲帶來永久的和平。然而事實證明他們都錯了，和約對民族自決權的承認不僅為中歐地區帶來了更為強烈的民族仇恨與民族衝突，而且在中東和亞洲點燃了民族主義的烈火。下一場世界大戰的禍根在《凡爾賽和約》簽訂的那一天起就已經被埋下了。十年之後，民族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崛起。二十年之後，更血腥、更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這場戰爭導致約七千兩百多萬人死亡（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約3.71%），財產損失約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億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法西斯在擴張的過程中，正是以「民族自決」的名義吞併了同屬日耳曼民族的奧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日耳曼人佔多數的蘇台德地區。《慕尼黑協定》的出台並非僅僅是納粹德國武力恫嚇的結果，它也是英、法兩國政府向捷克施壓，要求他們根據「民族自決」原則解決蘇台德問題的結果。同樣是以「民族自決」的名義，1931年日本出兵佔領了中國東北後製造了偽滿洲國；1944年，蘇聯在中國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區挑起所謂的「三區革命」，扶植民族分裂勢力製造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45年，在蘇軍的武裝干涉下，「東突」叛亂分子攻陷伊寧，隨即對漢族群眾展開了血腥的大規模屠殺，遇害人數高達二萬至七萬人。然而，同為蘇聯人傀儡的中共，卻對「三區革命」給予很高評價，日後當面向日本政客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的大漢奸毛澤東於1949年8月18日給「東突」頭目阿合買提江寫信表示感謝，毛澤東在信中說：「你們多年來的奮鬥，是我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份。」1949年12月20日，曾經屠殺數萬漢族同胞的三區民族軍被改編為中共解放軍第五軍。
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強調每個民族自身的特點，與重視人類共性的普世主義是相對立的。德國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認為，人類天然地分為民族，每個民族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和品質。他認為，為了表達民族認同和保證自由，一個民族應該組成一個國家。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變得越來越具有狂熱性、排他性和攻擊性。在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的早期著作中民族精神祇是世界精神的一部份，存在於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並從屬於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將最終佔據優勢，並為個體民族精神發現自我並獲得自由提供背景。然而在他的後期著作中，那些彌合民族精神與世界精神之間的矛盾的觀點消失了，民族國家間的暴力競爭被認為是國際政治永恆的主題。
推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出現之後，民族主義中的狂熱性、排他性和攻擊性受此影響而變得更為強烈。達爾文主義認為，生存鬥爭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種自然規律，不適應者將被滅絕，適應者將生存下去，正是生存鬥爭推動了社會進化。德國動物學家海克爾把達爾文主義的邏輯擴展到國際政治領域。在他看來，國家之間是在沒有法律的自然狀態下發生關係的，競爭是赤裸裸的和絕對的，只有最強大的國家才能生存下來，不適應者將被征服。海克爾的同事拉采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生存空間」的概念，將民族國家視為一種生命體，隨著國民素質和能力的變化，國家的疆界將不斷擴大或縮小。這些學說對日後法西斯主義的形成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將動物世界的規則堂皇地施加於人類社會，這究竟是人性的完善還是獸性的變異？究竟是文明的進步還是野蠻的倒退？
在達爾文主義的催化下，民族主義狂熱在20世紀的前半期日益膨脹並引發了兩次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在當時，德日意軸心三國都自認為是優秀民族，也都嫌本民族的「生存空間」太小。在達爾文式民族主義的煽動下，德國向歐洲大陸擴張，意大利向非洲大陸擴張，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這種只圖擴大本民族生存空間而不顧其他民族死活的獸性衝動不可避免地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期間日軍的南京大屠殺、蘇軍的卡廷大屠殺以及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無一例外地來自極端民族主義所激發的獸性。
值得警惕的是，時隔半個世紀，這種達爾文式的極端民族主義鬼魂再次現身。這一次是出現在中共邪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出現在一本名為《中國不高興》的暢銷書中，出現在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已經山窮水盡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共為了抗拒民主化浪潮，刻意向全民灌輸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已經將中國異化為一個用金錢衡量一切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0.4%的人口掌握了70%以上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正常國家水平，位列世界第一。中國的億萬富豪中91%是中共權貴子女，僅兩千九百多名紅色權貴就驚人地擁有兩萬多億資產，平均每人6.7億元。這意味著在當今中國，中共權貴佔據了絕大部份的生存空間，他們利用手中的特權肆無忌憚地巧取豪奪，貪得無厭地搜刮財富和美女，其後果就是99.6%的中國人只能在不到30%的生存空間內展開競爭，中國的社會競爭怎麼會不激烈，怎麼會不殘酷？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和諧？
當來自民間的維權抗暴風起雲湧，形成燎原之勢，這個社會的矛盾即將越過臨界點的時候，《中國不高興》這一達爾文式的極端民族主義之作在中共官方的幕後推動下大張旗鼓地粉墨登場，這難道是偶然的嗎？起因令人生疑，解釋越描越黑的韶關械鬥事件及其所導致的7.5烏魯木齊流血慘案，難道也是偶然的嗎？7.5事件當晚，中共警察對起初和平遊行的維族群眾大打出手，而當暴徒開始四處行兇，殺人放火的時候，當群眾最需要軍警出動的時候，裝備精良的大批中共軍警怎麼反而按兵不動，袖手旁觀呢？為什麼要等到死了足夠的人，流了足夠的血之後中共軍警才開始出動，直接向維吾爾人掃射呢？這一切難道也是偶然的嗎？
極端民族主義是恐怖的，然而更恐怖的是極端民族主義背後的貪婪和野心！利用極端民族主義挑起社會衝突，轉移官民矛盾，煽動憤青仇外、排外，甚至在對外擴張侵略中充當炮灰，以眾多的生命為代價去維持一個權貴資本主義的體制，去為紅色權貴們對外掠奪更多的財富，其用意是何等的險惡，其內心又是何等的貪婪！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是中國以前的幼兒啟蒙讀物《三字經》的開篇之句。所謂的「性相近」，是指人善良的本性。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是神傳文化，整個道德倫理的構架建立在「天人合德」的基礎之上，認為人性源於天性，人道本於天道，人類社會的道德倫理基於天理。因此歷來注重修德向善，講究法天立道，傚法天理來確立人類社會的規則。中國古代漢語中的「天」往往不是指天空，而是整個宇宙。
西方有重權利的傳統，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所提倡的「天賦人權」如今已成為普世價值。在我看來，人權是人格的附屬品。沒有人格，何來人權？沒有人性，又何來人格？中國大儒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上天所賦予人類的善良本性的體現，而西方先哲柏拉圖所說的智慧、勇敢、節制和公正這四大德同樣是人類善良本性的體現。無論是孟子的「四心」還是柏拉圖的「四德」，其背後都都有一個相同的共性，那就是–善。
儒家經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蘇格拉底說：「美德即知識。」斯多葛派哲學家芝諾說：「善是一種圓滿」。而柏拉圖認為，善不僅是世間一切美好的東西和行為的高度概括，而且是全部智慧、真理、美德和價值的源泉，是眾所依歸和追求的最高目標。
在西方文明的早期，無論是希臘羅馬時代的哲學還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教義都是注重區分善惡是非，注重人心的去惡向善，主張有教無類，與中國古代「天下一家」的傳統思想比較接近。按照西方的標準劃分，都是屬於普世主義。在對人類社會的認識上，民族主義強調「習相遠」，而普世主義則重視「性相近」，相信「至善」是我們這個宇宙的最高法則，因此善就是眾生萬物的共性，也是我們人類的本性。不管你是中國人、美國人、德國人還是日本人，只要你是人，上天就賦予了你善的本性，這就是人性。東西方的傳統價值觀一致認為，人作為萬物之靈，其高於動物之處就在於人有獨具之心，能夠認知、擴充和完善天賦之理，因此而具備人格，那就是人的價值。一旦人墮落了，迷失了善良的本性，在無知中作惡，那麼這些人也就相應降低甚至喪失了人格，在法學中稱之為「人格減等」。
德國動物學家海克爾把個人視為國家的細胞，認為個體的自由意志應從屬於群體權威和群體生存這一首要目標。與國家利益相比，個體是微不足道的。為使生命體得以生存，「成千上萬，甚至成百萬的細胞將被犧牲」。正如細胞死亡是為了拯救生命體一樣，個人也應為國家這一更大的善而做出犧牲。
如果把個人視為民族或者國家的細胞，那麼民族或國家為何就不能視為人類的細胞呢？人類為何不能視為銀河系的細胞呢？銀河系為何不能視為宇宙的細胞呢？既然宇宙本體的特性是「至善」，那麼這個宇宙本體內部大大小小的細胞，從銀河系、地球、人類、國家、民族、到個人，都是應該為善而存在的，這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之所在。宇宙中的任何民族、任何生命，如果背離了善，那麼生命也就隨之而失去了意義，就成了宇宙中一個異化的細胞，就會在宇宙的新陳代謝中被淘汰。淘汰的形式可能是天災，也可能是人禍，然而覆亡結局都是一樣的。歷史上的亞特蘭提斯、巴比倫和羅馬帝國都曾盛極一時，不可謂不強大，然而都因為社會道德崩潰，背離了善而遭宇宙的法則無情地淘汰，其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如果人類繼續迷信已經被證實為子虛烏有的進化論，把弱肉強食的野獸法則當作人類社會的法則，那麼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必定層出不窮，且會愈演愈烈，人類的前途將注定黯淡無光，沒有任何希望。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私有制的影響下，人類成了與真實的自我不同的異化物，只有在好的社會即私有財產被廢除的社會背景下，人類潛在的理性才能發揮作用，進而把人類社會改造成共產主義天堂。曾幾何時，共產黨的這一套公有制、共產主義的東西也曾頭頂道德的光環，風靡一時，被視為社會的進步，人類發展的方向，令多少人為之癡迷，為之狂熱，為之爭鬥，為之流血！時至今日，全世界真正還在普遍實行公有制的就只剩下北朝鮮這一個國家了。說起北朝鮮這個國家來，地球人都知道，我就不多費口舌了。其實何止北朝鮮，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害死了一億人，其中有七千萬是中國人。共產黨對中華民族所犯下的罪惡罄竹難書，想要全面、深刻地瞭解我們民族這段受難史的，請看《九評共產黨》。
「民族自決」之說屬於民族主義的範疇，本身就是政治權力博弈的產物，和普世主義是相對立的，所以談不上是普世價值，更沒必要加上道德的光環。人性–人類所共有的善良的本性是第一性的，而各民族自身的特性是第二性的。無論是蘭花、桂花、菊花還是梅花，你首先是一朵花。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在人類共性的前提下，地上的每一個民族都有它自身的特點，都有它獨特的文化，也都有各自存在的價值。正因為各民族的特點千差萬別，所以這個世界才是豐富多彩的，所以我們的生活才充滿了新奇和樂趣。
社會的剝削源於人類的貪婪，民族的衝突發自內心的仇恨。消滅私有制而不消滅內心的貪婪，採取民族自決而不消除民族間的仇恨，社會的剝削和民族的衝突就會消失嗎？不可能的，只是換一種形式而已，沒準比原先更厲害。因為這些外在形式的改變都是治表不治本，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要從根本上消除社會剝削與民族衝突，不在形式的改變，而「在明明德」，在於人們內心善良本性的全面復甦，在於人類社會道德的普遍回歸。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修內而安外》一文中寫道：「人不重德，天下大亂不治，人人為近敵活而無樂，活而無樂則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願，此時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則反而成拙。如解此憂，則必修德於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國不腐，民若以修身養德為重，政、民自束其心，則舉國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穩固，而外患自懼之，天下太平也，此為聖人之所為。」
存中劍
200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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