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殘暴與腐敗劣跡是有目共睹的。畢竟在中國大陸大多數人是受壓迫而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中共專制腐敗制度所帶來的痛苦，因此許多人都覺得這個制度弊端甚多。然而，這些弊端是如中共欺騙宣傳所說的是在所謂「共產主義尚未建成這一過渡時期內不可避免的現象」而可以任其存在的呢?還是在當今世界潮流之下憑人性之善良面和一般常識就足以判斷其不該存在，並且現在就可以採取合理措施來避免或消除的呢？顯然，第二種看法是正確的，因為中共執政這六十年來從知識分子到文盲都有人反抗。常常聽到質樸直率的工農民眾在吵架時罵對方「你怎麼與共產黨一樣壞!」這就足以證明中共制度的不得人心了。
僅僅不滿並不等於全面深刻的瞭解，而不全面不深刻的瞭解只是停留在感性的層面上，就無法看透問題的本質而上升到理性的層面，也就無法充分激發改變不合理制度的強烈願望。這也說明瞭為甚麼1957年中共假裝聽取民意時，以及1989年中共特權腐敗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嚴重程度時，帶頭批判政治弊病和呼吁政治改革的多數是文化程度較高，接觸信息較多的包括在校學生在內的知識分子。參加1989年民主運動的從學生到工農兵，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甚至中共官員都有，為甚麼不能匯成衝擊不合理制度的洪流而推翻中共統治，反而被中共分化瓦解，最後被鎮壓下去？就因為中共長期的愚民政策壟斷信息，使許多人誤以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中共控制進程的小改小革已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了，1989年大多數參加民運者都以為只要通過呼吁來促進這一似乎是「民主化」的進程就能實現民主了。1989年民主運動的偉大意義值得肯定，然而痛定思痛總結歷史教訓，並對比東歐軍人與市民攜手共同推翻專制極權政府的成功事例，就更可以看出，在政治信息極端封閉和教育不夠普及的中國大陸，參加民運的人數在全體國民中的相對比例較少，而且不同階層的受壓迫者生怕被當局扣上「共同謀反」的罪名而回避合作，並把政治行動降低為跪地進諫式的乞求。就連在海外，民運隊伍也是魚龍混雜，不少人各懷私心，未做到為全民族和人類的共同進步而嚴以律己在道義的基礎上趨向整合。
形勢的需要催生了《九評共產黨》，該書充分回顧了中共的整個歷史，揭示了中共尤其是處於權力頂峰的野心家們如何利用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中的落後因素，從各方面毒化社會環境，弱化民眾公心與意志，阻礙社會進步，以實現其鞏固新封建專制謀求家族與小集團特權私利之目的。這樣的全方位分析，是從中共及其領導人的所作所為血淋淋的史實中得出的，具有極大的說服力。凡讀過此書者，倘若再不清醒，就是麻木不仁。當然，在當今世界也有心知肚明而未能擺脫私利，故意裝聾作啞甚至違背良心到為中共文過飾非者，這也不足為奇。中共嚴禁《九評共產黨》流通就已反映了中共理虧心虛，也就是該書啟迪民智的功效令中共感到恐懼。古詩雲「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九評》之文勝過中共黨員的百萬軍隊與飛機大炮，因為武器是由人操縱的，《九評》使人認清真相，看透中共專橫殘暴逆民意與社會進步潮流而行的罪惡本質，將會改變人們對中共恐懼和盲從的現狀。
宋儒朱熹說「善讀者玩索而有得。」《九評共產黨》值得反復研讀。該書的內容使我們讀者懂得以前未充分體會的道理，而讀者本人以及相知者的親身遭遇和體驗又驗證了書中的道理而使讀者學會思考，不再對許多應加革除的事物熟視無睹無動於衷，也就是提高了政治覺悟或社會責任心。中共當局在宣傳中把暴政粉飾為「穩定社會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果斷措施」，把官場的腐敗開脫為「工作需要;」卻把堅持正義抵制腐敗專制者誣為「動亂因素」，而且宣稱要對這些「動亂因素」「繼續從快從重從嚴地打擊」，「還對正直之士」冠以「反面教員」這個詞組，來阻嚇民眾見賢思齊追隨義舉。《九評共產黨》揭示了中共才是不折不扣的反面教員。我們愈是瞭解中共的罪惡，就愈是要重振被中共破壞的傳統文化，遵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傳統，以民主人權人道講理的態度去改造中共和輓救其黨員，而不是像中共對待政敵甚至被懷疑的無辜者那樣狠加報復無情打擊。寓深析於通俗言語中的《九評》使我們看出以毛澤東等為其最典型罪惡代表的中共整體與制度的醜惡殘酷，厭惡之余更感到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正如王若望先生說過的「要清除我們思想中的小毛澤東」，與劉賓雁先生說過的「清除我們頭腦中的小共產黨。」《九評共產黨》正好有助於我們做到這一點。
中國進步的路程雖然漫長，但超越專制極權與小集團利益的總趨勢是中共所無法改變的。未來的中國必將恢復被中共破壞的仁義禮智信，重建已在1911年初現端倪而後來被中共阻斷的自由民主制度。有詩為述:
一卷《九評》中共，
鐵椽創建奇功。
光明驅除黑暗，
仁義必勝凶殘。
常言以理服人，
此書令人振奮。
邪惡暫時得逞，
民主終究必成。
200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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