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中國最近的幾次大工潮均發生於國有企業，比如遼寧通化鋼鐵公司、河南林州鋼鐵廠，以及武漢鍋爐廠與重慶涪陵金帝集團等。多數評論將國企工潮產生的原因判定為「未能妥善處理勞資關係」或者「國有資產流失、工人利益受損」。這些固然是工潮中常見的口號，但未能廓清國企工潮產生的制度原因。
國企工人的「失樂園」
中國國有企業發生工潮的由來已久，大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第一個階段，企業因產品（或其提供的服務）尚有市場需求，效益較好，無需大規模裁員。此時「國企病」如經理層的腐敗行為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等雖然存在，但因下崗者少，經理層與工人之間的矛盾並不尖銳。即使有個別職員揭發本企業的國有資產流失等腐敗問題，但一般處於孤立狀態，得不到來自工人的集體支持。
第二個階段，市場需求變化，生產效益下滑，企業日漸衰落，「改制」問題提上日程。在企業「改制」過程中，國企資產被低估是常見現象，「減員增效」更是「改制」題中應有之義。接管企業倘若有心計，會分期分批裁員，以免激化矛盾。但如果像通鋼這樣多次反覆，企業所在地又無法為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其結果就是矛盾激化，發生工潮。而在工潮發生時，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往往會與企業虧損及工人利益被剝奪等聯繫在一起，尤其是「改制」過程排斥工人參與，往往會成為工人抗爭的主訴。
中國國企工人為什麼會認為自己有資格參與企業買賣的談判過程？這裡自有其深厚的制度根源。中國至今仍然宣稱「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職工當然與私營企業員工不同，他們除了員工身份之外，還是企業的「主人翁」；他們與國企廠長經理間的關係，也不應該是私企的勞資關係，而是一種同志關係，工人和廠長的工作性質不同，但社會政治地位在名義上卻是平等的。在計劃經濟時期，工人實際上也不能參與工廠的管理，其「主人翁」地位主要體現在不能被任意解僱及住宅、醫療、退休金、子女入學等福利供給上。毛澤東統治時期，農民名義上的政治地位僅次於工人階級，但經濟地位相當低下。其餘各階層，如知識份子及幹部，幾乎每隔一段時期就要被政治運動折磨一番，只有工人階級能夠享受著社會主義制度所給予的穩定收入與「領導階級」的政治地位──這是國企工人的「黃金時代」。
「改革」以來，國有企業因冗員、企業辦社會等各種原因陷於低效，不得不「改革」。為了不激化矛盾，改革採取漸進方式。從80年代開始，按照國有企業職工是國有資產的主人這樣一個觀念，國企設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名義上給了全體職工以參與管理、監督廠長的權利。實踐中，這一套制度安排流於形式，但為了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口號保持一致，在政治上共產黨並不打算拋棄這套制度形式──這時，國企工人的處境已經從「黃金時代」下滑至「白銀時代」。
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政府開始發現，維持國企的代價實在太過沉重。於是以企業改革為名的「甩包袱」過程開始，這個「包袱」就是被視為冗員的國企職工及其社會福利。這樣，不但可以減輕政府負擔，而且可以集中財源供給各級政府及公務員系統。但是這個甩包袱的目的不能明白直說，只能用「國企改制」、「提高經濟效益」之類迂迴曲折的說法。90年代中期的時候，為了哄國企職工「自願」「下崗」，政府簡直講盡了好話，如「下崗只是企業和國家的暫時困難，企業效益好轉你們就能回來」、「要相信政府不會扔下職工不管」等等。政府當然也明白，讓大批職工下崗這個設想不宜由政府出面，只能借國企廠長經理（或接管國企者）之手，讓他們敲掉國企工人的飯碗。這樣一來，工人們只會仇恨直接解僱他們的經理們。
可以說，90年代中後期的國有企業職工，終於掉入了「黑鐵時代」。他們的困境與他們對國企改革的認知，網上有兩篇文章可供參考，一是由青海黃河水電公司職工寫的「黃河水電公司改革七宗罪」（http://bbs.uc.sina.com.cn/thread-9-0/tree- 462517-6044–.html），二是湖北宜昌中南橡膠廠一位下崗政工幹部所寫的「痛中說痛──一個失業職工的吶喊與困惑」（http://bbs.cyol.com/viewthread.php?tid=143078）。也正因為他們痛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樂園，懷念毛澤東時代順理成章地成了他們的政治主訴。
「主人翁」地位的解釋陷入「羅生門」
國企改制之前，國企的內部關係只有兩方：政府委託的代理人國企廠長和經理，國企工人。前者至少不會公然否認國企工人在名義上享有的「主人翁」地位，但私企或者外企購買國企之後，情況必然要發生變化。
私企和外企的勞資關係完全不同於國企經理層與工人的關係。在私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因為資本是企業主即「資本家」的，工人只關心工資及有限的福利，工廠高價出售也罷，低價賤賣也罷，沒讓工人參與，工人並不覺得自己權利受剝奪。企業主賄賂官員，那也是從自家荷包裡掏錢，與「國有資產流失」無干。從收購方的視角來看，這些被收購的國企，所有制已經改變，即使是留用的國企職工也不再是企業的「主人翁」，他們有權按照自己的邏輯來處理勞資關係。
但國企工人並不承認企業轉讓之後自身地位已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究其原因還在於政府的曖昧，因為政府從不光明正大地向國企職工說明：「過去你們是主人翁，企業改制以後就不算了」。政府通常的做法是要卸包袱卻不願意承擔責任，為了「改制」順利進行，往往會向工人承諾「改制」後一切不變，與企業的談判卻不會包括這些約束性條款。這樣一來，難題往往由新接手的企業主應付，政府閃在一邊。在減員大量發生之前，工人們會抱著僥倖心理，希望自己能夠保住飯碗。但等到大規模裁員發生後，工人們生活陷入絕境，於是就假裝不知道企業改制後自己已經喪失了企業的「主人翁」地位，經常搬出政府過去使用的有關工人階級地位的意識形態話語，賦予抗爭以政治道德意義，要求企業（實質上是要求政府）作某種讓步。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仍然運營的國企當中，也發生在破產或被兼併的國企當中。
政府在政治上的被動之處在於，事實上政府早就把「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的國家」這類說法當作垃圾了，但絕不會宣之於口。表面上，政府還得假裝承認工人們的說法有道理，並強調維持「穩定」的重要性。於是，在職工與政府之間，出現了一種雙方心照不宣的遊戲：你（政府）假裝還代表我們職工，我們也假裝請你為我們作主。其實，工人們早就明白，在如今的政府眼裡，國企職工其實和外企、私企員工一樣，不過是打工仔而已；但是，既然政府不點穿這一點，國企職工便仍然擺出「企業主人」的身份來，儘量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權益就是：既然我們工人還擁有「主人翁」地位，政府在將「主人翁」的家產變賣後，再借新廠主將「主人翁」掃地出門，這種「改制」缺乏道德正義性與政治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工潮經常要打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反對腐敗」等口號。職工們以「企業主人」身份打出這些口號時，似乎正與政府利益一致地在保護「國有資產」；政府儘管一直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同謀者甚至始作俑者，但面對這種具有政治正確性的口號，也只能虛情假意地表示要「捍衛國家利益」並「關心」職工權益。比如最近河南林鋼工潮中，工人對林鋼改制過程中的三個環節──資產評估、民意表達和公開拍賣都表示嚴重質疑，認為存在侵吞國有資產和工人利益的黑幕，最後地方當局為了平息事端，將負責該廠改制的副市長王相玲「雙規」。
近十年以來，國企改革的問題處於未完成狀態。除了舊有國企之外，中國在壟斷性行業包括一些競爭性行業的「國進民退」戰略又催生了一批新的國企，且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效益低下等「國企病」。有人計算過，這些國有企業佔有社會資源60%以上，但每年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吸納的勞動力不到20%。而佔有資源不到40%的非國有經濟（包括私企與外企），其創造的GDP增長近70%，吸納的勞動力更是在80%以上。這種狀態決定了國企要想生存與發展，除了憑藉政府給予的壟斷特權之外，還得與「國企病」不斷地作鬥爭，「減員增效」是國企經理層必然要使用的一大法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妨承認工人是個獨立的利益主體，主動讓出自己對工人的「代表權」，在國有企業實行工人自治，讓工會脫離經營者控制，成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機構並參與工廠管理。只有這樣，才能結束工人地位闡釋的「羅生門」現象，形成新的勞資關係，讓政府、國企管理者以及工人均從目前這種尷尬狀態中解脫出來。
《中國人權雙週刊》第7期 2009年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