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
自從謝韜先生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石破天驚地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以來,海內外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紛紛加入討論,筆者也不揣淺陋在「觀察」網站上發表了「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現將筆者有關觀點論述如下,請廣大海內外讀者批評。
在萬眾期待之中,中國足球隊在第十四屆亞洲盃上一敗塗地,招來了國人的痛罵,有球迷喊出「中國隊,不要臉!」有球迷要求永遠解散男子足球隊。相比之下,來自戰火中的伊拉克隊卻憑著強大的精神力量勇奪冠軍,舉國上下不分地區、民族和教派一致歡慶,全體中國人都應該感到羞愧。04年上屆亞洲盃後,筆者在貴刊發表文章批評中國隊,想不到三年過後,依然如故,實在令人痛心。
上海雖然建了許多豪華高樓大廈,但人的素質如何?大學的百年大慶一片商業喧嘩,書店沒有一本港澳中文書,公車上公然有乘客造反,大罵司機 ......
月前的小圈子特首選舉,令絕大多數港人痛心,因為香港回歸快十年了,民主進程卻半途夭折,而且不容樂觀。究其原因,除了已在市民中廣泛議論的各種因素之外,筆者認為如果追究責任,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責任人應該是當年中英談判時的英國政府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民主陣營,也包括當年尚屬幼稚的基本法草委民主派成員。因為他們不懂得對手厚顏無恥的流氓本質和宵小所為的談判伎倆,忽...
在海外網站上同一天讀到兩篇同是論述「民主社會主義」,但是無論論點論據和寫作風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會主義與真假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以及吳稼祥先生「兩種民主社會主義」。筆者個人認為:前者立論正確(觀點鮮明),一針見血,讀之令人有正氣凜然之感;後者立論錯誤(觀點模糊),牽強附會,讀之令人有為毛鄧江臉上貼金的嫌疑。
新年期間在廣州看報紙,公佈新上任的市長和八個副市長學歷履歷,發現這個中國南方最大的都市和全國所有的官場一樣,充滿了世襲權力和官辦學歷。
筆者非常同意中共老幹部李普先生的文章「文革是一場邪教大騷亂」,不過,筆者認為豈止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邪教大騷亂,整個「共產革命」何嚐不是一場名副其實的邪教大騷亂!
筆者全家從美國回港,今天在電視裏看到香港第三屆特首選舉,並觀看了緊接著舉行的「城市論壇」,有些感想代表全家寫下來,供大家指正。令筆者奇怪的是,以前在維園公開舉行的「城市論壇」也變成小圈子論壇了,兒子說可能想避開「維園阿伯」的騷擾,其實我覺得維園阿伯已經成了香港特色之一,棄之可惜,他們的叫囂正彰顯了香港的公開公平,訂下幾條聽眾守則不難解決。我們港人在反對小圈子...
2006年的倒數第二天,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被執行絞刑,行刑錄影被泄露公開,各國不同反應,大陸官方噤聲,民間熱烈爭論「英雄」或是暴君,筆者卻第一時間想起了中國的薩達姆——毛澤東。薩達姆最後被證實並據以判處死刑的是杜賈爾村148名村民被屠殺案,結果他被押上了斷頭台;可是毛澤東殘害了八千萬同胞的生命,至今卻還安然地躺在他的水晶棺內,大陸不少憤青愚民還在對他頂禮膜拜...
不瞞諸位,以往看見原「體制內人士」的洋洋大作都敬而遠之,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細閱。近日看到貴刋一月二十三日陳子明、何家棟先生的大作標題「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感到很好奇:周恩來連獨立的人格都沒有,何來的「思想」?中共的「黨軍論」世界聞名,怎麼也懂「軍隊國家化」?於是乎耐心細閱大作全文,讀後才明白兩位作者的原意是想對中國人民說,共產黨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麼壞...
看了「開放」雜誌九月號蔡詠梅「從家族悲劇走向歷史真實」以及十月號王友琴「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兩篇文章(下簡稱蔡文、王文),想起自己在中國大陸三十 多年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感想連翩,不由得像王文中的美國記者潘文一樣慨嘆:「中國人的正義感都到哪裏去了」?
筆者九十年代在上海經商,見識了上海官場種種怪現狀,並對官場得意的韓正、陳良宇略知一二。
感謝香港「開放」出版社金鍾先生在毛澤東去世三十週年之際出版了張戎女仕的「鮮為人知的毛」,讓全世界華人讀者都能夠一睹曾經統治了我們中華民族長達四分一世紀、並給我們帶來無窮災難的曠世暴君毛澤東的廬山真面目,應該說這是中文出版界一件大事,也是中華民族爭取民主自由鬥爭的一件大事。
一年多前,在「議報」網站讀到一篇林孟熹先生的文章:「錯把馮京作馬涼——略談「往事並不如煙」有關劉光華的不實傳聞及其他」。章怡和「往事並不如煙」有關內容如下:
早前在紐約一個朋友家裏遇見一位大陸來的「訪問學者」,他對曠世獨裁者毛澤東數十年來帶給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有深刻的認識,唯獨說起毛到底沒有像蔣介石、金日成那樣父傳子位,建立「毛氏王朝」而感到些許安慰,說是他老人家「壞事還沒有做絕」,到底還為國家民族留下了一點好處。
數千年來中國以農立國,即便是今天,農業人口仍然佔百分之八十,如果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中國的經濟談何發展和進步?如果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無法滿足,中國的政治危如累卵。中共領導人不是不明白這一點,每年初的「一號文件」都是為「三農問題」而發,胡錦濤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企圖解決這個農業國家最重要的農民問題,可惜都摸錯了方向。
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大舞台上,國共兩黨無疑是主角,從世紀上半葉的合作,中葉的內戰到下半葉的和平競爭,兩黨都使出渾身解數,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大至可以給他們下結論了。無獨有偶,在上世紀兩黨都曾經主導過大屠殺,那就是國民黨的1947年台灣「二二八」和共產黨的1989年北京「六四」。
「六四」過去十七年了,許多在這場血腥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受難者家屬,無奈地把人世間最不堪的苦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也已經整整十七年了,別說是得到任何道歉和賠償,這麼大的一件事情,殺人者連個「說法」都沒有,在他們眼裏彷彿沒有發生過一樣,這種對生命的冷漠和對道義的逃避,世界歷史上找不到相同的案例。
中共刻意迴避香港廣大市民的民主訴求,對全面普選一拖再拖,其藉口是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是一個政治城市,香港市民的民主素質不高,沒有達到普選的要求……。這簡直是對全體香港人極大的侮辱!
不久前在報紙及電視上看到香港政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頻頻出鏡,省港澳三地來回穿梭,和大陸官員密密磋商,並向外界宣布港珠澳大橋方案已定,目前正在密鑼緊鼓籌劃設計和施工。
綜上所述,中共建國以來各任外交部長在國際大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有失國格,有些甚至低俗不堪,和大多數國家的外交代表,都相差一段不短的距離。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立國的目標、原則和方法完全錯誤,以致造成本文第一篇題目「形象如此不堪,國家如何立足?」的結果。
毛澤東去世以後,四人幫垮台,開始了鄧小平時代。鄧小平親自主導外交工作,提出了「韜光養晦」、「不當頭、不稱霸」的方針,一改毛澤東處處鋒芒畢露針鋒相對的作風。他掌政時在外交事務上兩大傑作,其一是與美國正式建交,這件大事功不在他,不過水到渠成而已;其二是收回香港,此事當然是民族大義,鄧小平的堅決果斷功不可沒。但是他設計的「一國兩制」,在世界上史無前例,更主要的是因...
除了上文所講到的李肇星之外,中共建國以來歷任外交部長表現又是如何呢?讓我們先看看從中共建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垮台這一段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所謂「共和國老一輩外交家」的表現吧。
據中外傳媒廣泛報道,十月十一日,中國外長李肇星和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共同召開記者招待會,有美聯社記者向安南問到「有沒有向中國表達對中國人權紀錄的關切」和「聯合國酷刑監察員何時到達中國」的問題,李肇星惱羞成怒,當場斥責這名記者,安南一臉尷尬,招待會在難堪的氣氛下收場。
昨晚(6月17日)鳳凰衛視竇文濤在其主持的節目中說:(由於共産官僚輕視人命作風造成103名小學生死亡,共產黨使出威逼利誘一手,同意48小時內火化的額外補貼5000元錢,送骨灰盒一個)。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秘書長王同堂宣佈,死亡學生已有16人火化,80多戶家長簽同意書接受賠償,救災工作取得「決定性勝利」!聞之令人作嘔!連中共喉舌都對此憤憤不平,其他有正義感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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