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钦本立政治命运的“宣判”，似乎是在四月二十六日作出的。上海市委行动之神速，博得了关注国事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与学生的赞叹。由此可见在政治步履艰难，一些旧机构行政效率低下的中国大地，仍然保留着反应敏捷的部分。虽然导报的同仁并不认为这个判断有法律效力（因为钦本立任导报总编并非上海市委任命，而是由该报理事会民主选定。）但钦本立终于离开了他办公桌前的圆椅，回到自己的寓所。从上海的一个朋友处，我了解到上海市委作出这一判决的所谓事实根据：
四月十七日，香港某报登载了导报将开辟专栏纪念耀邦的消息，这立即引起了上海市委的重视。为此，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市委派副书记曾庆红、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到了钦本立，了解有关情况后，让他将最近一期的清样送审。据说钦当场答应第二天一早送到。（据导报人士说，这是决不可能的。）但是，经再三催促才于那天下午四点半送到。
在审阅过程中，市委领导觉得该期报纸用整整6个版面报道的“四. 一九”座谈会的长篇记录中，有些内容如在报上发表，将会造成思想混乱。随即，曾、陈二人又找钦谈话，指出报纸对胡耀邦同志的去世表达悼念之情是完全应该的。上海所有的报纸都是这样做的，在报纸上宣传耀邦的优秀品质，激发人民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激情，这本来是报纸应尽的责任，但清样中某些段落，如不删节地加以发表，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加剧某些动乱因素。有些同志的话是在小型座谈会上讲的，有些观点是个人的看法。但是见之于大众传播媒体，就起了宣传作用，就有了舆论引导的问题。同时，他们说，有些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就发表，是不慎重的。
他们要求钦删去一些段落，只有几百字，然后照常印发。接着，江泽民又和《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一起，找钦谈话，严肃指出，这期《导报》的部分内容必须删节后才能发行。
据说，钦当时表示照办，并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求停印、停发这期报纸，待重新编排后再印发。
上海的读者，按照常规可在星期天下午读到《导报》。但是汪道涵在那个星期天（23日）上午就发现，未经删节的报纸已经送到了他家。这位被钦本立聘为导报名誉理事长，一直被钦视为好友的老人激怒了。他立即给钦打电话，指责他不守信用，并声明与钦绝交，而且今后这张报纸与他无关。
几乎就在汪道涵电斥钦本立的同时，香港的一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后来，《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这使上海市委感到了压力。对于利用海外舆论来迫使自己的政策进行修改，他们是深恶痛绝的。但是，面对压力，他们并不想让步。
这个星期日是如此的忙碌，但市委照例还是按集体领导的原则，召开了书记办公会议，责成《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当时决定改排后发行。
但是市委的书记们并没有等来新版的439期《导报》，却等来了一份《导报》同仁们写给市委的“紧急报告”。这份报告谈到原439期已经流散于市的情况（因为在中国这一情况已成惯例，一件作品被查禁，立即身价百倍。当439期被宣布停印时，人们已从《解放日报》印刷厂纷纷将报偷走，并大量复印。印刷厂周围的报贩－－也许是大上海的传统－－经常在油迹未干时就将报纸售出。而当邮局的报纸被查封时，例行交换和赠送渠道的传输齿链并没有停止转动），故此，如果另行发排，第439期《导报》将会有A、B两种版本流传于世，这势必要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所以，仍然坚持发行原版本。
《导报》的同仁们也许认为，这并不需要通过市委领导批准，因此，在报告的结尾处写下了“专此奉告”的字样。而这无疑是最令富有权威感的人恼火的。
此时，钦本立绝没有想到，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只剩下整整一夜了。
第二天，是4月26日。
这一天，江泽民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了市委关于钦本立与《导报》问题的处理结果，并向《导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任组长，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孙恒志、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张家骏为成员，马达任顾问。尽管有关方面一再把“事件”的责任归结于钦本立的个人品质，但派驻小组一事说明，他们对《导报》同行的作用已有了相当的重视。
悬在钦本立头上的这把德漠克利斯剑，终于落下来了。
这对于在四个月前就已作好精神准备的钦本立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的解脱。
分布在东西半球上的，那些屡次宣布钦本立将“下台”、“撤职”的电台、报纸，或许已觉得日子拖得太长了。就象一场宣布已久的葬礼迟迟没有举行一样，死亡证书的签发者们不无恼怒地注视着这个“死亡者”仍然有声有色地活着。
钦本立本人并不想让大家如此为难。实际上，他的“遗嘱”早在今年一月就立下了。那时，他应邀访美，出席第三十七次“全美祈祷早餐”。在导报驻华盛顿记者潘慕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到，钦本立在答复《美国之音》记者时，对一系列根本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
问：在政治和开放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或必不可少的东西？
答：公有制。但怎样完善公有制，使他有生气，有活力，目前正在探索。
问：一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问过中国学者，中国改革的方向有没有限制，比如说，周围是个360度的圆，是否规定不能向哪个方向走呢？
答：有限制，即既不能回到过去的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上去，也不能走到完全的自由市场那面去。应当是有计划、有控制的市场经济，即由政府调控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
问：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说，他曾问一位提供决策咨询的中国学者，这样搞是不是社会主义？回答说，这个我不管，得由搞意识形态的人来解释。中国是否有不少这种情况？
答：我认为，改革与开放当然是中国人的事情，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有一论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如果成功，可以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中国领导人乐于听取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意见，结合中国实际，予以采纳，在这方面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问：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已陷入危机和困境，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我不同意用“危机”这个词，而同意用“关键时刻”这个词。十年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总结这些，把他们变成我们的财富，就会有利于今后的改革与开放。
问：《世界经济导报》今后有何打算？
答：《导报》今后将继续保持自己的特色，讲真话，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推动改革与开放，通过《导报》的存在与发展与新闻改革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要取得读者的更大信赖，更好地肩负起社会责任。
问：如果您退休了，《导报》的方针会改变吗？
答：我希望不会改变。而且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的方针不变，《导报》的方针就不会变。如果变了，《导报》就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
在这次谈话中，关于他的“退休”问题他还说道：“我已经七十一岁了，我拥护年轻化的政策，实际上我在几年前便准备退休了。《导报》创办初期，平均年龄六十三岁，现在是三十八岁，领导班子除我以外，基本上都是年轻人。……退休对我来说是迟早的问题。”只是为了回答最近一些关于他“不叫解职的解职”的传闻，他才仍然“在坚持工作”。
在离华盛顿纪念碑约200米的地方，他站在照相机前，随着快门的起落，人们摄下了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但潘慕平每每发现，他是人在美国，心却似乎留在了地球的另一边。
在华盛顿，他让记者驱车从宪法大道的这一端跑到另一端，便算是游览了著名的国会山、白宫、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在纽约，当飞机掠过高楼林立的曼哈顿岛时，记者把他从睡梦中唤醒，把美国人最引为自豪的“自由女神像”指给他看时，他只是神情凝望，若有所思。
在访美的十二个日夜里，他每天晚上要靠吞服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却鼓起精神与美国的新闻界同行和其他方面的新老朋友广泛接触，希望能为《导报》、为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多作一点事情。
显然，美国的新闻界早已得知，钦本立因为在《导报》上刊登理论家苏绍智的讲话，有可能被解职的消息。
正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朵飘向钦本立四十余载报人生涯的阴云，给他的这次美国之行罩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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