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国开国元勋杰佛逊总统有一句名言：在政府与报纸之间，宁可没有政府却不可以没有报纸。这句话虽然表达形式很强烈，却道出了民主社会的真髓，强调和突出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实行民主体制的基础和保障。但是并非只有民主社会的先贤，对言论与出版能够有如此深刻精辟的见解，其实专制极权独裁者对此的理解，不论理解的深度还是重视的程度，也丝毫不差，不同的仅
是出发的角度恰恰相反罢了。曾独掌中共大权的前主席毛泽东，也曾经有过一句明言：不控制新闻出版怎么行？中国五十万个大队，一个大队报道一条社会黑暗面，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垮台了。毛泽东在这里无异于赤裸裸地供认，极端暴虐专制的中共政权，数十年的统治虽然造成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血腥屠杀等灾祸连绵，却依然可以一党独攫政权，靠得是扼杀社会言论与出版权利。
中共扼杀社会的言论自由与出版权利，比一般国家的专制极权政府的目的多而且复杂。一般国家的专制极权政府，镇压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遮掩黑暗腐败等罪恶，如中国古代所说“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控制言论自由是为了防止民众谈论揭露。中共则不仅是消极的遮掩黑暗腐败等罪恶，更有编造假象控制民众思想和情感立场的需要。中共常说的改造思想改造社会，或者国际社会所说的对人的洗脑，就是由于中共控制了言论出版才得以实现的。依靠控制言论和新闻出版，中共成功的隐瞒了事实和罪恶，扮饰出虚假和伪善的面貌。如抗日时期中共的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摩擦一分抗战，彭德怀因为真心抗战甚至招致批判处分。但是中共靠说谎曾经使人民相信，只有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战争。六十年代初中国至少二千万以上民众死于饥饿，中共当局将之归罪于三年自然灾害，还有苏联背信弃义的逼迫中国归还欠债。这种说法曾经使中国民众深信不疑，并且因此深深的仇恨苏联。但是最近发现的气候资料却证实，那三年的气候等自然条件称得上风调雨顺，饿死人却是毛泽东为首的非法极权行为所招致的。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五十多年里，控制言论和出版是这个政权毫不松懈的目标。至今中共当局拒绝制定出版法新闻法，就是为了可以肆无忌惮的压制迫害言论和出版。敢于实话实说的毛泽东和他那一辈许多高官，就公开说不要制定新闻法出版法将自己捆绑起来。虽然压制迫害言论出版是中共的生命线和根本政策，但是五十多年来中国言论和出版的空间，也并非死水一潭毫无改变。事实上与中共初掌政权的前二十多年相比，中国社会今天的言论和出版空间，可能是当年的人不敢想象也难以想象的。我说五十多年来中共当局对言论出版的压制迫害丝毫未变，是指中共压制迫害言论出版以独霸政权的统治意志，而非压制迫害言论出版的内容和程度。压制迫害言论出版的内容和程度，并非中共当局一厢情愿可以完全操控的，很大程度上也要看社会抵制意志和勇气的有无强弱，甚至也要看国际社会有无影响能力和影响能力的大小。“六四”屠杀后的清洗恐怖活动就是很好的事例，可以说明压制迫害言论和出版的内容程度，并非中共当局一厢情愿就可以完成的。中共当局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其实是准备极度严酷的大规模镇压清洗的，但是由于民众不象以往的镇压运动，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那样盲目支持，中共又不能象当年一样无视国际压力，这场原本准备残酷迫害大肆杀戮的镇压，实际上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所以尽管中共当局压制迫害言论出版的意志始终如一，但是从压制的内容到压制的程度，还是有清晰的脉络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我大致将中共压制迫害言论出版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绝对控制和严酷镇压迫害时期，时间从中共掌权开始的1949年起，至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已经疲软无力天怒人怨时期。第一阶段毛泽东主要或者独掌中共权力，所以也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对言论出版的压制迫害。第一阶段的特色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绝对，就是对言论出版的绝对控制，对冒犯言论出版控制者的绝对镇压迫害。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腹诽罪，就是在自己肚子里表示不满的罪。毛泽东时代是典型的对腹诽治罪迫害的社会，腹诽都要控制迫害对其他形式的言论出版的控制迫害，当然可以类推想象出来了。那个时代的人仅仅因为写日记，日记中仅仅有所谓的不健康的资产阶级的情调，招致批判斗争、判刑入狱、丧失生命的人就不计其数。毛泽东时代对言论控制迫害的程度，甚至达到骇人听闻毛骨悚然，如一个人睡梦中讲了批评毛泽东的话，或是批评无产阶级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话，也会导致批判斗争、判刑入狱甚至丧失生命。就是讲述中共控制的喉舌报纸尚未公开报道的事实，也会惨遭飞来横祸陷入灭顶之灾，我的一个远亲姨妈，因为1959年时对邻居说：“听说共产党里出事了，大元帅彭德怀被打倒了”，结果导致关押劳改半辈子，最后凄凉悲惨的死在毫无关系的北方农村。令人感到又讽刺又悲惨的是，告发我姨妈的邻居，也因为当局认为不当的几句话，全家从北京发配到甘肃某蛮荒不毛的农场改造。这是中国言论出版的暗无天日岁月，只有经历过那场恶梦的人，才会对言论的绝对控制和镇压，有永世不忘的刻骨铭心理解。
第二阶段为，对言论出版仍全面控制但试图引导，镇压迫害则从绝对转为有选择的杀鸡儆猴的时期，时间大约从文化大革命末期到1989年“六四”。第二阶段中共的主要掌权人是邓小平，所以也可以称为邓小平时代对言论出版的压制迫害。邓小平是借助以民主墙为代表的中国民意，从被毛泽东打倒并清洗出权力核心的失势政治人物，迅速夺取了掌握党政军大权的华国锋手中权力，而一跃变成中国头号实权人物的。由于邓小平的这些历史渊源，也由于中共以往的统治灾难给社会留下的教训和思考，所以这个时代对言论出版的控制镇压迫害，从内容到程度都与毛泽东时代有很大区别。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对言论出版全面控制但试图引导纳入官方轨道，不再对言论出版绝对控制并彻底消灭自由空间，因而镇压迫害也从普遍绝对变为有所选择，目的主要是杀鸡儆猴镇慑阻绝言论出版扩大自由空间。所以在邓小平时代，一方面依然坚持中共传统的思想意识，对其他言论和出版批判压制，如压制并进而取缔民主墙，组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的异化讨论、清除精神污染等，甚至校园选举活动也遭到迫害，如胡平在北京大学竞选为人大代表，却连维持生存的工作也不分配了。另一方面却由于并没有痛下杀手，不再象毛泽东时代决不允许任何其他的言论与出版，所以虽然有镇压和迫害，但社会上始终还存有一点官方之外的言论与出版的空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对民主墙才会数次镇压，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民主墙的言论与出版，虽然被迫改换表达形式，却存在了下来。即使最后彻底取缔了民主墙延续的活动，全国民主墙的主要活跃人士大多被捕入狱，但是民主墙冲击出来的言论与出版的空间，并没有全面关闭倒退回毛泽东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墙产生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社会能够思想言论出版相对活跃，讨论人的异化、争取人权民众的呼声不断，争取实现政治愿望而付诸行动所爆发的高潮，如不受官方控制的竞选人大代表活动，要人权民主反贪的学潮和民主运动等，在遭受镇压挫折后只隔一、二年，又声势浩大再度爆发的重要原因。
第三阶段为，中共改全面控制言论出版为选择控制和镇压，镇压控制的内容主要是人权民主思潮及对中共专制腐败的揭露批判，对这些内容以外的言论则改采基本放开态度，时间大体从“六四”血腥屠杀之后到目前。这段时间江泽民坐上了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他逐渐站稳了地位并开始主导中国的最高权力，为了方便可以称为江泽民时代对言论与出版的镇压迫害。1989年北京政权“六四”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后，从中汲取的最主要经验教训，就是要将中共认为危及政权的人权民主活动，全面的毫不手软的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中国自民主墙以来的人权民主活动，都是通过言论出版形成高涨的舆论和政治要求，所以中共政权镇压消灭人权民主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严密地绝对地控制言论出版中的人权民主的意识活动。对除此以外的言论出版中共则大大放开了，基本放弃了全面控制规定中国人的言论和思想的手段。这种改变显然受“六四”大屠杀的影响。“六四”在摄像机前赤裸裸展现的暴虐屠杀，不仅让中国民众彻底摆脱了中共数十年的欺骗宣传，认清了中共专制政权血腥霸占政权的本质，也摧毁了中共维护其虚伪面具的意志，不得不放弃共产党将说教渗透中国一切意识和生活领域的做法。所以现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目前什么言论都可以说，什么书籍都可以出版，只要内容不是反对中共专制极权和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就这一方面来说，其自由度是中共掌权以来最宽松的，不要说将民众完全控制限制在规范化的革命言论里的毛泽东时代，就是与还试图倡导规范的思想言论和生活模式的邓小平时代相比，自由度也是大大扩展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对于反对中共专制极权，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言论与出版，情况又恰恰相反过来，中共当局采取了远比邓小平时代严酷、迅速、彻底的镇压控制措施。江泽民在“六四”之后曾反复指示，要将可以导致“六四”发生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江泽民要消灭的所谓的萌芽状态，就是不允许人权民主的言论和号召，今后在社会上公然散布流传，并进而凝结成社会强烈的愿望、强大的力量。虽然“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充斥着许多严重矛盾和社会问题，却没有象邓小平时代隔一二年形成一次争取人权民主的社会高潮，与江泽民政权采取这种一方面放开，一方面强硬的镇压防范的手段，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下面，我着重介绍中共当局现在对言论与出版的控制迫害。因为作为争取人权民主发展改善的人士，我对现实中的控制和迫害的关心重视，程度上自然超过以往的历史。同时，目前中共对言论出版的控制迫害，不仅包含过去的手段和意志，还有因应新的复杂情况和需要，演变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和手段，而争取言论出版权利的中国民众，其方法手段和思想认识也是大不相同了的。
中共当局压制迫害言论出版的最基本手段，也是最有镇慑效果的手段，仍然一如既往是抓捕判刑。中共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承诺中国人民有言论和出版的权利。但是中共大玩诡辩和阉割概念，将言论自由变为拥护中共和政府的自由。不拥护中共和政府的言论，中共当局则声称不属于言论范畴，而是危及并意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行动，在1997年以前被划入反革命范畴，现在则被划入危害国家安全的范畴。何种言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中国颁布的国家安全法规定，由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确认。安全部公安部在实际的操作中，不仅将批评反对中共当局的言论，按照反革命或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打击镇压，甚至将中共内部不同的派系之争，也套上这样的名义加以铲除。（制定、行使、执行法律三位一体）近一些年来，这种基本手段的主要迫害对象，是被中共视为政权敌人的异议人士。不仅异议人士批评中共当局的言论，表达政治愿望和要求的呼吁，甚至仅仅陈述事实的言论，都可能被判重刑惨遭牢狱之灾。例如湖南著名的工运领袖张善光，因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讲述了当地发生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当地工人因生活医疗恶化而举行了游行抗议集会，一件是当地农村不合理的乱摊派导致杀人悲剧，张善光竟然因为向自由亚洲电台讲述当地尽人皆知的事实，被中共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刑十年。河南民间反腐倡廉的发起人安均，是又一个中共何其荒谬暴虐镇压异议人士言论的典型案例。由于糜烂全国的腐败是中国百姓深恶痛绝的首要问题，安均率先打出了中国民间反腐败观察的旗号，并且得到全国各地许多人的响应支持，却被中共法院认定危害国家安全而判处四年徒刑。中共当局进一些年来对异议人士言论的镇压控制，远比邓小平时代严密和残酷，分析这些现象可以总结出一些明显特征：第一是只要被中共当局认为属于异议人士，不论任何言论都可以成为判刑证据，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张善光安均等荒谬审判，其实这样的事例大量存在俯拾皆是，如魏京生筹备举办国际画展、与兄弟一起购买股份办公司，都是他再次被判处14年徒刑的罪证，王丹在国外发表过温和的批评中共言论，也是导致他再次被判刑13年的所谓罪行；第二是倒退到奉行毛泽东时代规矩，这就是“只许阶级敌人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即使有的异议人士没有逮捕判刑，也是采用极为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手段，实施不停的闯入家门或者传讯问话等骚扰手段，用警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能要让异议人士活得自在痛快，要让其所有的亲戚朋友相识者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第三是断绝工作和经济来源，使异议人士生活在最艰困难堪的物质条件下，有的异议人士离开监狱十多年，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安稳工作几个月的地方。
应该说，也不是所有发表异议言论的人，所受迫害都是同等程度的暴虐。目前的中共当局对于各种各样的人，还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例如，有一些单纯议论的知识分子，或者具有官方学术研究机构身份的人，所受迫害从形式到内容，都与被视为敌人的异议人士有所不同。如曾经写过小说黄祸和西藏报告的作家王力雄，在前往新疆收集材料准备写作时被捕，但是由于国际上的舆论和压力，在关押一个阶段之后获得了释放，并且不久之前还能够接受邀请出国访问，以及访问之后返回中国。同样，今年以来遭到中共打击迫害的李慎之、何清涟、刘军宁、余杰等知识分子，虽然工作被变相剥夺了，所有文章都不得在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了，甚至遭到便衣警探的监视骚扰，但是处境也大致能够象王力雄一样。
中共控制异议声音的欲望之强烈，可以从中共号称一国两制样板的香港得到验证。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凤超，在今年四月十二日声色俱厉的警告香港传媒，不得如实刊登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的台独言论，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新闻和一般的不同声音，传媒有责任不散布鼓吹分裂国家的言论。他并要求香港新闻报道的标准和鼓吹的界限，应该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制定。这当然招致享有言论自由的香港各界严重不满。北京对香港强烈不满的回答是，肯定王凤超的言论是正确的，而且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交部、中联办台湾事务部、港澳办公室，以及香港所有的中共喉舌，纷纷发表声明、发布新闻、社论和评述文章，为王凤超保驾护航，强调或重申香港新闻报道，不能有台独及分裂中国的内容。更为严重的是，中共头号人物江泽民在今年10月28日，当面训斥辱骂香港媒体，甚至说自己连美国难对付的电视主持人华莱士，都应付得头头是道，表示香港专问刁难问题的记者，只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值一提了。江泽民这次羞辱训斥香港媒体，不但表现了中共最高官员的飞扬跋扈专横傲慢，其实也表达了中共当局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和立场。
如果王凤超、江泽民所说仅仅是个人言论，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那正是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甚至中共诸多的政府机构和喉舌，为王凤超保驾护航的声明和社论，作为一种言论和政府的声音，也是应该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利。他们的话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应，因为根据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历史，这些话不能看成一种单纯的言论，而是将以中共专制政权为后盾，迫在眉睫的压制扼杀香港的言论自由，剥夺媒体采访自由的行动。这些话其实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政府公开的训令，想来此前私下的表示和训令早已有过，之后必将动用中央政府的权势清除不服从的力量。所以王凤超、江泽民和中共机构所言，表明中共对香港媒体已经难以忍受，可能要采取镇压行动的信号。对于已在自律的香港传媒，这些饱含威胁和杀气的训斥，必将造成一定的恐怖压力和危害后果。
中共当局近一些年来最严密控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正在迅猛发展的网际网络和电子期刊论坛。山东异议人士开通的网络杂志《新文明论坛》，宣传他们温和的“广交友不结盟”的主张，传布中国政治要以妥协和解的精神推进民主变革，改变政治你死我活的革命手段为双赢共存的政治风范。但是《新文明论坛》不仅被封杀取缔，该论坛所注册的网络公司也因警方干涉陷入瘫痪，论坛负责人更是处于警方大力追捕之中。四川成都寻人网站天网，协助找人广受好评，官方媒体都争相采访报道。但是天网的负责人黄琦，仅因有人在网上贴出不满政府的文章，遭到逮捕面临判刑入狱的无妄之灾。其次如上海电脑商人林海，将网址进行商业性的交换，也被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刑，都是近期钳制言论自由的典型事例。由于网际网络是最新科技，中共当局也因应这一技术的特点，制定了许多监视、限制、取缔和迫害网络言论的方法和手段。如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议案，提请审议关于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决定草案。该草案规定：利用互联网发表、传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１５种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还规定，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单位，发现互联网上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时，要采取措施停止传输有害信息，并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这些规定其实与中共现行的言论控制和迫害内容，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网上批评中共政权，将同样招致各种行政的司法的惩处迫害。再如人民日报主办的网上人民论坛，就制定了人民论坛管理条例，规定不得贴违反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不得贴诽谤、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的言论，勿张贴未经公开报道、未经证实的消息，等等。否则，将承担一切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同时，为了更为有效的控制网络新科技，还采用最新科学技术和特务手段监控迫害，如向新加坡购买网上防火墙技术，隔绝中国网客访问许多政治网站。最新的网上控制迫害，是采用新技术控制网友，将大量假的代理服务器，混入国际流通的网络服务器名单，使用这些假的代理服务器，都将遭到跟踪监控甚至限制，网友因此毫无隐私而被展现给警察，并能被轻易确定真实身份。据了解到的情况，真假网络服务器的比列，是假十真一。
言论自由，始终是中国人民努力争取的最基本人权。因为中国人民越来越清楚的知道，剥夺中国人民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将人民的嘴巴和思想封禁在官方言论以及复述和歌颂的区域内，是中国大陆五十年灾祸延绵的主要祸根之一。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肃反运动，数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的反右运动，造成六十年代初至少饿死二千万以上人的大跃进，上亿人遭受迫害乃至死亡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难以令人置信的荒唐祸害，如果人民能够获享充分及翔实报道的权利，不但不可能不断重复，而且完全可能一次这样的巨大灾难也不会造成。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言论，是自己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和尊严，这是作为人不能退让的部分。所以，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构成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最主要方面。这方面的事例是大量存在，不胜枚举，而且过去也有各种文章不同介绍，所以一般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情况，我不再这里重复了。我这里只谈两点新的地方，但却是对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可能有巨大影响和推动的两点，这就是香港维护言论自由，网际网络上争取言论自由。
香港在中国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从民主制度被纳入专制制度的祖国，因为中共当局保证要实行一国两制，这使香港从习惯和法理上，都会竭力维护已经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包括言论和出版的权利。香港本身的这种需要和努力，必然与专制的中共当局时有摩擦和抗争，也必然冲击同为一国的大陆，并且为大陆进行这些权利的努力，带来各种有益的启迪和契机。从香港回归中国几年来的情况看，他们确实在竭力维护着包括论和出版在内的各项权利，王凤超和江泽民所引发的言论自由之争，就是香港民众维言护自己权益两个生动事例。王凤超的言论在香港引起震惊。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并表达不满和批评，派出代表向中国总理朱熔基递交书面陈请，并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签名表态活动。众多的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不仅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谴责，而且前往中共驻港机构举行示威游行。就是香港的行政长官陈方安生，也不得不发表声明，强调香港政府要保障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香港传媒按照香港法律可自由地评论和报道时事。香港民众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媒体采访报道吕秀莲的言论没有不对。而在国际上，香港的言论自由也成了关注焦点，媒体进行重大追踪报道，美国英国等国家政府表达震惊和严重关注。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的言论，更是引起轩然大波，所有的媒体都以头版详尽报道，甚至纷纷将录象的连续镜头翻印刊载。这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最高头目，是何等的蛮横霸道傲慢无礼，对争取言论自由充满了理解同情。香港是中国言论仍有一定自由的唯一一角，保留好坏都将影响整个中国，为了香港和过去的祸害不再卷土重来，全世界民主力量都有义务支持香港维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抗争。
网际网络所创造的信息传递交流的空间和形式，将给中国民众带来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更大机会和希望。在网际网络面前，边界巡逻的哨兵不再是问题，严寒酷暑的遥远距离不再问题，一条蜿蜒伸展的电缆，甚至空中穿射的电波，将各种信息传遍了整个星球，包括将扼杀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视为掌权生命线的中国。一份中共仇恨的电子报大小参考，就是通过电脑世界的网际网络，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送进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家庭。一份中共显然恼怒的电子杂志春夏之交，就在中共掌控的广袤领地上破土而出，成为众多海内外华人阅读讨论的的互动乐园。更不要说其他难以数计的电子报电子期刊、谈话室，以及动辄百万计的电子信件频繁往来。
没有一个专制极权的政府，会自动向科学进步举手投降，乐于革除或者结束自己反科学进步的统治。早期专制极权政府惯常的对付手段，是压制消灭科学进步本身。现在许多专制极权的政府以为，它可以只要科学技术的盛宴，不要伴生的活力、形式和空间。中共政权就以为自己可以做到，网际网络完全唯我所用，并且依然象过去那样扼杀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将网际网络控制在党的喉舌的定格上。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惩罚恐吓、规则围堵和科技防剿等方面齐头并进。上海电脑商人林海，出于商业需要将电脑网址与国外交换，竟然莫名其妙被判处有期徒刑。中国官方本来准备编辑出版电脑网址簿，象编辑出版电话号码簿一样，也因为发生林海案件无疾而终。据说，中国政府还特意从另一个控制新闻出版和言论的国家新加坡，买来并学会了网际网络的防火墙技能
，可以象国境线上的边防哨兵，检查并将不喜欢的文章和信息档在国外。可能最有效率和威胁震慑的手段，是各种公安行政颁发的规定和限制，如上海规定电脑上网的人，必须到公安局登记添表，接受公安局的检查和规定等。此外，中共还按照堵塞不如开导的思维，自办宣传工具一类的网站报纸，如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等，期望将民众引导和限制在党控制的范围内。
但是网际网络所具有的活力、空间和形式，已经彻底颠覆了以往的信息流通交换格局，任何专制政府都无法象以往那样对这个世界加以控制了，而社会则被网际网络激发出强烈的表达和反抗本能。中国有句老话，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句话很形象生动的表现出，中共对网际网络的控制与民间社会的反控制。网际网络控制与反控制最生动典型的例子，体现在中共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成员是通过网际网络，进行号召联络并进而采取行动的。中共当局在全国八月大肆镇压法轮功之前，将全国最大的一批免费网站强行关闭二天，以切断法轮功全国范围的联络。这一举措使数百万网民信箱作废，中国经营ＩＴ的企业信誉一落千丈，中国的外贸企业丢了业务丢了信誉。几天后，一篇题为“网上生存的安全之道”的文章，通过网际网络传遍了国内国外，详尽的告诉人们如何利用网际网络的知识和技术手段，甩脱中共当局对网络的封锁监视。这篇文章仔细介绍了如何安全使用ＥＭＡＩＬ、使用代理服务器，以及对网络生存安全的各种思考和应对方法，并且最后号召大家一起来揭露共产党的封网手段和内幕，为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发展而努力。再如前文提到的中共在网络上混入大量假的代理服务器，以特务手段侦察监视控制上网民众的言论，就被网友们很快识破了，并且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在网上广为散发揭露文章，并具体教导如何识别真假国际网络服务器，避免落入中共特务布下的陷井之中。
确实，中国民众应该为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发展而努力，因为实现这一目标已经是现实的可能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将突破专政政权对言论自由的扼杀，使中国加入享有自由言论和思想的国际行列。在网际网路上，只要民众有勇气不理睬，中共的书报审查控制就没有作用。虽然网际网络还不是言论自由的安全岛，国家警察大多依然能够事后抓到他们要迫害的人，但毕竟也只能是在言论发表和影响产生之后，而不是以往那样，言论尚未产生影响之前或之中，行使言论自由者已经惨遭迫害和关押。网际网路给任何一个人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机会，使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认识、观点、愿望和要求，向社会广泛的自由充分的表达出来。网际网路打破了边境国界，所有的信息在这颗星球上自由流通，将不再是梦想。科学技术是黑暗专制腐败的灾星，它并不是为了消灭什么而出生，但它的出生一定会敲响某些腐朽势力的丧钟。网际网络以它神奇而又强壮的力量，向世人宣示：未来扼杀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将是徒劳的。网际网路无疑是中国的人权民主的重要机会，给民众提供了与专制力量斗法较量的阵地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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