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专栏】 时下，中国大陆媒体正在热炒所谓“五大经济学家”对另一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围剿”大战。 说“围剿”，当不为过。因为用“五大”中之一“大”萧灼基的话说，他们这五个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凑到一起发言，在他的记忆里还是第一次。但是，如果说“五大”，则未免有些勉强。看看这五个人的姓名，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说破天也只能有“三大”而已。其实，即使说“三大”，盛名之下，也得用大号脸盆接着水。
当然，不是说中国大陆找不出来几个“大”。问题在于，真正名“大”的人，头并不大，不会被萧灼基一个电话就招至某个大饭店。此外，有关吴敬琏与萧灼基在股市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北京经济学界对此早已是心照不宣，如果不是牵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谁会去趟这个浑水？尤其是，在北大，萧灼基与厉以宁的相互轻视，是尽人皆知的事，其暗中互诋的历史甚至要早于他们出名的时间。此番他们俩能走到一起，异口同声，同仇敌忾，想必是有共同的痛楚。
吴敬琏与萧灼基在股市问题上的公开分歧最近也要追溯到三年前。１９９９年，两人甚至为此当着朱熔基的面大声争辩。是年，朱熔基邀请吴敬琏、萧灼基、“三纲”－－樊纲、胡鞍钢、易刚，以及中央财金研究所的所长座谈，探讨启动市场、摆脱萧条的路子。会上，吴敬琏的建议是把结构调整工作进行到底，否则，一切经济形势的好转都只能是暂时的。而萧灼基的建议则正是启动股市。他的理由是，如果股市启动了，人们的钱就会在股市上流通，企业赚了钱，生产可恢复；股票上涨，人们自认为兜里有了钱－－钱其实还在股市上流通着，也就敢花钱了，这即是所谓“财富效应”。
对此，吴敬琏极力加以反对。他认为用启动股市的方法来摆脱萧条，是本末倒置。况且，这种启动股市的方式根本就是造出一个虚假的大势，“圈”老百姓的血汗钱，而且，肯定达不到优化资源配置和启动者所宣称的目的。关键还在于，启动股市的钱从何而来：如果在股市持续低迷、上市公司业绩每况愈下的时候，老百姓显然不会把钱投入股市；这样，启动股市的巨额资金只能来自银行，而这又是违法的。
对两人的争执，朱熔基不置可否。但是，一个月后，大陆股市从开市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熊市中反弹而升。不用说，启动的钱全部来自银行。当然，银行此为是得到特许的。
的确，那个时候，朱熔基太需要一点振奋或者安抚百姓的业绩了,太需要一些景气的东西SHOW给那些准备瞧他热闹的人看了。朱熔基要“讲政治”，顾不上其他的了。
也是自那时起，吴敬琏在许多场合反复说，经济学家要“讲良心”。
但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可能恰好没有估算过经济学家的良心价值几何。尤其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面前，良心又有什么“用”。
吴敬琏公开声称其在大陆股市中没有投入过一分钱，对股市的不信任溢于言表。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尤其令“五大”不快。 “五大”中，不算“大”的那两“大”－－韩志国、吴晓求，若论身家，可能要排在头两“大”；即使是“三大”－－董辅仁、萧灼基、厉以宁，最低身家也过百万，其中厉以宁的身家更在千万以上，这当然不包括其身家已在数亿之巨的儿子。“三大”中，除了研究员就是教授。在大陆，靠研究和讲课能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聚敛几百万以至千万财富，其中的秘诀恐怕只有这几“大”自己最清楚。
实际上，大陆股市还未脆弱到被吴敬琏的几句冷言冷语就能压得一蹶不振的程度。因此，“五大”言之凿凿齐声谴责吴敬琏“毁市”，其实正是针对近来监管机构对股市监管措施加强的举动而来，实乃“项庄舞剑，意在佩公”。
当然，不仅“五大”，其实谁也不会领吴敬琏的“情”，即使是那些他为之呐喊的小股民们。中国大陆的股市就是这样，脑满肠肥的庄家走了，半饥不饱的庄家又到了。遇到“讲政治”、要繁荣的领导人，再把银行里的钱借给股市流通一下，同时把存款利息压得不能再低，这样，老百姓的血汗钱与其在银行里无声无息地贬值，还不如在股市里听个响。在这个浮躁的社会，这种人绝不会少。由此，经济学家枉有一颗良心。
所以，最会算计的经济学家们怀揣良心的人不多，也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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