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中国大陆于诺贝尔文学奖呼声甚高，沸沸扬扬，及至华人摘冠，举世华人为荣，中共反而冷落，不再喧嚣，中共作家协会贬斥甚低，而大陆原提名作家巴金、王蒙对高君则甚推崇。高君获奖后，采访、文贺有之，认真评价者寡。
余一直以为中国作家无人配得此项桂冠。并非该奖高不可攀，只因反映继承五千年文化之华人灵魂，现代作家能免为甚难差强人意者，国中无有。高行健军以“灵山”小说，开篇写“他”“我”探索灵山而不得，终以有工薪、妻子而聊以自慰作结，领读者一路观览，图穷而匕现，以寻幽始而以平凡结。云山雾罩，世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余以为此公以中华文化熏陶之身，深得中华神韵，高度真实地反映了五千年中华文化艰难的追求探索历程。
“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屈原九歌中《天问》初显端倪，中华文化追求博大，探索精微之精神源远而流长，从未断流？
中华文化何博？何大？何精？何深？几人能答？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高探求是不仅要“通古今之变”而且要“究天人之际”。
即李白所说：“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然而几人探得灵山？李白最终不过携妇金铃子游，水中捞月，终老林泉，正如《灵山》结尾之画龙点睛。
中国知识分子，专业精深者，自古不绝，以吴起论，其兵书精研至士兵藉贯与用兵之宜，如吴子兵书云：“燕民憨、齐民刚、越民诈”可见观察之微，养兵之智，用兵之当。然史书吴起见魏文候一章，吴专家为售其专业特长，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耸恿魏候先发制人侵略邻国，挑动战争。此等士人，追求利禄不管百姓死活，可以贾宝玉发明的帽子“利蠹”，吃书的虫蝥视之，不值为人。可见华夏士人可分无限等级。
项羽学万人敌，见秦皇仪仗，顾项梁日：“彼可取而代之”“有为者亦若是”，终而焚阿房宫，大火三月不息，荼毒咸阳。
陈胜、吴广不为燕雀所知的“鸿鹄”之志不过是“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同是一种追求。
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动机、后果与古之霸道雷同。
儒家最高理想不过如宋朝开国宰相赵普之“半部论语治天下”加上后世宰相王禹称在《待漏院记》中所述官僚普遍享用的“养妓女、蓄歌舞”，也不过安邦治国兼有荣华富贵，福荫子孙。
今人“名”要登诺贝尔榜，“利”要排全球富翁前十名，实皆古人名利翻版。
唐诗人杜牧则胜出一筹：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说白了，当上大众情人，“酷”之极不过如此，最终也是空虚。但他有更高追求，作为诗人他竟精心注释孙武兵法只为探索精微，写其历史精论“阿房富赋”指出对于秦始皇“后之哀之而不鉴之，是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而至今统治者不醒其言，杜牧一腔心血而枉费。
李白理想更其高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慕上古大道之行，已非一般太平盛世，但也未能免俗，奉天子诏，他说：“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篷蒿人？”现实富贵，如此诱人！
国剧“打棍出箱”中的范仲禹是个“包公传”中的颠狂举子。宋书其人名范仲淹，十一世纪军政大才，以文人治边，无人能御之。西夏狂胡称之为“范爷爷！”也是文学家，尝借岳阳楼记抒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刘少奇引用为共产招牌。范先生人生最高体悟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旷达之甚，已近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境，名利之心淡出。襟怀旷达而冲淡。
陶潜字渊明，志乃潜于世，明于渊源也，他说“既心已为形役，知今是而昨非”他已彻悟人生心为形体所役使，所奴役，但他说不出：“此中有真意，欲道已忘言”。“采菊东□下，悠然见南山”
为文学名句。
华夏文明不同欧西，不推论什么宇宙大爆炸，不象黑格尔自命为宇宙绝对精神之复归者。反而越是大学问家，越感到自己和人类之渺小，如苏东坡赤壁赋说“寄蜉蝣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华夏文明的时空观也是博大的，相对论的观点早见于庄子。他说：“大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寿莫寿于子而彭祖为夭”即时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都是相对的。恩格斯称宇宙的无限为恶无限性，即实证科学接触不到的都是恶的，因为无法证明。东方则相反，以身心为实验，探索生命与宇宙的同一及奥秘。易传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肤浅的士人以自强解释为个人奋斗求知，与宇宙运行无关。或把以字改为当：“当自强不息”，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恰恰把关键词“以”字换掉，现代语言学者称此处“以”字为古汉语“以动词”，有“用来”“拿来做”之意。其句真意当是：“把宇宙运行之道用来不停地自已强化自己”，这里的强化，不是指知识，是指精神与肉体的统一。即修炼以开慧而致知宇宙。
诸葛亮前出师表一句“苟延性命于乱世”后人多理解为苟且偷生，保存生命。
道家以生命为性与命的统一，而心性至上。全“性”高于保“命”，命仅一世而性与宇宙相同一。道家所谓元神乃永恒之生命，轮回而不绝。
南宋末丞相文天祥正气歌道：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走为河岳，上走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或谓文文山先生（文天祥号文山）以迷信殉宋，大谬不然。正气是日月星辰，是河岳山川，认识已达到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与古希□先哲苏格拉底所认同之“精神与物质不可分而同等重要”达到一致。文丞相以此正气抵御被元军俘后地牢中种种秽气、腐气、湿气、臭气，毫无畏心而视死如归，正气歌中已有详陈。
全性于永恒，闻达仅一时，故诸葛亮先生重心性之保全而轻一世之闻达，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以士论之则苏轼字东坡，远高于王安石，革命家列宁称王安石为“十一世纪改革家”可谓气味相投，均自信人可胜天而造时势，而皆败于夜郎自大，冥顽不灵。
苏东坡与僧佛印交，盘桓佛经，一日访寺，佛印失之迎迓，问故，佛印答日：“不迎是迎，迎乃不迎”。东坡施以耳光，佛印惊问，东坡笑答：“打是不打，不打是打”。佛印窘无以对。可见苏学士并非迷信佛教，乃在探求宇宙之秘，他不坐禅，自创“苏子瞻静坐法”载之医书“本草备要”。
他作“留候论”深慕张良从赤松子游，以为圯桥纳履得黄石公素书不过尔尔，真正获益在一“忍”字，及闻张良墓盗发，石枕中“素书”出世，百般搜求，逐句精研，为之注释。可见毕生追求所在。
盖秦始皇焚书坑儒，典藉靠汉初伏生背诵而传世。道书多不传，仅存道德、阴符二经。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世俗君臣只重现实利益，四库全书“经部”中竟无此二经，只当作一家之言归为“子部”。历史上知识分子只知作书虫，春秋作赋，皓首穷经，以求功名富贵，或考据、注疏成为专家，多不知道德经外尚有阴符经。孔明自比管乐而慕太公，国剧“空城计”戏文有词“周文王访姜尚，周室大振，俺诸葛怎比得前辈先生”，并不失史实。
黄石公所赠“素书”使张良获益，其序言谓书中每一句都使张良在重大关头，得机之先，决策得宜，如韩信请封假齐王，刘邦欲怒，良足之而封齐王等，素书全篇不过人间道义，亦为入世之书，所谓“有理走遍天下”。
阴符经先古所传，谓张良撰，远超其能。况且姜尚为之注释，撰者乃殷周以前人，先于张良。诸葛亮更为之注释，足见诸葛孔明之追求，其平生所着“心书”亦多得阴符经之慧。
阴符经开宗明义首句即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高度概括、洗炼。
所谓阴符，乃观天之道，阴为人用者，仍为入世之书，故后世用之者如张良、诸葛亮、张泌、丘处机、刘伯温辈，皆不敢自负，成左5c归之于“机”，失败归之失“机”，胜败皆在顺逆于天机，所谓“踩在点上”如舞蹈家之于节奏，音乐家之于旋律。
王维由诗画而修佛，白居易由修道而转佛，皆反映二人求索历程。
真正的宇宙之道，生命之源何在？
道德经日：“道可道，非常道”仍未明说，或说不出。庄子内篇汪洋恣肆，想象力驰骋仍令人难以捉摩。天机不可泄乎？或人之低能乎？德国先哲康德先生持后一见解，谓以地球上之物质造人，不可能具有认知宇宙之智慧，开物质与精神统一论之先河。
人类历史求索，不仅华夏屈原老、庄，还有希□荷马、苏格拉底；意大利但丁；德国歌德；英国沙士比亚；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法国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
“灵山”找到了吗？可贵还在探求。
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高行健之“灵山”所反映的真实；中外大智慧，心地干净的知识分子不断渴求的灵魂！
惜乎人欲横流之商品世界，知音难觅，会心者寡。
诺贝尔文学评委赞“灵山”的语言技巧，乃外在文采。或谓以法语得欧人欣赏，亦皆间接贬低之遁词。
大文豪托翁谓文学高标准三：重大主题，（具人类普遍性）感受真实乃首要条件。
高行健君，名至实归，以此文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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