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这方面，法西斯国家是最杰出的代表。希特勒说:“民族社会主义不是把个人或人类作为其观点和决策的起点。它有意识地把‘民众’作为整个思想中心。”墨索里尼说：“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意义而言”。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日益成为进步哲学和落后哲学的主要分野。我的观点是，“社会”、“国家”等“大词”相对与个人而言，不仅是次价值或仅具工具价值，而且是不“真的”。
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原始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原始情感。它在学术视野中是一种文学抒情，在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谎言。我不知道“民族主义”何以“理性”，又何以“现代”？同样，“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同样是不真的，因为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殖民时代以前就“独立”地存在了。
我认为麦克斯‧施蒂纳首先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诚实的思想家之一。施氏为自由主义对国家主义进行第二次反叛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比如他正确地批判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必然使人沦落为游民（因为人丧失了财产），他也对人类充满了真诚的爱；他最早为一些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符号送葬，他意识到非人格的集体符号（国家、人民）已经是人的一座座精神监狱。
作为经验世界的事实，“民族－国家”是一种虚妄和一场阴谋
阿道尔诺（TheodorW.Adorno）说：“总体性是不真的。”人格化的国家是一个假概念，或者说，是一个伪概念，一种虚妄。用汪丁丁的话讲，这个问题就是：“民族”或“国家”是如何可能的。“民族－国家”只是本质世界或精神世界的实体性概念，但不是实在世界或经验世界的实体性概念；它是不能证明的，也是不能“在场”的。黑格尔在这两个世界的边缘上骑墙，他在精神世界里反驳别人对他的“国家”的批评，又偷偷地溜回现象界为弗里德利希－威廉的“国家”辩护。这种骑墙作风是所有的“爱国主义者”的共同伎俩。
个人存在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事实，也是它唯一的事实。“爱国主义者”看不到“国家”的背后是几个极端利己主义者。我们有必要指出，“国家”不过是一副面具。
人类可以这样化分为两类：承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的确是少数，和否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很多，民族、国家、人民、集体、社会、大多数等等“大义名分”是他们千古不变的面具。撕破脸皮的国家主义者的宣言是：“朕即国家”；半掩朱颜的国家主义者的法律是：“批评领袖就是反对国家”。由于“国家”不能“亲自”解受礼拜，因此“朕”是大义名分的热烈鼓吹者和最后受益人。他们以国家名义占有个人财产，践踏个人权利。霍布斯认为“公共权威”的建立可以制止人们的偏私与天然冲突（他对人性的理解是片面的），给社会提供“安全保障”，事实上，这个“公共权威”—-由于它必然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现—-正是一种潜在的“偏私”和“冲突”;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个代表者或篡夺者是最大的“偏私”和最大的“冲突”。
作为思维世界的事实，“民族－国家”何以“尊严”？
作为思维世界的“事实”，“国家”存在。但我认为，国族中心主义远远不是最高尚的哲学，可以说与“尊严”和道义无关。别尔嘉耶夫说：
“民族主义比国家主义更能诱惑人和奴役人。……民族的利己主义同个体人的利己主义一样不道德，一样应该受到谴责。而一般人却把民族利己主义认作人的道德责任…当人的邪恶注入那种被判为理想和超个体的价值，即集体的真实性时，邪恶就转化为善良，甚至还转化为责任。…民族主义最宠爱谎言。…民族与人民是两码事。对自己人民的爱，显露人的善良情感；而民族主义则需要仇恨和鄙弃其他的人民。民族主义是潜在的战争。当人们谈论经由民族主义产生的众多的沸沸扬扬的谎言，如民族的理想、民族的幸福、民族的统一、民族的使命等时，那‘民族的’仅仅指拥有特权并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和拥有财产的阶级。…民族主义都不关注人…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命不凡同个体人的这类东西没有任何区别，全都是恶和愚蠢。……人早已被它搅得昏昏然，即使最平庸和最愚蠢恶人，也自信自己分领到了民族的和人民的圣光，会顿觉自己顶天立地。这种奴役与诱惑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它给人以强烈的拔高感。…情感冲动在民族主义那里泛滥成灾。”
其次，我们得区分两种不同的种族中心主义思潮。一种是肯定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鼓吹热爱自己的民族，但也深刻地反省本民族的各种劣根性，同时不持排外主义的情绪或阴谋贬低异族。这种民族主义可以勉强说是“积极”的和“成熟”的民族主义。尽管它未必是高尚的，但它是正常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与之相对立的是否定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唯我独尊，完全否定异族文化。否定的民族主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进攻性的否定民族主义，如“优秀种族统治论”和“天下论”。这种民族主义是人类战争的理论策源地，它本身就是“反人类罪行”。与之相对的否定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否定民族主义。这种族主义因自身文化处弱势地位而拒绝参与全球化进程，并总是从“美国也有臭虫”和“国情特殊”这两种发现中说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消极的态度置本民族于世界潮流之外，并成为文化愚昧和政治专制最后的护身符。“国粹”派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民族自卑证的突出代表。否定的民族主义不仅不尊重个人尊严，而且必然以“国家尊严”的名义践踏个人尊严，也破坏对世界性问题的负责任的国际合作。
霍克海默在批判同一论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警惕“过分的经验论导致事实的神圣化”这种新的片面性。我们说“国家”是一种虚妄，是指把观念中的“国家”作为经验事实这种努力。“国家”作为一种观念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以至少以下几种“指代工具”的形式存在于话语世界：
第一、“指代”确实被授权的、在某些特定时期并仅仅在这样的时期就某些事项并仅仅就某些事项代表我们的“政府”。梁启超说，爱国主义要严“国家”和“政府”之分，我赞同这个观点，但我的结论可能正相反，爱“政府”比爱“国家”更真实，因为政府毕竟是人组成的，“国家”却不存在。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可爱”的。
第二、“指代”“祖国”。“祖国”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是一种历史性的“道德需要”。贝内德托－克罗齐说“对祖国之爱是一种道德观念。……既然祖国是一种道德观念，因此它与自由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爱祖国的前提同样是在道德上，“祖国必需是可爱的”。
第三、“国家”是精神世界的事实或实体性概念，它不能下落到现实。它有助于思维的“便利”，是思维运动的概念工具。它与“爱”和“尊严”无必然联系。
第四、“指代”与某一生存空间相吻合的、互相联系的、在某些方面“同质”的人文关系和非人文关系的总和。它是文学的对象，不是哲学的对象。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炎赤部落的冲突，还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之战，部族之间为生存资源和集体荣誉交恶由来已久。罗马帝国的崩溃开始形成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轮廓，它的崩溃方式及基督教的整合作用，形成了欧洲多国体系下的“竞争中的繁荣”这一特殊的西方民族国家主义。在东方，草原部落的历史性骚扰，近代西方野蛮的“撞击”特别是日本疯狂的侵略，以及近代以来东方世界反殖民主义的胜利，形成了一种“防御下的安全”这一特殊的东方民族国家主义。至少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史是民族国家主义不断强化的历史。
道德诚实是最基本的尊严意识。“个人的胜利”（托夫勒）是常识的胜利。
(摘编自<<思想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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