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我中学时读过，大学时也读过，今以而立之年再读，又生出新的感慨。
问朋友“《狂人日记》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哪句话”，一个说是“救救孩子”，另一个则背出一小段：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两个回答虽然都印证了我过去读《狂人日记》时的印象，却与我这次重读的印象不合。这次重读后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心头的，是狂人的命运——对它的描述躲在日记前面的序文里：
“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这结果毫不足怪，只是我先前未曾注意罢了。连始终清醒的魏连殳后来也因为生计所迫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更何况只有借着发狂才能看清现实的受迫害狂！一个草木皆兵时时疑心自己周围的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张着血盆大口准备吞食自己的人，是不可能保持长久而深刻的清醒的。他如果还想活下去，他就必定设法从纯粹被吃的地位中摆脱出来；而在世道人心无大改变的情况下，摆脱被吃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去作官，去吃别人。作官虽然仍不免吃人和被吃，但通常是不至于自己被吃的；把吃别人的所获送一些给上司，大概就可以换得自身的安全。
这其实也不单是狂人的命运，而是一个吃人的社会里一切缺乏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的命运，而无论他的天性如何。我们甚至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谴责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然而狂人之所以会发狂并在狂乱中看清世相，实在由于他有一种追求真相的冲动，有一种要做“真的人”的渴望，有一份不肯吃人的善良。他又曾经看清过世事的真相，现在他要去吃人，如何吃得下呢？如果他不能说服自己相信吃人是正义的；他无论如何必须说服自己，他不是纯粹因为贪生怕死而吃人，而是基于某种不得已的理由，也就是对他人的义务或责任而吃人。
这理由并不难找。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昨天这么凶。”
“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地看我。”
真是恭敬不如从命！群众痛恨“真的人”或想做“真的人”的人竟远甚于吃人的人，吃人在中国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可以通过全民公决来制定为法律或宪法的，自由平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只有通过吃人，通过大吃特吃，才能吃出效率，才能吃出全民的共同福祉。
也还有种种其他的吃人理由。例如老百姓总是要被吃的，我不吃总是有别人吃，别人可能吃得比我更不吐骨头。又例如我总是要吃人才能生存的，与其做“吃人的人的兄弟”分几片肉，不如我去吃了分给兄弟几片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俨然吃得像一个英雄，吃人竟吃出慷慨赴死的气概来了。吃得最笨拙的，也可以边吃边说：“我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三岁小儿，不吃奈何！”
于是吃人成了仁义道德的事，于是这历史照旧“没有年代”。就如吕纬甫所说的：“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很可怜。可不料我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鲁迅：《在酒楼上》）
(转自<<天涯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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