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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0日讯】 发稿前夕，收到了《四十年前是与非》等有关反右的稿子，方悟四十年前的今天正是对知识份子狂飘席卷之日。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如果不是五七年的反右，取民国而代之的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即便不是一马平川，也不会走得那麽艰难，有那麽多的盘陀曲折；也就是说，五七年以前是无过的，甚至是美妙的。的确，五七年的反右在现代史上是一件标志性的大事，在不远不近的今天，我们也很容易以之为分界找出前后的种种不同。但那场暴风雨并非平地骤起，山雨欲来的凶兆，实际还不仅仅是“兆”，早已显示的明明白白。
朱正在《肃反与反右派斗争》（刊于本期——编者注）中说：“反右派斗争不仅是肃反运动的最后完成，而且是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所谓“最后完成”，妥否还有探讨的余地，“进一步扩大”，说明其来自有，则是很对的。朱文说，肃反“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即使按照并不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肃错的也有“一百三十多万人”，“错案约占百分之九十四强”。错案率如此之高，打击面如此之宽，在当时都可谓前无古人。可悲的在于，随即的后来者，以及更后的来者，每每青出于蓝，使灾难总是“于今为烈”，以前的种种因此而被掩盖了，淡化了。肃反如此，镇反等等亦如此。看不到这一层，把所有的过犯都大而化之的归结到五七年及以后，进而把五七年前描绘成玫瑰色，那就更可悲了。
反右是肃反的扩大，两者间有清晰可见的脉络。然而，反右又不仅仅是肃反在量上的扩大，它确有根本上的新意。镇反，从镇压者的立场说，被镇压者都是对新政权构成现实威胁的异己分子；肃反，在肃人者的角度看，遭清算者也都是辅助过旧政权的历史上的异己分子。反右以前纵有在执政党内部的清洗，打击的物件也是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比如潘汉年、杨帆被定的罪名就是“内奸”。反右则不同，“右派”都是所谓“自己人”，那些大右派几乎都是历史上的名左派，对政权的更叠都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把这样的“自己人”和“异己分子”不加分别的作为清洗物件，就使所有的人都再也无可逃于天地之间，历史也就真正揭开了所谓“百姓嗷嗷，道路以目”的一页。从这点上说，反右的确还是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右派和新政权渊源深远，在攘夺天下的草莽时代就曾缓急相济，所以和历来的蒙难者比，他们也就最感冤屈。今天回过头来看，除了葛佩奇等极少数被移花接木甚至无中生有的诸如“杀人”那样的名言，“右派言论”实在都是左派言论。章立凡在《四十年前是与非》（刊于本期——编者注）中说：“父亲在一九五七年当上右派分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其实许许多多的个案都告诉我们，右派之成为右派确有相当的随机性。
然而右派之成为右派也有必致的因素。虽然多数——应该说绝大多数右派在言行上左而不右，但他们的“左”往往不合于“左派”的“左”辙。最近读了《彭述之选集》，它和反右风马牛不相及，但不知不觉让人想到了两者的彷佛处。作为二零年“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彭述之的基本主张，酷似以后成为中国政治主流的那一派的基本主张，在今天，尤其是作为教外人，便不大能理解彭和他的同道被判为异教徒的理由。直到读了附录中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才想到怎么说和说什么还是有不同。右派也是同样，那些“右派言论”虽然左而不右，但和深文周纳右派的左派们的路数却有分别。当时最高领袖在一篇名文中有一句名言，叫做“舆论一律”。“一律”就不仅事关左右，也事关异同。也就是说，不仅是限制哪一类言论，而是取消所有的自作主张。因为自作主张就是萌生异志的温床。要消灭异志，就得钳口，然后再是诛心——全民“斗私”——不过这是后话了。
反右像文革等等的不幸一样，都是我们民族负面的但同时是宝贵的遗产。今年是反右四十周年，已有不少有识的意见。其中对加害于右派的教训说得很充分，说得不够的，是右派本身的责任。早的不说，新政权建立后大大小小的批判，诸如对胡适、胡风、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等等，“右派”们基本上都是协从的，有些甚至是活跃的主角。五七年那张对知识人的天罗地网，虽非右派们编织，但右派们确有助成之功。如果对以往的批判右派们都能加以抵制，哪怕是冷眼旁观，那张网的刚性就会减弱。反右等等的沈痛经验告诉我们：正如“唇亡齿寒”的古训所喻示的，他人权利无法保障，也就隐伏了自己权利的无法保障。因此，面对他人权利受到侵害，不仅不能落井下石，也不能视若无睹。“急人所急”，从道义上说是助人，就厉害来讲也是护己。
五月二十日
（节选自日本《中国研究》1997年6月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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