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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8日讯】 美国中下档商场上的中国商品（Made in China）早以“价廉物美”闻名于市，这也算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成果。可中共国家安全部最近策动的“抓间谍运动”，却有某种西施效颦式的Made in China的味道。说“价廉”,抓的都不是专业的“间谍”；说到“物美”，倒都是西方名牌大学的博士。继美利坚大学的女博士高瞻不久前被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为“间谍”逮捕外，最近又传出了香港学者，牛津大学博士徐泽荣被指控为英国军事情报局六处“间谍”被捕的消息。尽管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布也是在二月份被捕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美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少民的罪名，但“盗窃、出卖国家机密“之类的“间谍”或准“间谍”的帽子已经在海外的中共媒体上出现。
我的“间谍罪”蒙难记
一般人看到“间谍“的罪名，对这些人的身份再怎熟悉都不免嘀咕：“难道他/她真没有这种事吗”？如果是在两年前,我也很可能是这些自然而然的怀疑者群中的一员。但在亲身经历了1999年8月北京的被捕和2000年1月无罪释放的“黑色幽默”事件后，我在看这些报道、尤其是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时真可谓忍俊不禁，实在是“已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此山中”。
我还珍藏两份公开宣布我犯有“间谍”的中国官方或官办的海外报纸的报道。第一份是我家乡《新民晚报》的美国版（1/26/2000),其通栏大标题是:“以研究‘文革’为名向境外送秘密文件：宋永毅对间谍事实供认不诿”。另外一份是纽约的《侨报》，同一天头版头条是“宋永毅已供认间谍罪：受外国机构资助以研究文革名义大量外运秘密文件”。可就在中国政府发言人朱邦造先生铮铮有辞地指责我“多次秘密向境外运送320公斤”“国家秘密文件”以后的第三天，即1月28日，我魔幻却又现实地被北京市检察院无罪释放了。更重要的是：我在狱中除了写过《我为什么研究文革》这样光明磊落的自述（已经发表在2000年3期《明报月刊》）外，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的认罪书，何来“供认”一说？
羁押期间，我也曾被数次问及“间谍”事宜。一次是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和中央情报局(CIA)的关系—可能因为涉及到我在那里的重评周恩来的发言。我笑着告诉他们：亚洲研究协会是一个穷极了的学术组织，大概他们巴不得得到CIA的资助。看着审讯员狐疑的目光,我干脆戏谑地告诉他们：CIA对我也很有吸引力,至少可以给我双倍的工资和足够的研究基金。可惜他们对文革研究毫无兴趣。另一次是关于那320公斤“中央文件”.他们还说有我购买和运送出关的发票为证。我问他们发票上怎写，答曰：“书”。我当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的海关检查后写的是“书”而他们硬说是“秘密文件”，那么还可以硬说是“机关枪”和“原子弹”……即便如此，也应当由他们的海关负责，因为是他们批准出境的。其实,那320公斤的发票是我工作的狄金森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向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所买的图书总量。
一笔糊涂账的中国式“间谍罪”
“间谍罪”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可惜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常常把它变为一种不负责任的“外交辞令”，以致自相矛盾，错误百出。例如，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高瞻女士已经“公开供认间谍罪”，而我们连她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何来“公开”？钱其琛身为副总理，说高瞻是“无意识中触犯了国家法律。”这一说法虽然比外交部发言人温情的多，但却是与中国刑法有关“间谍罪”的条文完全矛盾的。“间谍罪”属中国《刑法》第一百一十条，指的是：“（一）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收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这一罪行，按最新版《中国公安辞典》的权威解释，必须是“直接故意”，即清楚加入的是间谍组织，从事的是间谍活动。但按钱副总理的说法，怎定得了她的“间谍罪”呢？按照这一思路，同一网友所言：“现在海外学人最苦恼的是：他们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间谍了。”真是一笔糊涂账。
“间谍组织”更是一个严重的定性。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部门却常常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我被羁押期间，他们也多次企图把美国大学和海外学术界资助我文革研究的研究基金会打成“间谍组织。”这次据说他们盯住了请高瞻博士以及那个留美学者政治学会去台湾访问的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大同盟究竟是否“间谍组织”，这里尚不先下结论,但在台湾它决不是政府机构。另外,它邀请过数个大陆学者代表团访台却是事实。它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以“孙逸仙文教基金会”的名义在数个大学设立奖学金，也早已见诸报端。就公平而论，中共的安全部门是否也应当把这些大陆代表团和那些接收他们奖学金的大学校长全部当“间谍”抓起来呢？
在西方，一个学者的研究基金可以有多种来源：政府的或非政府的；校内的或校外的。但是这决不影响他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更和他参加“间谍组织”风马牛不相关。这已经是一个国际常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安全部门从没有抓到过一个象美国FBI内汉森那样象样的的西方间谍,却老是拿国内的良民和旅外学者来开刀，滥竽充数，获取破案的奖金。
文革式的学术问题“间谍化”
其实，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把政治问题“间谍化”是一种文革老手法。吴的《海瑞罢官》明明是一个学术问题，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却偏要搞成政治问题，最后还差点把吴搞成“美蒋特务”。刘少奇、王光美、彭德怀、罗瑞卿等人明明是毛政治思想上的歧见者，却一概以“内奸”，“中央情报局战略特务”，“苏修间谍嫌疑”定案。最好笑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按政治局决定对毛泽东的言行录音。但搅了毛与情人幽会的春梦，也被打成“特务”。只是一时找不到他国特务机构的归属，又不能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特务”，最后便不清不楚地统称为“外国特务”，连个主子都找不到。文革已经过去了近30年了，中共的安全机关还津津乐道于这类的旧武库中的旧战术中，真也太没有长进了。但有一点倒是清楚的，他们一宣布某人为“间谍”，便可以：（一）蒙骗舆论，混淆视听；（二）秘密拘押，秘密审判。非常便于他们摆脱媒体的监视，
在黑箱操作中任意制造新的冤、错、假案。讲穿了，把学者任意打成“间谍”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反智主义和仇视人类文明的表现。
抓间谍运动背后
论及为什么中共安全机关要在最近大张旗鼓地抓“间谍”，我以为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用“硬”的一手迫使美国新政府在中国政策上回到克林顿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老路线；二是党内强硬派用“抓间谍”来打击亲西方的温和派；三是杀鸡儆猴,在海外华人和学者中搞一点阶级斗争的“红色恐怖”,以阻吓他们回国传播自由信息和思想；四是作为对中共徐峻平等军内高级情报官员投奔美国的一种“人质”报复。无论是其中的那一种原因，海外华人和华裔学人都成了“人质”牺牲品。更可笑的是，现在的“人质”已不再是魏京生、王丹，而是已经扩大到了已准备回去报效祖国的高瞻，多次为中国经济改革出谋出力的李少民博士等人的头上。文革中作为“间谍嫌疑”的的“海外关系”又一次被安全部门直接简化成了所有的“海外人士”，这怎不使海外学人舆论大哗，人人心寒呢？
(原载《开放》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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