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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3日讯】 中国正在发生大面积的权力贪污。贪污-中国官方的政治话语叫做腐败，经经济学家的术语是”权力寻租”、”权力资本化”。从邓小平80年代开始的”打击经济犯罪”，到江泽民的”反腐倡廉”，舆论铺天盖地，吏治严刑重典，杀戒开到把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也枪毙了。然而，腐败不仅没有被遏制的趋势，反而是越反越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民间广为流传了一种说法：如果把全国的处级，也就是相当于县长一级以上的干部拉出来，全部杀了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按照这个”民意测验”的说法，中国县级以上的贪官，起码有50%以上的人够上死罪了。
于是，解说中国官员贪污的根本原因就成了国际舆论和学术的焦点话题。无论是媒体记者，还是政治、经济、法学等方面的学者，无不根据那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名言，众口一词：因为中国没有对权力实行制衡的民主政体，换句话说，没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没有”自由的舆论监督”，所以才发生”制度性腐败”。还有人加了一条，因为中国官员的薪水太低，没有”高薪养廉”的机制。
司法独立、舆论监督、高薪养廉，是今天国际主流思潮开出的治疗人类社会权力贪污的三大处方，成了当下不证自明的”公理”。
然而，5月30日在法国宣判的”迪马案”，使得上述”公理”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迪马何许人也？他是密特朗时代的外交部长，希拉克时代的宪法委员会主席，是声名显赫的法国重臣。法国是民主制度的故乡，有着两百多年的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的历史。迪马的薪水之高，比起江泽民来要高出十多倍，迪马本人还是一位千万法郎级的富豪。如果对照上述三条，就根本不应该发生迪马案。可是，偏偏在法国，发生了迪马在1991年对台湾军售中的特大贪污案。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个贿赂案的犯罪人并不只有迪马，而是牵涉到正待调查的一大批政府官员。贿赂官员们的汤姆逊公司副总裁希文就曾扬言：如果他把内幕全部抖露出来，能使法兰西共和国爆炸很多次。由此可见，迪马案也是和中国相类似的”集体腐败”。除此案之外，法国、意大利、美国等西方许多老牌的民主国家，也曾经揭露和审判了很多起官员贪污案件，可谓层出不穷。因此，人类贪污的真正发生机制，并不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舆论监督和没有高薪养廉。
那么权力贪污发生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无论是极权制还是民主制的国家，凡是发生贪污的”基因”都是共同的：凡是权力指挥经济活动的地方，就是权力贪污的场所。法国向台湾卖武器，要外交部长迪马首肯，要台湾军方的支持，权力这时就开始”寻租”，100多亿法郎天文数字般的佣金，涌进了指挥或控制军售经济活动的法国和台湾官员的腰包。再看，各级政府都会有由官员控制的许多公共工程项目，如福利性建筑、文化性项目等，在权力支配下的投标活动中，就会发生五花八门的贪污案件。权力控制经济活动的面积越大，发生权力贪污的概率就越高。
因此，权力贪污的发生，与政治制度无关。然而，贪污发生的严重程度，却与制度密切相关。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面积的腐败呢？这与社会主义体制相关。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可以归纳为”剥夺剥夺者”，即把地主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全部剥夺，变成所谓的国营经济，全部交给官员，也就是权力来管理。社会主义体制是历史上最大面积的权力支配经济的制度，当然其权力腐败面积就一定是历史上最大的了。加上没有后发制人的司法独立以及舆论监督，官员就更加肆无忌惮。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僵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严重的”短缺经济”，油水太小，其贪污自然不可能严重。一旦进入市场经济，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今天的中国是这样，受公有制严重后遗症所害的尽管已经实行了民主制的俄罗斯也是如此。
既然权力支配经济是贪污发生的真正孵化器，那么要有效的遏制贪污，必须让权力尽可能地撤出经济。邓小平提出过所谓的”政企分开”，希望让权力部分撤出经济﹔可是，由于权力利益集团不可能自我剥夺，他们搞起了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有效解构，邓氏改革化为乌有了。至于江泽民用”三讲”和”三个代表”来治理腐败，那更是药不对症的玄谈了。
(转自BBC)(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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