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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1日讯】 回归四周年，董建华颁给杨光大紫荆勋章。大紫荆是勋章中最高的一级。杨光是“六七暴动”中“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的主任委员，亦即公开领导这场暴动的最高头头。这事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一个大紫荆勋章事小，但由此反映出董建华的心态和香港的政治走势却事大。“六七暴动”距今已三十四年，四十岁以下的港人，恐怕已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先来作简略记述。
文革使港澳左派蠢蠢欲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公开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意见而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共正式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九、十月，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虽然在八月下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曾指示：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国内进行，香港在海外，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党政企业组织内，不搞大字报，不搞群众集会，不搞揭发批判。但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港澳两地的左派内部干部和群众，都蠢蠢欲动，遏制不了。首先发难的是澳共分子，爆发了“一二三”事件。
澳门“一二三”事件是前奏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因兴建坊众学校工程，葡方迟迟未有批准动工，校方却自行动工，于是，发生了警民冲突。十一月三十日，左派工会、团体到澳督府示威，要求行政官员和警方人员下台。十二月二日，北京电台谴责葡方，并支持左派行动。澳共气焰大涨，行动更为激烈。十二月三日，葡方派出军队镇压，并宣布宵禁，事件中十一名华人遭枪杀，百多人受伤。澳共随即发动罢市，领导群众冲击警察总部和各政府部门。六七年一月，广东省更禁止粮食和食水输往澳门。至此，澳葡政府不能不屈服。据闻，当时里斯本发觉已无法管治澳门，曾向中方提出交回，但却被拒绝。“一二三”事件后，澳葡政府成为“跛脚鸭”，中共控制了大局，澳门成为了“半解放区”。
澳葡政府投降后，港澳左派意气风发。新华社和左派团体、学校，发动群众到澳门去祝贺胜利，学习斗争经验。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和副社长祁烽，在深圳召开会议，决定在香港也要大干一场。“六七暴动”已成势所必然。
周恩来下令 半年暴动收兵
六七年四月，九龙新蒲岗一家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左派工会介入，导致警民冲突。由于已有“也要大干一场”的计划，左派发动全面支援，冲突越来越尖锐。五月十一日，警方开枪控制场面，打伤在场支援的工人和学生，捕百余人，更在东九龙实施宵禁。“六七暴动”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全港性的“斗委会”组成，各工会、团体、学校也纷纷组织了本单位的“斗委会”，到港督府抗议。巴士、电车、煤气等左派工会发动间歇性罢工。六月廿四日，二十多个行业左派工会，进一步发动联合大罢工，喊出“一罢到底”、“港英不低头就要走头”的口号，斗争不断升级。七月十五日，“斗委会”更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警方不断搜查工会、学校、团体，枪击、殴打和拘捕左派人士，左派反击而发展至到处放置真假炸弹，一些无辜市民被炸死。八月廿二日，北京红卫兵支援港共，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发展至国际外交层面。也许因此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警惕，认为再发展下去，必使文化大革命内外受敌，十二月由周发出指示，下令收兵。历时凡八个月的暴动，才悄悄地平息下来。
林彬被焚事件最为轰动
事后，根据港英政府统计：在这场暴动中，八百三十二人受伤，五十一人丧生，其中十五人被炸弹炸死；十名警员、一名英军军火专家、一名外籍消防员殉职。根据左派的统计：二十六名市民丧生，四千九百多人被捕。
在丧生者中，以商台广播员林彬事件最为轰动。林在商台主持“欲罢不能”和“大丈夫日记”两节目，对左派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很受听众欢迎，左派却对之痛恨入骨。八月二十四日早上八时，林驾车由窝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两名暴徒掷汽油弹而焚死。此事引起广大市民反感，左派更形孤立。
暴动对香港经济造成重大打击：旅游业一落千丈，银行存款大跌，进出口倒退，股票市场惨溃。在这方面，港英政府刻意隐瞒数字，以稳定人心。幸为时只约半年，暴乱一平息，经济即迅速反弹。
左派严重受挫尽失人心
“六七暴动”使在港的左派力量受到空前的挫败，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尽失人心，陷于孤立。这次暴动，尤其是后期大放真假炸弹，伤害无辜市民，使用暴力袭击烧死林彬，在全港市民面前暴露出共党的真面目，形象极其恶劣，丧尽民心。“左仔”一词，即源于此时，其中带有很大鄙屑之意。
二、组织和骨干绝大部分暴露。左派的工会、团体、学校等组织，一向有一、二、三线之分，一般人只知识其一线，或一、二线，较为掩蔽潜伏的，大多不为人知。但在这次暴动中，空巢而出，有孤注一掷之势，几乎全部投入行动，于是大大暴露出来，造成以后工作极大困难。
三、内部动摇，产生离心。当时紧跟共党的中华商会会长万军雄和富商霍英东，都在暴动高潮时逃离香港，其他亲共分子更可想而知。内部骨干也有不理解和反对这种极左政策的，表示消极，更有悄然退党；非党员的积极分子，更多自此脱离左派行列。一些群众，虽然当时参与暴动，后来有上了当的感觉，怨恨甚深，从此与左派划清界线。
梁威林和祁烽等应负其责
《人民日报》出版的《香港大事记》，曾对“六七暴动”作了这样的定性：“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廖承志已有先识在先，不要在香港搞国内似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还是搞出了“六七暴动”呢？为什么还是搞了八个月，直至周恩来下令才收兵呢？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当然，文化大革命在国内狂飙般兴起，极左思想澎湃猖獗，这样的历史背景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当时领导香港和澳门工作的港澳工作委员会，尤其是在其中职位最重要的新华社正副社长梁威林和祁烽，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其责难辞。据闻，在工委中，只有新华社副社长梁上苑一人，是对“六七暴动”持不同意见的。
许多年后，据一些当时参与者的分析，违反一贯既定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发动和组织了“六七暴动”，原因有二：（一）要以最左的面貌，紧跟中央的“四人帮”，否则会被调回国内批斗，失去权力；（二）在一些组织和机构里，已出现了一些“造反派”，要批斗上层去夺权。这样，“六七暴动”起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取得“四人帮”的信任，又把本港“造反派”的矛头，引去指向港英。当然，除了梁、祁两人和港澳工委外，其他组织和机构中，存着这样的思想的也大有人在。
杨光获奖不是突然和偶然
前《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就杨光获奖撰文说：“这一切要经过北京的同意，不会是董建华的擅作主张。”是董作主动提出，然后经北京同意，还是北京暗示，然后董提出，再经北京同意呢？其实两者早有默契，去研究谁先作主动是没有意思的，可用“心有灵犀一点通”去形容。
九八年九月，回归后一年零两个月，董建华和梁爱诗（要注意陈方安生不在场）在前港督府接见元老级的老左派。这几位元老投诉，过去在港英统治下，左派受到排斥打压，这种情况不容再存在。当时，董与梁表示同情，并答应日后要改变这种情况，但须“慢慢来”。
“六七暴动”时曾入狱的曾德成（曾钰成之弟），不是已进入了中央政策组这样的高层了吗？从各区议会拨款资助地区团体，到拨款校舍开办学校，到兴建青年宾馆，左派组织都得到优先照顾。
其实，“六七暴动”的“斗委会”中多人，已比杨光更早获勋章，只不过不是最高级的大紫荆勋章而已。他们是：李泽添、黄建立、廖一原、吴康民等。也许他们所获不是最高勋章，而且形象与“六七暴动”没有那么密切，所以没有引起注意而已。
说什么“一国两制”，今日城中已是共产党天下，获一个大紫荆章有什么出奇？港人实在太天真了！杨光获奖，不是突然和偶然，而是水到渠成！
为杨和董辩护的种种乖论
亲共人士为杨和董辩护的，有种种乖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国谦说：“反英抗暴”是“民族大义”。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曾钰成说：杨是斗委，也是杰出工运领袖，颁奖给他是表扬他对工运的贡献。其他左派人士说：“六七暴动”推动了其后港英的种种改革，功不可没。
中共已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六七暴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当然也在被彻底否定之列。叶竟把“六七暴动”扯上“民族大义”，简直胡说八道，不知“民族”为何物，不知“大义”为何物。应该说：“六七暴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义”，“四人帮”的大义！
至于杨光领导的工运，一向都把中共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其领导下的工会都是为中共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因此，他和其领导下的工会，都得到中共的庇护和扶植。假如要肯定他的贡献，只能肯定他对中共的贡献。
“六七暴动”推动了港英其后的种种改革，但推动港英改革，不是“六七暴动”的目的。这有如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因为抗日战争使中共在垂死中得到喘息，再进而坐大，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得政权。第二次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得到独立，这岂非要感谢德、意、日发动侵略战争的贡献吗？
董建华要向地下党人交心
有人说，董建华颁大紫荆勋章给杨光，是为了取悦北京和香港的左派，争取连任特首。江泽民和朱镕基已多次表态，支持他连任，他的连任已是笃定，还要去取悦他们吗？显然这不是主要原因。
上文已说过，颁奖给杨光，北京和董早已有默契。这默契是，一步一步地“慢慢来”，扶植在港的亲共力量，让共党力量从上到下，渗进公务员队伍，特别是打进上层，直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牢牢掌握控制。这样，中共地下党就掌握控制了表面上是“一国两制”的香港。这样，连任特首的董建华，继他的第三届特首，有一个这样的地下党在撑腰，才能长久安稳。
也许董估计不到这次社会的反弹，竟是如此巨大。但巨大的反弹，他不会介意，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信任，地下党了解他是合作的同路人，予以更有力的支持。四年以来，本港的亲共人士中，对他也有不少微言。现在，他不但已向北京交心，还向地下党中人交心了。
履霜而坚冰至 港人应心寒
杨光获奖，港人气愤，他们还应预感严寒的冬天会一天一天迫近而心寒。在立法会，董说法轮功“多多少少有点邪教”，突然升温为“毫无疑问是邪教”，又再颁奖给杨光，在政治上越来越豁出去，越来越不顾反应而强硬，这是一种倾向和走势。他连任后，这种倾向和走势将会发展得更快和明显，因为这是他的最后五年了。他已是“过河卒子”，为北京，为他的继任人，必须拼命向前，不能后退。
亲共人士是会看出苗头的，受到了鼓励，必将更意气风发。江泽民在中共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宣布有钱人也可以入党。香港的工商界闻之，必然雀跃，争取入党以谋更大利益。这样，官商勾结必将更甚，这也是使普罗市民心寒的。
从杨光获奖也可以看出，江泽民已对文化大革命来一个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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