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8月22日讯】据《瞭望》周刊报道今年4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和日本国内很多人反对，强行宣布自4月23日起至11月8日止的200天内对我国向日本出口的大葱、鲜蘑菇、蔺草席这三种农产品对日出口的超过限额(即1997～1999年3年期间年均对日出口量)部分分别征收256%、266%、106%的关税。作为应对措施，6月22日中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机、空调开始加征税率为100%的特别关税。目前，中日双方正在就两国贸易争端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中日双方人士对日本挑起这场贸易争端发表了很多意见，特别是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
中国对日出口的新形势
从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两国贸易不断扩大。特别是在1993～1995这3年，两国贸易额平均一年上一个“百亿美元”台阶，在1996年超过了600亿美元，形成了贸易与直接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1998年由于日本经济衰退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中日贸易额首次出现负增长，但在1999年又恢复到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2000年达到857亿美元(日方统计)，比上年增长30%，在一年间竟又上了一个“两百亿美元”台阶。目前，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达18%，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达10%，仅次于对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5%)，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的迅速增长充分显示出中日经济互补性之强。
中日贸易的迅速增长包括了中国对日出口的迅速增长和日本对华出口的迅速增长这样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当日本对华出口的迅速增长并未引起中方反应的时候，中国对日出口的迅速增长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这次日本挑起贸易争端正是在中国对日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有必要观察一下近年来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的情况。
2000年中国(不包括香港、台湾)对日出口贸易额近6万亿日元(按1美元兑120日元换算，约相当于500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22%，占2000年日本进口总额的15%，仅次于美国(占19%)。
中国对日的出口货物中，按金额计算占比重最大的是纺织品，约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30%；其次是机械制品，占26%；食品占11%，在食品当中，鱼介类和蔬菜占了很大比重。中国离日本近，劳动力便宜，国土广大，中国成为向日本提供廉价农产品的最重要国家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不仅在数量上迅速增长(特别是有些商品的数量增长特别快)，而且对日出口的商品品种大大增加，商品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日本的消费者对“中国货”的“抵触感”(比如因为嫌进口商品质量差而不愿买进口品)大大下降。而中国出口商品质量提高的原因除去中国生产者的努力之外，日本等国的外资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据点和生产技术，特别是日本的贸易公司实施所谓“开发进口”，通过向中国提供技术指导和生产设备，帮助中国生产者生产出符合日本消费者要求的产品对日出口，也是导致中国农产品及其他产品质量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中国廉价商品的大量进口，引起了广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不同反应。例如日本经团连副会长铃木忠雄说：“日本身边有比日本大十几倍的国家，那里很多人的工资仅相当于日本人工资的几十分之一，在那里生产的廉价商品大量进口到日本，是导致物价下降和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物价下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对生产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悬念。”
是重视照顾生产者还是重视照顾消费者
二战后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总倾向就是照顾生产者偏多，照顾消费者偏少，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和专家学者早就展开了有力的批评，认为现在已到了必须从“生产者重视型”政策向“消费者重视型”政策转换的关头了。然而，这次日本限制中国农产品进口，又一次表明日本政府仍未能改变其轻视消费者利益的政策倾向。 很明显，从中国进口价格比较低廉的农产品及其他产品，对日本的广大消费者当然是有好处的。多年来日本经济十分萧条，人们的收入得不到提高，亏得物价有些下降，才使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得以维持，而且也对解决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内外价格差”(即日本国内的物价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大有帮助。加之中国生产的农产品采取有机栽培方法，也符合日本消费者追求健康食品的需求。然而，中国廉价农产品的进口对日本的农产品生产者却造成了冲击，这是因为日本的农业面临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劳动力难以为继，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致使其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很弱，因此，廉价农产品的涌入导致许多农户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引起了一定的惊慌，导致农家及其他行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提高关税的紧急进口限制，而代表这些行业的利益的政治家更是竭力向政府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日本的贸易公司实行的“开发进口”，委托中国的农家生产面向日本出口的农作物等产品，也是得到日本政府的鼓励的，这种方式不仅利用了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而且具有流通环节少、效率高等优点；而日本国内的农产品流通却存在中间环节多、效率不高等问题，显然不能与开发进口商相匹敌。在“开发进口”方面更典型的是服装行业，近年来一种价格低廉的时装–“尤尼库罗”在日本受到消费者的极大欢迎，十分风行，这种服装也是日本商社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随着中国纺织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生产的服装质量已经同在日本生产的产品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这场贸易争执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争执，也是日本国内不同企业之间的争执(比如要求政府限制进口的毛巾行业中，就发生了在日本国内生产毛巾的企业同那些把生产据点转移到中国生产的毛巾企业之间的对立)。正如日本有的学者所说:“日本一些流通企业大搞开发进口，即使压低物价仍能赚钱，迫使其他企业为了竞争也不得不压低价格。”“蔬菜、毛巾、领带问题可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日本企业所搞的‘开发进口’的作法。”
在农业及其他行业生产者的压力之下，最后，具有根深蒂固的“重视生产者”传统的决策者仍然作出了与其得罪生产者不如得罪消费者的决定，因为生产者比较集中，他们与贸易问题的利害关系显然要比广大、分散的消费者同贸易问题的利害关系大得多，因而反应也强烈得多。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判断廉价进口品是导致整个物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对当前处于“通货紧缩”(其定义是“持续的物价下降”)状态、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来说，物价下降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被认为大于其正面影响。
是国家利益优先还是政党、政治家的私利优先
日本政府如此偏向一部分生产者，是不是表明他们是真的在替生产者说话、真的关心生产者的利益呢？其实非也。
日本是个“贸易立国”的国家，迄今正是日本自诩为“自由贸易的旗手”，一直要求各国不要滥用限制进口、反倾销等保护措施，然而这次又恰恰是日本自身动用了限制进口的手段，发动了一场贸易保护战，这场保护战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一小部分特定生产者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更多生产者的利益、特别是牺牲在整个日本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出口产业的利益，从而损害以贸易“立国”的日本的整体利益。
经历过长期的、时起时伏的日美贸易战、对贸易摩擦颇有“经验”的日本，应该知道它挑起这场贸易争端必然会引起中方的反应，有的日本专家在日本宣布对中国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之后，立即就预料到中国可能会首选汽车等产品采取报复措施，然而，尽管明知中国会有所反应，日本还是把这场贸易战挑起来了。
既然预料到中方会作出反应，既然明知挑动贸易争端可能对整个国家不利，为什么还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呢？这是因为对于政治家来说，还有比国家利益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政党、政治家的私利。
正如有的日本学者在谈到中日间“蔬菜摩擦”、“毛巾摩擦”时所说：“应该看到这背后有政治因素,就是面对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政治家想通过保护产业的主张来收买相关产业的人心，一些媒体也在推波助澜。其实这种保护对相应产业的发展不过是一种‘麻药’，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保护得了的。”这位学者甚至要求中国“理解日本国内的这种政治因素，采取比较灵活的策略，在选举前适当作些让步，选举后问题就可能相对平静。”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日本政府这次是再次屈服于日本的小农场主，以及执政的自民党的那些有影响的支持者提出的保护主义要求。这是因为在参议院于7月即将进行选举的困难时刻，自民党政府特别需要这部分选民忠实于它。”
在对华关系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情绪也在诱导日本政府作出错误的决定。有的日本学者说：“日本的右倾化导致中日政治摩擦不断，两国的部分国民之间甚至产生了‘感情摩擦’，其原因之一固然是历史问题，但历史问题早已存在，为什么到现在发生了感情摩擦？主要是因为日本自己‘失去了十年’，前景黯淡，国内政治、社会不安，而与之对照，中国大陆却在崛起，为此引起一种对中国的害怕心理，情绪性的因素在上升。有的政治家故意通过右倾化的表演来争取选票，这既有政治家本身的问题，也有日本社会问题、国民的问题。”
其实，对大葱等农产品，日本政府给些补助金也可使问题得到缓解，这在财政上并不难，然而日本政府却宁可把矛头对外，“宁硬勿软”，以对华强硬姿态来迎合一部分国民的情绪化心理。
是大力推进改革还是继续保护落后
正如日本在追赶欧美的过程中，经历过同欧美各国、特别是同美国的贸易摩擦一样(而且这种摩擦至今也并非没有再次激化的可能)，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在追赶日本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生产水平提高和日本的一部分产业从“比较优势产业”向“比较劣势产业”转化，在中日之间出现贸易摩擦也是难免的，是很自然的，这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的重复”，只不过日本取代了当年美国的位置，而中国取代了当年日本的位置；当年美欧各国一些人视日本的出口商品如同“洪水猛兽”，而今日本一些人则视中国的出口商品如同“洪水猛兽”。
可见，这种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的贸易摩擦，实质上是在各国经济一浪接一浪的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跨越国界的“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摩擦”，即比较优势产业与比较劣势产业之间的摩擦。按照自由贸易的理论，一个国家必须适应其经济和产业的不断发展，相应地调整其经济和产业结构，促使生产要素从已经沦为“比较劣势产业”的那些产业部门向新的比较优势产业转移，然而，这种调整和转移不会很顺利，必然使一部分劣势企业乃至行业被淘汰，一部分行业的就业人员失去就业机会，这部分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必然会找到他们的政治代表并发出要求保护的声音。
然而，如果搞保护主义，日本经济是无法搞活的。例如，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农业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并未能解决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缺乏价格竞争力的问题，这说明通过限制进口产品向衰退的产业进行保护，绝非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通过厉行经济结构改革，促使劳动和资本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努力培育有发展前途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的农业),加强受到廉价进口品“威胁”的那些行业的竞争力，这才是日本经济的根本出路。
对廉价进口品实施限制，还会导致购买日本产品的世界各国的反对(这显然不是对中国一国的问题)，从而直接威胁到日本现有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出口。这意味着对落后产业实施保护，不能不付出强迫优势产业作出牺牲的代价，其结果就是阻碍日本产业结构的改革和升级。总之，是保护落后，还是坚持改革；是停步不前，还是向产业结构高级化迈进，日本政府必须对这个“何去何从”问题作出明确而及时的回答。
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还是反其道行之
日本搞进口限制，挑起贸易争端，是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时代潮流“开倒车”。因为全球化经济早已超越商品贸易而形成为包括直接投资、技术合作、开发进口、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十分广泛的经济交往的洪流，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的“企业内贸易”正在形成为自由贸易、保护贸易(这是包括过去的日本在内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为培育本国产业而采取的一种贸易方式)之外的“第三大贸易系统”，比如在2000年，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约12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GNP总和的约40%，其中商品贸易占3／4，旅行、运输、金融、专利等服务贸易占1／4，而在商品贸易中，跨国公司的“企业内贸易”约占20%。以日本为例，1998年日本制造业的海外子公司从日本采购中间产品的金额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27%，日本制造业的海外子公司向日本的“出口”金额占日本进口总额的比例为14%。
显然，在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背景下，如果简单地说廉价进口品“是对日本企业的威胁”，那么，这个“廉价进口品”的生产者是谁？受到威胁的“日本企业”又是谁？实际上被认为是对日本的“威胁”的“廉价进口品”的生产者恰恰包括日本企业自身，正是日本的企业在“威胁”日本。
为了防止日本的企业“威胁”日本，一个办法就是让走出国门的日本企业“卷铺盖回家”，回到经济全球化以前的时代去，实际上日本某些官员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表现出这种倾向。例如今年5月底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平沼赳夫对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向中国湖北省的化纤工厂建设项目融资表示“遗憾”，说“在日本国内纺织业为了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迅速增加而苦恼之际，日本有的人居然还在帮助中国的纺织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本来考虑必须撤回这个项目，但既然已经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合同，要撤回也难了”。经济产业省大臣的这个主张同日本政府对中国农产品搞进口限制如出一辙，都是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退缩的表现。
其实，日本同中国开展的各种合作项目，包括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都可能被理解为“帮助中国来同日本竞争”，然而，这种竞争其实也在帮助日本自己，而且事实必将证明，唯有通过参加这种全球性的市场竞争，大力吸取东亚等地区的经济增长活力，日本经济才能真正恢复其生机和活力。(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