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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5日讯】教师一直被人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有些教师对人类灵魂越来越漠视，而对学生的身体却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像黑道上的人们一样常常充满了”修理”肉体的冲动，动不动就对学生拳脚相加。稚嫩的骨肉在他们的加工修理之下难免皮开肉绽、肢折骨断，有时甚至肝脑涂地、命丧黄泉。最近几年，学校对学生的温情越来越少，教师体罚学生、凌辱学生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些教师好像不是在传道授业、帮助学生成长，而是带着征服学生、控制学生的勃勃雄心走上讲台。他们不但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师道尊严，而且越来越多地滋长起暴力倾向。这些被认为是在教养学生的人，自己却一天一天丧失着人之为人的起码的教养。在许多校园里，一些教师正在兢兢业业地创造着残害学生的奇迹。
罗远寿是贵州省湄潭县抄乐乡小学五[二]班的班主任老师。他所创造的奇迹发生在1999年12月13日。这一天，学生冯航在罗远寿老师上课时向教室后边扭了一下头，罗远寿当即大声喝斥，吓得冯航全身发抖。罗远寿老师愤怒地来到冯航身边，问他是不是记得班上的纪律。按照罗远寿老师的规定，谁上课时转头看后面的同学，就要令后面的同学吐10口唾沫给他吞下。罗远寿老师向全班同学宣布，马上执行这条纪律，强令后排同学向冯航吐口水。后排同学吐到第三口时，冯航实在无法忍受，不由自主地还了一口唾沫。罗远寿立时火冒三丈，强令后排的这位同学到厕所撬屎来喂给冯航吃。这位同学吓得满脸通红，不敢执行这样可怕的命令。罗远寿老师说，你要不去，以后就不要来上学了。这位同学只好流着泪撬来粪便喂冯航，而后痛苦得放声大哭。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被如此恶劣的行径吓得大哭，可是罗远寿一点也不心软。他看不见学生的眼泪，感受不到学生的恐惧、痛苦与哀求，他厉声威胁冯航说：”不许吐出来，一定要吞下去！”
冯航惨遭凌辱，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从此不敢上学，长期精神萎靡，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消息传开，全县震惊。湄潭县教育局很快决定，将罗远寿开除公职，报县监察局批准执行；建议罗远寿所在党组织开除其党籍。冯航的父母决定从法律的角度给儿子讨个公道。3月17日，冯航的父亲冯永江以冯航的名义一纸诉状将罗远寿告到兴隆镇法庭，兴隆镇立即受理此案。3月23日公安机关将罗远寿依法逮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罗远寿的行为是在公众场合下对学生进行侮辱、并采用威胁的方法，给冯航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已构成侮辱罪，湄潭县人民法院在公开审理中，决定给罗远寿判刑3年剥夺其政治权利3年。冯航一家对法院的公正判决表示满意。一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这个事件给冯航带来的伤害，却深入灵魂，可以说永远不可抚平。[1]
另一个创造奇迹的人居住在贵州的近邻云南省。他是玉溪市北城镇夏井小学的潘光礼老师。比起要学生吃粪便来，潘光礼的故事似乎不够刺激。但这个故事更加曲折，讲起来更加有声有色。2000年10月17日上午，数学教师”潘光礼听班上学生说该班学生何卫经常在上学途中逗留、玩耍，便把何卫找来，要求何卫用４分钟时间从学校跑回家再跑回学校。由于年仅10岁的何卫没能按时返校，潘竟在上课时令该班学生将何卫按在课桌上，用抹布捂住嘴，再由潘先做示范，用教棍打其屁股，然后让其他学生依次效仿。”10月20日，一学生又向他反映何卫被打后骂他”潘狗”。潘马上质问何卫。何卫予以否认，同时吓得跪在潘的面前不停地求饶。据班上的学生称，潘当时对何卫提出了4种惩罚方式让其选择，一是让每个学生依次打1000棍子；二是老师亲自打1000棍；三是吃下1000只活苍蝇；四是吃树上的绿虫。何卫表示愿让同学打，潘便令几名男生按住何卫四肢，让一女生”施刑”。该女生一共打了何卫200余棍。何卫当即被打得皮开肉绽，由于受不了，他又只得哀求选择吃苍蝇。潘当即叫人捉来10只苍蝇，强迫何卫生吞下去。何卫边哭边抓起7只苍蝇放进嘴里，吞下3只后，剩下的4只被吐了出来。潘又让何卫吃下吐出来的4只苍蝇，后在何卫的苦苦哀求下才作罢。”[2]）
2000年11月13日，浙江省绍兴市某中学初三年级女生金某上课时玩圆珠笔发出声音，被正在讲课的骆老师从三楼教室拉到底楼办公室。骆老师拍着桌子大声训斥，还扬言要把她送到派出所。当天中午，金某出现不正常现象，晚上开始语无伦次，手舞足蹈，哭笑不止，发高烧，小便失禁。经绍兴市第一医院诊断，属于情感性精神障碍。2000年4月开始，金某的病情继续加重，在绍兴市第七医院住院95天，花去医药费１万2千多元。金某的父母都是失业者，父亲金文虎还是三级残疾。骆老师的辱骂和恐吓使得这个寒微之家不得安生。[3]
小学五年级学生小华由于上美术课没带作业本，遭到美术老师的训斥，小华对老师的责骂有抵触情绪，不愿表示认错，被愤怒的老师打了一个耳光。3天后，小华出现不良症状：全身发抖，不能走路，且爱说胡话。医院检查诊断，他患了儿童情绪障碍，病因与被打有关。中华精神学会妇儿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精神医学会常委王小平认为，其躯体发抖是精神疾病躯体化的表现。孩子被打后，产生对老师不满情绪，但又不能或不敢对老师反抗，不满情绪只能通过躯体语言表达出来。[4]
山东省鱼台县王庙镇西谢小学民办教师田丽在上课前，将一瓶装有”毒鼠强”鼠药的汽水，送给班里的一名叫张铭的小学生喝下。张铭喝了汽水后，高高兴兴地回到教室上课。不多久，张铭暴死在课堂上。田丽因为跟张铭的父亲张勇[同一学校的教师]有一段情缘，已有家室的张勇不愿意离弃妻子与田丽结婚，田丽就把自己的学生张勇的儿子张铭作为她泄愤的对象。[5]
2000年12月5日，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光亚学校二年级小学生王某在教室随手扔巧克力外包装纸，班主任林老师批评他没有扔进垃圾桶，当即将他叫到讲台前，罚他在全班五六十个同学面前自扇20记耳光。王某自扇耳光时，引起全班许多同学的嘘笑，他又羞又恼地骂了一句。林老师气愤地罚他再自扇20记耳光，王某只好又给自己扇了20个耳光。林老师大概觉得他自扇耳光舍不得用力，又叫班上另一名男同学上讲台当众再狠狠地扇王某20记耳光。这名同学扇得很用力，王某当时就痛得哭起来。扇完耳光后，林老师要王某用双手在教室石灰墙壁上再捶打几十下。最后，林老师还罚他在校内跑了10圈。
王某的父母说，王某不止一次被罚自扇耳光，但他们认为老师管得严是为孩子好，平时没有计较。而这次，被同班的一名同学当众扇耳光，孩子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家长也受不了。王某的父亲还说，自从王某被罚扇耳光后，这几天说话常有点结巴。记者在采访中见到了扇王某耳光的那名学生，那位学生说，他和王某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很不错，他当时并不想扇王某耳光。完全是老师逼着他才不得不这样。[6]
1999年10月7日，陕西华阴市黄河工程机械厂子弟学校发生了一件奇案，该校优秀女教师崔敏叶把六年级学生王某带到办公室，将他的头按在墙上，用锥子在他脸上精心刻了一个”贼”字。刻好以后，她给伤口涂上红墨水，以便留下一生无法抹去的永久印记。王某不忍凌辱和疼痛，不断反抗，不断哭。可是，哀求、哭声和鲜血都没有遏止住一位优秀教师的野蛮行径。崔敏叶给王某刻字的理由是，王某当天从同学的文具盒里偷了10元钱。[7]
跟崔敏叶比起来，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万金店乡刘小小学的王云霞老师显然要仁慈得多。她知道给学生脸上刺字肯定会疼的，所以她改为写字。2001年11月21日上午，二年级语文老师王云霞让学生们背诵《静夜思》一诗，快到放学时，还有一批学生没有过关。在这些学生中，9岁的刘刚学习成绩最好，王老师对他寄予的希望很大，特地点名让刘刚背书。结果刘刚结结巴巴地背不完整。王老师生气地说：”刘刚，我几次让你通知家长来学校，家长为啥不来？”说完，王老师便用笔在他的左右脸上分别写下”不会”、”背书”4个字，并斥责道：”通知家长来学校！”脸上带有老师”留言”的刘刚立即成为众学生关注、取笑的焦点，他回到家里以后，操起菜刀砍向自己的左手。霎时，左手手背处出现一个5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8]事发以后，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一小的王老师对记者说，老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方式不对。这位老师在学生脸上写字是对学生人格的不尊重，有违师德，但不至于开除，免掉校长就更过分了。[9]笔者对这样的同情心难于理解。一个人对学生没有一点爱心，还如此丧心病狂的加以迫害，实在是不适合当老师，请他[她]离开讲台不过是维持学生安全的底线。
下一个故事又是发生在陕西，受害者是西安灞桥区狄寨镇江尹小学一年级学生孙童。2001年3月5日上午上语文课时，坐在后排的同学叫她，她便扭过头与这位同学说了几句话。”班主任谢巧娟看到后，便过去拧着孙童的耳朵一把将她拽出座位，让她和另外3名同学站到前面去。孙童因心里害怕，一直低着头，老师让她把头抬起来，但她仍低着头。老师就用课本扇她耳光，并用手指卷起她左额的头发狠劲拽。孙童当时只是感到很疼，但还不知道自己的头发已被老师拽掉了。据孙童的母亲说，女儿中午放学回来说不想上学了，也没说为什么。她给女儿换衣服时发现女儿满身都是头发，还有不少头发落在衣帽里。她觉得很奇怪，就问女儿，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她当即和孩子的奶奶带孩子去找谢老师，但谢老师不在，校长让先给孩子看病。唐都医院3月5日给孙童的病历上显示：’孙童左颞部2．5 ．5cm无发区，现散在毛囊孔呈红色，面部温度高，头发撕脱伤。'”[10]
2000年11月20日，辽宁省沈阳市第22中学的初一学生金岩在向老师询问自己的考试分数时，竟惹得教师火冒三丈，当着全班同学连扇该学生４个耳光，将其打得鼻口流血。[11]
11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小学的一名二年级小学生在上体育课时，因与另外一个同学打闹，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单独谈话”，并被打了两个耳光。[12]11月8日上午，浙江义乌市夏演中学3名学生为请回负气的英语教师来上课，被迫跳进水塘冰冷的水中。[13]
11月7日下午，武汉市新桥小学五年级[1]班学生上体育课，学生排队轮流掷铅球和实心球，10岁学生戴龙在没有轮到自己掷球时，跑去捡球准备投掷，体育老师王某很生气，掐住他的脖子，朝他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戴龙的脖子、脸上留下几个明显的手指印据该班学生反映，王某不止一次体罚学生。[14]
11月6日，陕西省宝鸡县陵中学初一学生翟某与另一同学在教学楼三层楼道玩耍时，撞到体育教师姚某身上。姚责骂之下，便扇了翟两个耳光，造成翟耳鼓膜穿孔。[15]10月26日，乐山市夹江县甘江镇第一小学一名学生因不识五线谱而被老师扇了25记耳光。[16]10月17日上午，18岁的云南玉溪市北城镇夏井小学四年级[1]班数学教师潘光礼因该班学生何卫经常在上学途中逗留、玩耍，潘竟在上课时令该班学生将何卫按在课桌上，用抹布捂住其嘴，再由潘先做示范，用教鞭打其屁股，然后让其他学生依次效仿。[17]10月12日，四川省双流县彭镇中心小学柑梓分校二年级学生周某，在上课期间被老师一脚踢掉了左耳。[18]
2月13日晚9时30分，江西省宜州市宜州一中借调教师杨再远在训话过程中殴打学生韦才毅。[19]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暖泉乡柏树咀村小学教师华勇强，因为3年级学生李秉荣没有完成语文课堂作业，半用一根拇指粗的柳条抽打他的右腿。李秉荣说不会查字典，老师又用柳条在他肚子上捅了三下，致使李秉荣吐血不止而不得不住院治疗。[20]成都市某中学地理教师张建国因14岁的学生张伟不听话，竟然将他打得脾脏破裂。[21]
这些教师就像喜怒无常的暴君一样，学生动辄得咎。伴君如伴虎的中国格言完全可以演变为伴师如伴虎（天地君亲师，君和师排在一起）。置身于没有活气的校园，你不知道那一刻老师的拳头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所有的老师在造成学生的严重伤害以后都会说：”我是为你好”，旁人也多半为施暴的老师开脱说：”动机是好的”。这些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中国逻辑。在一部电影中，一位中国移民正在美国的法庭上接受有关虐待自己的儿子的调查。这个中国人在法庭上非常气愤地打他的儿子，并对美国法官说，我打他是表示对你的尊重。那位美国法官干脆地说：别跟我讲这些中国逻辑，在美国打自己的儿子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体罚你是为你好”的说法正是这种在道理上永远讲不通的中国逻辑。我们相信热衷于体罚学生的教师，主要体现了他心理上的暴力倾向。即使是那些带着明显的警示意图的惩罚，施暴者的基本动机也是为了自己当先进拿奖金之类，而不是为了受罚者的利益。受罚者的尊严受到伤害，这是最严重的损失，哪还有什么利益可言。退一万步说，施暴者的动机真的是为了受罚者好，那也不能成为施暴有理的理由。正如”赏识教育”的倡导者周弘(女儿三岁半患上了耳聋，他愣是通过口形和手势教会了女儿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帮助女儿成为了全国第一位”聋人大学生”。他因此被人们称为”发现女儿”的父亲。目前，他正在积极推行”赏识教育”。)所说：”教育不是一个爱字了得的。比如说小孩养小鸡，必然会养死，他不是不爱，他太爱了，但他不会爱。说到打孩子，确实，孩子的学习成绩还真有打上去的。这就像农民种庄稼，一拔保证就高了。但是，全世界的农民有几个肯把庄稼拔高的。关键要看后果。你打着孩子要他提高成绩，这个好是假的好，是以牺牲孩子生命为代价的，是对孩子尊严的伤害，会给孩子造成终身的苦难。他破坏了孩子的生命状态，造成的痛苦是长久的。”[22]
课堂不是刑场
2000年4月3日晚上7时30分，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上村乡中学初一(84)班的学生正在上晚自习，历史课教师聂朝宽来到班上检查学生作业。当他发现学生张波及另外两名学生没完成作业时，便将三名学生叫到黑板前罚站。好动的张波与坐在二排的一名同学用粉笔头互相打闹，聂朝宽老师便上前连扇张波10个耳光，把16岁的张波扇倒在地，当场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聂老师认定张波有意装死，火气更大，抓着头发将张波拎起又狠狠扇了他两个耳光。张波又一次栽倒在地，从此无法起来。晚上9时，张波经抢救无效死亡。[23]这个故事让人想起电影里行刑队的打手和刽子手给囚徒用刑的镜头。事实上，这些人格有严重缺陷的教师正是把课堂当作了刑场，否则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
教师职业为什么跟打手形象难分难舍？这是从古代私塾沿袭下来的职业传统？可是《论语》里没有孔子打学生的记载，他老人家最多也就给学生拉拉脸色。体罚学生的恶习更多地受到现代专制理念和民族文化性格的支持与鼓励。
许多教师对自己的职责的认知有严重的错位。他们只要一站到讲台上，就以强烈的权威人格居高临下地控制着这个环境，调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资源用以实现他对环境的主宰和支配。他们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别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他们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强制他人服从自己认定的真理是现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所以任何一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具有山大王的气质和作风），似乎不能就此仅仅批评教师。可是，由于教师的职业和工作是如此特殊，只要我们希望一个民族从这种恶劣的集体性格中摆脱出来，我们独一无二的选择不能不是首先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抵制这种罪恶性格的侵袭和毒害。因为教育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克服罪恶、追求公正与善良的新资源，这种资源首先表现为在学生身上逐步凝成的对社会罪恶不认同的精神人格和努力克服社会罪恶的心理愿望。如果学校和教师不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明天比今天更加文明？
令人悲哀的是，作为人类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的教师群体并不像卢梭所期望的那样比社会其他群体更加高尚更有教养。他们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无可掩饰地表现了自己的暴戾、凶残、冷酷，而且完全按照这样的人格模式训练学生。许多报道显示，有的教师已经不屑于亲自动手惩罚学生，而是指使一些学生欺侮另一些学生。至于哪些学生有权利欺侮他人，哪些学生只有接受他人欺侮的权利，当然是由教师随心所欲地指定。用古代术语来说，这叫钦赐尚方宝剑，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则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专制政治中一切罪恶的理念和手段，都被教师搬到了课堂上。
2000年5月22日（星期一）上午第三节课，陕西省澄城县庄头乡柳池小学女教师李某检查数学作业时发现，她上星期五中午布置的56道数学应用题，班上有8名同学未完成，于是，这些同学被老师叫上讲台站成一排，让做完作业的18名同学上去，每人打这8名同学10个耳光。挨了180记耳光之后，这8名二年级的小学生都哭了，脸也被打得肿起来。[24]
陕西省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22岁的代课教师葛小侠，比他的老乡李某更加凶暴。2000年9月27日上午10时许，四年级学生葛某因数学作业未完成，被葛小侠打了两记耳光，还被其踢倒在地。随后，葛小侠宣布：全班50名学生必须每人对葛某抽打10教棒，打得重表扬，打得轻受罚。全班28名男生轮流抽打葛某的臀部、大腿、小腿。葛某疼痛难忍，本能地用小手护住下身，可无情的教棒又落在他的手和胳膊。40多分钟过去了，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葛小侠仍不肯罢休，还要让女生继续抽打。年仅９岁的学生被打得奄奄一息。事隔一个多月，休病在家的葛某神情懮郁，愁眉不展。提起一个多月前被打的场景，他仍然心有余悸，间或还有短暂的记忆缺失现象。他说：”我再也不去学校上学了。”葛某的父亲葛亚政说：”打他的都是平日里的同学，上课的还是那个老师，让孩子咋去面对呢？”据了解，葛某所在的班级，全班50名学生只有2名未被老师打过。田庄镇中心小学刘万包校长说，葛小侠唆使学生殴打学生，性质严重。9月29日，学校宣布将葛小侠停职，后因他多次作了深刻的检查，经上级同意，从10月17日起又让他恢复上课。（tiankong《9岁小学生挨了280鞭》，《不寐之夜》网站论坛）笔者对于这样的教师还能重新走上讲坛感到义愤。如此严重的身心摧残，实际上已经是一桩刑事案件。应该对这样的暴徒绳之以法，否则如何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
1999年11月1日，乌鲁木齐铁路第一小学三年级（3）班的一名9岁女学生未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老师黄海燕……叫其他学生用布把她的嘴捂上，令3名女生拉她的裤子。这位女生一面号啕大哭，一面拼命挣扎。几分钟后，老师亲自从侧面扒下她的外裤……事发后，这名受辱的女生几次在夜间哭闹。[25]
1999年9月27日上午10时许，黄陵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葛某正上数学课，22岁的代课老师葛小侠因他数学作业未完成，当即打了它两记耳光，并将其蹬倒。葛小侠当堂宣布，全班50名学生对葛某须每人抽打10教棒，打得重表扬，打得轻受10教棒处罚。全班28名男生轮流抽打葛某的臀部、大腿、小腿。……葛某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呕吐。[26]
1999年4月8日，新疆尉犁县塔里木乡直属小学4年级学生张永海因”不好好打扫卫生”，班主任张天玲命令全班30名学生每人打张永海3个耳光。张永海一连遭受了90个耳光的打击，身心受到严重伤害。[27]
1999年11月24日，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二小年轻的女班主任让学生掴”不听话”的学生耳光。[28]
在这一系列举不胜举的恶劣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决不只是惨遭刑罚的学生，那些或者轻松或者沉重的执刑的孩子，也受到了同样严重的伤害。对于生命的轻贱、对于他人人格的不尊重、对于暴力的享乐和贪恋，都在这样的行刑过程中点点滴滴地渗透到了孩子的神经之中。他们像被诱惑吸毒者以后无可摆脱毒瘾一样，一种顽强的暴力瘾和奴役他人的欲望根深蒂固地被教育种植在他的神经中枢和灵魂深处。为什么文革一爆发，就有那么多以仇恨的眼光打量世界的学生怒不可遏地向包括教师在内的他人举起了拳头拿起了钢枪？愚昧的文化造就了愚昧的教师，学生哪能不愚昧，暴虐的政治造就了暴虐的教师，学生哪能不暴虐。对于那些惨遭折磨和凌辱甚至失去了宝贵生命的教师来说，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点责任。谁都知道，教师砸在学生身上的拳头，比学生杂在教师身上的拳头要沉重的多。
有的教师还不满足于把教室变成刑场，竟然还要将特务制度和警察制度引进课堂。北京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学教师，治理班级和学生的秘诀之一就是要求学生随时向他写告密信，揭发其他学生的过错。从学生和学生父母对这位教师的拥戴和支持中不难懂得，中国人与这种特务统治达到了多么天衣无缝的融合。哈尔滨市香坊区轴承厂一子弟中学某班的老师比这位北京地老师更加愿意刺激人性的弱点为自己服务。他们规定重金奖励告密者，凡举报一名违犯纪律的同学，被举报者罚款5元，举报者提成3元，留下2元当班费。这个政策一宣布，许多学生乐不可支，积极寻找别人的过失以求自己发财。整个班上人人自危，大家带着强烈的恐惧坐在这互相告密的环境之中。（中国爸爸妈妈网转载《北京晚报》文章《老师出邪招举报同学有提成》）正在写作《中国告密史》的成都学者冉云飞说，告密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从中国教师、学生以及各路政客和文人对告密的贪恋程度看，这显然是中国人保持得最好的一项传统。告密事业如此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应该感谢中国教师的伟大贡献。
1999年11月17日，某某城市的一位小学体育老师向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布置任务：谁不听话你就打他3个嘴巴，谁敢还手就让他背书包回家。果然，这个小学生”奉命”寻找看不顺眼的人，一连对13名在他看来构成”破坏课堂纪律罪”的同学”掌嘴”。[29]在这样一所启发式教学的试点学校，为什么教师一点也不想”启发”而只愿意信任警察制度？
比这位体育老师更加迷信警察制度的是江西省波阳县饶丰中学一位名叫曹宏勤的班主任，他竟然聘请社会上一位偷鸡摸狗劣迹斑斑的青年担任名誉班长，公开宣布由孙波管理班上的课堂纪律。仅仅三天之后，这位钦点的班级警察就杀死了一个学生，杀伤了另一个学生。
2000年11月14日晚上，学生们正在上自习，学校突然停电，教室里一片漆黑，初三（3）班的学生刘高富起身去点蜡烛，打算继续学习。猛然间，后脑勺被人用书本重重地砸了一下，刘回头发现是孙波打他。孙吼道：”你不服吗？”刘不敢吱声。当下课铃响起，刘高富正准备走出教室时，被孙拦住：”你复仇不复仇？”见刘不理睬，孙波顿时兽性大发，操起随身携带的”西洋刀”便朝刘高富连刺两刀。当时，正路过那里的刘高富的哥哥刘高华（该校高三学生）听到弟弟的惨叫声，冲进教室，见状便挡在弟弟前面，催弟弟快跪下。穷凶极恶的孙波见有人挡道，便一手拿手电筒射向刘高华的眼睛，一手持刀朝其腹部、手部连刺两刀，刘高华立即倒在血泊中，并哀求孙不要杀害自己的弟弟。孙波一脚踢开刘高华转身追杀刘高富。由于刘高富跑得快，未追上，孙波又返回教室，恶狠狠地朝刘高华的胸部猛刺一刀，致使刘高华当场身亡。[30]这个故事完整地体现了残暴的专制君王利用残暴的警察统治维持稳定的模式。这位名叫孙波的二十岁的青年要求所有的人都俯首臣服，可是一旦被人们惹得龙颜大怒，即使”敌人”跪下求饶也没有一丝怜悯。他杀人时就是抱着管教他人的长者心态和正义感，他在自觉地模仿教师折磨学生的残忍和警察摧残囚徒的暴虐，他以为只有这样嗜血成性才伟大光荣，同时还以为他能够像真的警察那样草菅人命而不要负任何责任。
孙波的罪行可以看作是课堂刑罚的延伸。如果将那些警察的暴行也说成是课堂刑罚的延伸，未免有为警察开脱之嫌，但若是说跟课堂刑罚有关，则未必不确。我们不妨引述一个中学生被警察活活打死的故事。不幸的死难者是河南省潢川县的16岁高中生耿丹。1999年7月1日下午，耿丹在县农机学校潢高教师严景办的补习班听课。临近放学时，潢高学生王帅在校门口与保安王利文发生口角，被王利文踹了一脚。随后王帅打电话叫来其哥哥和五六个社会青年，与农机校保安张荣辉打架，后社会青年逃散。耿丹这时恰好放学遇上围观，而后离校回家。当他行至校门外30米处时，公安干警詹家顺不问事实，就以耿丹参与殴打张荣辉为由将其抓住，强行拉往社会青年打架的现场农机校，途中让保安恶棍张荣辉手操铁棍猛击头部，以致造成脑颅挫伤裂重伤。继而詹家顺和凶手张荣辉合伙将耿丹架往农机校保安室继续毒打。后”110″赶到，强行将耿丹扭进其执勤车（当时围观者众多）。耿丹说，”我又没有打架，为什么抓我？””110″干警王建辉等人用力猛打耿丹脸部（此时耿丹已头负重伤），不让其表白。……耿丹被带到”110″值班室，……耿丹还是委屈地说：”我没打架，是王帅找社会青年打了校保安。”从当天夜里七时许至次日上午9时30分左右，耿丹一直被戴着手铐，铐在”110″办公室的床梆上。他们非法使用刑具、拘留耿丹长达14个小时。……7月1日夜9时，耿丹的母亲向”110″值班干警提出担保，要求让孩子先回家，遭到拒绝。一个值勤干警说，耿丹恶心是饿的，但耿丹这时已吃不下妈妈带去的蛋糕了。7月1日深夜，曹建凤（母亲）离开公安局，一夜未眠。就是这一夜，少年耿丹脑颅内在不停地渗血，并且渐渐形成了可怕的脑疝。从这个时候起，耿丹对亲人的无数次呼唤概无回应。接下来的时间里，曹建凤强烈要求公安局放了耿丹，她要送孩子去医院。”110″的干警层层请示，九点左右，终于同意放人，一个高个子警察说，要不是看到这孩子昏迷成这样，我们是不会放的。曹建凤已顾不上理会，她匆匆忙忙找了辆人力三轮，哭哭啼啼地把孩子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紧急抢救，做头颅CT，诊断结果为：急性颅脑损伤，头皮损伤，硬脑膜外血肿，脑挫伤，脑水肿，并脑疝形成。……耿丹无声地躺在县医院三楼的病房里，下肢僵直，上肢紧缩至前胸，体重不足30公斤，肠胃功能瘫痪，严重意识障碍，没有表达意识，不能说话，对窗外的一切，对家人的照料，对爸爸妈妈的绝望，对每天都要有的带泪的呼唤，无知无觉……耿新亚说（父亲），在武汉，医生告诉他人的脑袋里出血非常疼，出1－2克人就会疼得晕死过去。”我儿子脑袋里出了50克血，我不知道孩子那一夜是怎么度过的。”……12月8日早晨8时，少年耿丹在一阵抽搐之后离开了人世。[31]
笔者读到16岁的耿丹跟警察叔叔有理说不清时，老想起同样16岁的张波被聂朝宽老师打翻在地，口吐白沫，昏迷不醒之后，竟然还被聂老师认定为有意装死，以致于被他抓着头发拎起来再一次狠打。警察和教师的凶残和冷酷为什么如此一致？是不是可以为他们之间找到精神上和文化性格上的血缘关系？
既然连课堂都已经被改造成了刑场，学生（他们日后就是中国的政客、警察、工人、军人、村民、商人）还能到哪里去学生爱与怜悯、温柔与和平以及人权意识和平等思想。难怪中国社会如此严重地充满了暴力倾向和毁灭冲动，一有机会就会出现一片喊打之声，就会出现杀声震天的可怕局面。无论是对于观念不一致的人，还是对于利益不一致或情感不一致的人，一定要置之死地才罢休。即使是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冲突的无关者，也可以打死了再说。1996年，江西省都昌县鸣山乡一位农妇从石家村离婚出来，再婚嫁到李家村。当他的李姓丈夫去石家村办事时，竟然被石家村的村民乱棍打死。其中最致命的打击，正是来自刚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孩子之手。1999年7月，武汉市四个游手好闲的少年将一位不认识的捡垃圾的小孩活活打死。他们像恶猫戏鼠一样折磨小孩长达两小时。当警察问他们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可怜的小孩时，他们说不为什么，仅仅是为了好玩。[32]这跟警察打囚徒玩、将军杀俘虏玩是多么相似。
教师在中国社会绝对是一个弱势群体。连这样名分上崇高、实际上卑微的群体都如此残忍凶狠，可见我们的文化性格是多么无可救药地嗜血成性。警察和教师都如此凶狠，可怜的学生能够到哪里寻找安全呢？无处不在的恐惧感使得他们只有时时攥紧拳头，不停地对世界高喊杀呀杀呀杀呀。他们要高喊一辈子不能有半点疲惫，谁最先疲惫谁就难免成为祭品。
暴力的恶果
暴力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给承受者造成身心伤害。教师所加给学生的暴力行为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教师是成年人，体力上占绝对优势，学生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所以，教师哪怕是随手一巴掌或者一拳头，对学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第二，教师作为教育者通常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对学生的惩罚常常带着公正、正义的意味，面对教师的暴力，学生一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暴力对抗，而只是恐惧而又绝望地承受。消极地承受暴力比积极抵抗暴力显然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教师对学生的暴力袭击比社会上的打架斗殴更容易导致严重而又恶劣的后果。第三，教师在知识上和教育体制上的权威地位使得他们在施暴于学生时常常具有巨大的心理优势，学生对教师的地位优势和心理优势具有清楚的体会和认可。他们受到侮辱和伤害以后，基本上没有可能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行政调解、诉讼等途径得到处理和释放，而是全部转化成内在的精神压力。着精神压力一般具有两种走向，一种是演变为由内向外的复仇冲动（包括对施暴者个人和对整个社会的复仇），另一种是对自我心理和身体的巨大摧残，造成各种各样的精神病和心理障碍。
河北省井陉矿务局第一矿小学生马国君就是一个被老师体罚造成精神病的案例。1998年3月23日（星期一）下午第三节班会课上，因为没有按老师要求带校服，班主任焦燕君命令马国君站到讲台前，摘掉他的眼镜，狠狠地连打几个耳光。这位六年级学生当众挨打之后依然没有权利返回座位，流着泪一直站到放学。马国君几年来一直受到焦燕君的野蛮体罚。焦燕君有时当着学生的面在教室打他，有时当着别的老师面在办公室打他。马国君念四、五年级被打过40多次，六年级上学期被打过十七八次。
在漫长的打击和凌辱之中，马国君的精神受到严重伤害，长期处于恐慌中，常常发呆，害怕见人，夜间睡眠差，经常做恶梦，幻觉性地把”老师”看成”怪兽”，形成恐惧、自卑、厌学等异常心理。他获得升入中学的资格以后，依然一直不敢上学。父母劝说孩子环境变了，老师变了，可以上学，但是马国君认为所有的老师都打人，因而所有的学校都令人恐惧。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河北省精神病院会诊是延迟性心因反应，属精神病。1999年10月13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五医院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受井陉矿区法院委托，对马国君病情做出司法鉴定，鉴定为延迟性心因反应，与长期遭受体罚有关。[33]马国君不但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正常的心理能力。正如这篇报道所说的：”如果一个老师对一个少年心灵的伤害导致他害怕所有老师，这不仅是老师的悲哀，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失败。我们应该想一想，老师除了教给学生知识之外，还应该交给他们什么，是否首先教会他们尊重人，是否应该以身作则，首先尊重这些学生。”
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二年级学生小闫经常惊恐地对妈妈说。”今天可千万不要有体育课呀。”经过了解才发现，小闫因为多次被体育老师体罚而产生了上课恐惧症。小闫的妈妈说，就在11月16日，小闫因为没有带跳绳而被罚跑步20圈，与他同时被罚的还有十多个同学。在此之前的11月14日，小闫还被该体育老师骂为臭猪，并被踢屁股、掐胳膊，最后在预备室脸上还挨了几巴掌。小闫自己介绍，上小学以来，挨打次数自己也记不清了，这学期已经被打过5次了。让他觉得”特别没面子”的是去年9月23日，因为上课做小动作，被班主任老师叫到教室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自己打自己的脸十多下，脸都给打肿了老师才罢休。据了解，该校学生挨打是司空见惯的事，四年级一个挨过打的女生说，老师一边打她还一边骂：长大了准是个女流氓。小闫的家长跟记者反映，原来挺活泼的一个小孩，现在却显得心事重重，而且还动不动就发火摔东西，也不再主动与别人交往，好像总防备着别人。她已经具有明显的心理障碍。[34]长沙市一位大学教师的女儿田田，是个非常聪明活泼的孩子。自从上幼儿园后，不幸的人生就开始了。”田田吃饭慢，老师就拧她的耳朵、敲她的头，有一次，小朋友们都吃完另外，老师见田田碗里还有饭，便走过来，一边呵斥着一边拿起勺子，将那半碗饭一口气全塞进田田嘴里，田田噎得满脸是泪。午睡时，老师拿着一根棍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发现谁没有睡着就敲一下谁得头，田田害怕极了，越害怕越睡不着，老师发现了就掐她的屁股和腿。到后来，一说送她去幼儿园，田田就吓得直哆嗦。”最后，田田不但厌恶学习，而且严重失语。要不是幸运地得到李圣珍老师的培养，田田只能是一个废人。[35]
1998年11月28日下午，河南省汝阳县付店乡拔菜小学学生张某上课时精力不够集中，正在讲课的李东丽老师随手拿起一根小竹棍向张某投去，竹棍一端刚好刺中张某左眼球，造成左眼失明，经鉴定构成重伤，为七级伤残。就这样被一个李东丽老师的一个粗野的举动不但给自己造成了永久的遗憾，还毁掉了一个学生的健康和前途。汝阳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东丽身为教师，在课堂上过失造成张某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自诉人要求被告人及学校赔偿给其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是合法的，故依照我国刑法和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判决被告人李东丽有其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赔偿给张某造成的经济损失12336.93元；学校对教师培训不力，管理不严，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判决赔偿8224.63元。[36]有时候，教师对学生的体罚实在太没有来由。1999年12月4日，辽宁省昌图县老城镇南桥小学女教师孙丽英在检查本班学生作业时，认为学生梁田(9岁)的作业字迹潦草，便将在室外活动的梁田叫回教室，挥起充当教鞭的长条木板惩罚梁田。梁田抬手抵挡，木板打在梁田的左胳膊上，致梁田的右尺桡骨远端被打成骨折。[37]为什么一个学生的作业字迹潦草就应该遭到拷打呢？用暴力惩罚学生的字迹潦草，究竟是体现了一个老师的爱心，还是体现了他的冷酷？究竟是体现了他的责任感，还是体现了他的自私？这个老师的灵魂和心态比学生的字迹不知道潦草多少倍。
北京一家报纸在2000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随手列举了当年披露于媒体的一些学生自杀事件。
1月12日如皋市奚斜中学初一(3)班年仅14岁的女生宗青青因为上学迟到了约5分钟，就服下剧毒农药，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1月17日从内地转入香港上学的18岁女学生林婕，因不堪同学的歧视而跳楼自杀。
2月12日六合县马革安乡一名9岁男孩因为在燃放爆竹时不慎将邻家一堆稻草烧掉，怕遭责骂，喝下农药自杀，幸被家人发现。
3月17日重庆9岁女童陈亚均吊死在教室中，死因不详。
3月30日一位12岁中学生被父亲踹了一脚后，上吊寻死，幸好被及时发现，经抢救脱离危险。
7月2日北京一16岁男孩跳楼自杀。
7月10日一女孩因汗毛过重而自杀。
7月12日本溪一女孩因为高考不理想在家中悬梁自尽。
7月17日一女学生中考考了637.9分，却担心成绩不好，跳河自杀。
8月21日海安县一8岁男孩因祖母不让其看电视，一气之下服农药自尽。
8月24日徐州一位12岁少年被后母怀疑偷了家中的钱，遭殴打、捆绑，痛苦无奈，服农药自杀。
近日，湛江一学生因考试不合格跳楼自杀。[38]
许多孩子仅仅因为一点点极为轻微的过失，就对成人社会所可能加给他的惩罚怀着极大的恐惧，不惜放弃宝贵的生命，以便逃避那些恶劣而又残暴的惩罚和凌辱。教师、父母和整个成人社会对于孩子是多么冷酷和暴虐，实在应该深深反思。有的施暴者已经不得不光顾被告席，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绝大多数施暴者都轻而易举地逃脱了由成年人制定的法律的追究，他们什么责任也不要承担。成人社会凌辱未成年的弱者，就像专制政权凌辱可怜的民众一样，不要付出代价，不要承担责任，甚至不会有心理上的不安。
加拿大就体罚对孩子将来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做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调查，被调查人的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之间。被父母或老师体罚的儿童成年后吸毒和酗酒的可能性是正常儿童的两倍，而且患上焦虑症、反社会行为倾向和抑郁的几率大大增加。在偶尔被打的受访者当中，有21％患上焦虑症、70％患上抑郁症、13％酗酒、17％嗜毒。
对有暴力倾向和走向违法犯罪的成年人的研究表明，这些人100％在儿童时代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体罚。狠显然，体罚容易导致儿童的暴力倾向。
据广州的一项不全面调查表明，有人格障碍的儿童比例在逐年上升，严重者多已超越人格障碍形成了各种心理疾病，如严重失眠、懮郁、紧张、厌学、记忆力减退，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失常。来自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城市的儿童约有17%到20%存在各种类型的心理问题，包括考试综合症、社交恐怖症、人格障碍等。
北京通县中学教师李圣珍说：”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她便学会谴责，如果孩子生活在敌视中，她便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恐惧中，她便会懮心忡忡。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她便学会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受欢迎的环境里，她便学会钟爱别人。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她便会觉得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39]也就是说，用爱教育孩子，孩子就会成为谦谦君子，成为儒雅绅士，成为和平主义者，甚至可能成为圣徒。用暴力教育孩子，孩子只会成为暴徒。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教育中得到体现？
有人说，教育是人类的自卫行为。可是，以如此野蛮残暴的方式实施教育，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毁灭性的伤害。
删除-号召学生攻击某一个学生的事情，也许世界各国都有，《中国青年报》就介绍过美国的案例。科里楹C茨今年才10岁，就读于华盛顿东南区的麦戈尼小学。他向记者讲述4年前他6岁时受到的体罚经历：”一天中午，我正在学校的饭厅里吃午饭。我的老师艾里森枫蠽J说我’试图向她扔橘子’。回到教室后，约克老师将我的双手倒剪在背后，对班里的其他同学大喊：’来呀，揍他。’同学们冲上来，有的用拳打，有的用脚踢。我没办法，只剩下哭的份儿。”[40]
刑罚的创新
有一位学者说，中国虽然是一个想象力严重衰竭的民族，可是在两个方面，中国人的想象力却极为出色，一为吃，一为刑。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在发展这两方面的想象力。此一说法一出，即引起许多朋友的认可。
为什么中国人独独在这两方面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呢？也许从中国人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劣可以找到答案。中国自从有记载以来，灾荒现象极为严重，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在先民的各个部落之间残酷而又频繁到发生。颛顼与共工、炎黄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就是发生在远古时代的相互掠夺。商灭夏、周灭商以及诸侯列国之间的攻战兼并，都是生存资源之战。在掠夺资源的战争中，资源本身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浪费，大批大批的人民常常因为饥饿倒毙在逃荒逃难的路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饭吃不但成为难得的幸福，而且成为身份与尊严的体现。当孔子说食不厌精的时候，他并不是对王侯将相生活事实的描述，而是表达了一个破落户的追求与向往。只有常常承受着饥饿恐惧的折磨的人，才会不失时机地从美食中体会到做人的尊严，并且从享用美食的权利体现自己的身份和优越感。同样的道理，只有生活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人身权利得不到尊重的社会的成员，才需要通过给别人用刑来摆脱沉积于民族文化内部的对于刑罚的恐惧，通过制造一个一个酷刑事件来显示自己不在酷刑之中的优越感。对于饥饿的恐惧和对于酷刑的恐惧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时候，享用美食和用酷刑折磨他人就必定会成为这个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向往和追求。中国社会（不仅是官场）的吃喝风、中国人的虐待狂倾向和迫害狂气质，中国人歇斯底里丧心病狂的心理特征，都可以从这个道理中得到解释。
了解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这些背景，对教师的暴力倾向也就不难作出解释。沉积在心理生活深层的恐惧记忆，加上作为斯文扫地的一个独特群体所特有的压抑感屈辱感，不可能不演变为强烈的暴力冲动。为了降低施暴的风险，教师的暴力冲动当然只有投向学生。学生就这样成为了一种罪恶的文化倾向的牺牲品。
人们常常感到不理解，有些教师为什么如此喜怒无常，面对那些根本谈不上有多大过失的学生，也那样施以重罚？其实，刑罚的发生并不一定需要对方犯有什么过错，而只需要对方提供施加刑罚的理由。施暴者仅仅需要一个理由，满足他必须发泄的暴力冲动。为什么警察并不一定专打有案在身的人，而是逮着谁就打谁？就因为他们的打人不是以法律的名义惩罚过错，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暴力冲动。为了既能满足暴力冲动，又能保证施暴的安全，警察对于有反抗能力的真正的罪犯常常格外小心，而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无辜者则更容易凶相毕露。教师也是这样。教师在社会其他群体面前，像已往任何时代一样继续享有彬彬有礼、谦恭祥和的美誉。可是面对学生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彬彬有礼就要看他们的暴力冲动是不是正在发作。
2000年冬天，背景一所小学规定学生做体操时不许戴帽子和手套。有的学生对这样的规定不理解，就偷偷写信要求老师改变这样的决定。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反馈十分气愤，他们想查出写信的人给予严惩，可是有无从查找，于是他们在11月11日放学以后，不许学生离校，将全校所有学生关在学校，罚他们在操场上站半小时。[41]如果还有讲道理的余地，如果对不同意见不怀着仇恨和敌意，学生肯定不会采用写匿名信的方式。但以匿名信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作为信息反馈的效果没有任何改变，学校理应认真研究学生的心声，给予有情有理的答复。即使学校不能同意学生的意见，也可以坚持自己的决定，不理睬学生的反应就是了。每一件事情的处理都可以找到一百件方案，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要选择其中最恶劣、最丑陋、最下流、最丧心病狂的一种方案？不是某一个社会群体如此，不是某几个个人如此，而是全社会都如此，社会各个群体都如此，几乎各个个人都会如此。当几百名学生站在寒风重瑟瑟发抖时，那些穿着厚厚的棉袄骄傲的转悠在学生队列边上的教师，为什么不会出现一点点惭愧之心和于心不忍的恻隐之心？
四川绵阳市妇联花园幼儿园学前班5岁半学生果果，有一次做体操时因为腿未站直，被老师踢得小腿大片青紫。1999年10月底，果果在午休时说了几句话，值班老师罚她不穿外衣，赤脚站在水磨石的地板上，害得孩子得了一场重感冒。12月9日，果果又被老师用沾水毛巾打了脸。当晚家长发现她的右眼和鼻侧之间红肿了一大片，还有约3厘米长的两道划伤。此后，果果对老师怀着巨大的恐惧，再也不敢去幼儿园了。当果果的家长对教师的体罚行为提出异议时，他们得不到任何道歉，而是受到拒绝和奚落。绵阳市妇联花园幼儿园老师认为打骂和体罚孩子是小事，家长不必小题大做。打果果的黄老师不但不认错，还强调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果果这孩子毛病太多，太调皮，不听老师的话引起的。[42]如果教师对于学生的体罚止于罚站和打巴掌之类，难免让人认为教师缺乏想象力。于是，许多教师在迫害学生时显示出杰出的创新能力。
1999年10月3日下午，山东省东阿县姚寨乡黄圈小学三年级学生刘姗姗和其他几位同学没能完成背书作业，老师孙海华就罚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脸，并强迫他们到其它一些班里”游班”示众。学生们受到这样的羞辱，给心灵留下了严重的阴影。10月5日早晨，刘姗姗和弟弟在一块儿去上学的路上，因为对学校和教师怀着恐惧，突然返回家中，喝下农药自杀身亡。一个弱小的生命饱受伤害之后不幸死去，但没有谁愿意对他的死亡负责。校方说刘姗姗受到变相体罚，这是学校的责任，所以他们辞退了孙海华老师，但刘姗姗的死亡与学校无关，所以不承担相关责任。[43]2000年12月18日上午第四节课，宜宾市农业街小学二年级五班正在上体育课。列队时有学生讲话，老师丁立洪非常愤怒，将惩罚施加给全班同学。在丁老师的喝令下，这些年仅8岁的小孩娃娃平举双手，机械地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老师亲自计数，一直做了154次直立下蹲。然后，娃娃们又围着操场上的旗台跑了10多圈（每圈约20米），又站了10多分钟，才得以解脱。此时，学生们一个个已是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站立不稳了。一位多年从事小学体育教学的老教师认为，丁老师的这种作法严重超出了少年儿童的体能和承受力，对少儿身体有害，如遇身体素质较差的学生，极易出现意外，产生严重后果。[44]
丁老师对学生的摧残结合了他的专业特点，也就是充分发挥了他的专业长处，可谓学以致用。可是面对这些稚弱的孩子，丁老师是不是下手太狠了些？退一万步讲，就算对上课讲话的学生的惩罚是必要的，为什么那些没有讲话的学生也必须跟着一起接受惩罚呢？连坐法为什么用到了学校、用到了8岁的孩子身上？
认定某个人有过错，却将惩罚施加给全体的做法，是中国人最为迷恋的方法。1992年冬天，江西省都昌县某农村中学校长，发现厕所的墙上写有一句骂他的话。他马上召开全校老师学生大会，追查谁是这句话的作者。天还没有怎么亮，校长跟老师学生们一起站在凛冽的喊风里，给大家训话。折腾了一个早上，作者没有找出来。校长的决定是：全校学生今天早上不准吃早饭。笔者跟一位编辑朋友讲这个故事时，朋友说这样的故事一点也不奇怪，她念中学的时候就遇见过校长一这样的方式处罚全体学生，所以也因此饿过饭。看来学校虐待孩子的确是”家常便饭”，刑法史上、监狱史上、政治史上所曾出现的任何一种奇怪的方式，都已经被老师采用过。
难道老师就不可以结合自己的知识特长和工作特点来一点创新吗？肯定会的。那位体育教师让8岁的学生直立下蹲150次，就有专业含量。济南某中学一位数学教师让一位姓韩的学生蹲着上课，就是高智慧的创新。1999年秋天，小韩上数学课时被老师认定为”交头接耳”，老师令他蹲在教室后面听课。在整整一个学期中，这位教师一直不终止这个惩罚，让小韩这样上课一个学期。2000年春天，开学仅仅3天，小韩因为没有回答出一个数学定义，有被这位老师强令他蹲着上课。[45]
教师对最常见的处罚之一，是让学生反复抄写同一道习题。抄上5遍10遍，还勉强可以承受，可是有的教师信口开河，竟然要学生抄写1000遍。有一位学生写错了6个字，老师要他每个字重写1000遍，6个字就必须写6000遍。还有一个教师要他的学生重写一个字写10000遍。一位教育专家说，我们1、2、3、4往前数，整整一天才能数到一万，写一万遍真是太难了。可是，要是首长下的命令要求太低，这还像什么伟大人物呢？所以，这些教育专家还要更深地理解首长的难处才好。
何况，中国人发号施令的时候从来就是信口开河，只会考虑人们按照他的指示就可以创造世界第一的奇迹，哪里还会想到执行者难不难的问题。要不是中国的首长有这种伟大气魄，哪里会有伟大的长城呢，哪里还会有亩产粮食几十万斤地伟大成就呢。江西省玉山县双明中心小学李辉玉老师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小学教师，可是当他下命令时，俨然是世界的主宰，所以像秦始皇一样气魄特别宏伟，也特别英明果断。1999年6月4日，”早读课时，一（乙）班班主任李辉玉老师叫班长报《咕咚》一课的词语，让全班同学听写，结果没有一个同学听写全部正确，其中李秀错了5个词。李老师就布置学生们在第一、二节课将每个写错了的词抄写50遍。第二节课时，李老师又给全班同学布置了一些作业。第三节课下课后，李秀和其他7位同学因为没有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不能回家吃饭。接着下午上课前，李老师又提前来学校再次布置了三道题目让学生做。13时30分左右，李秀将作业交给李老师批改，但因为又出现了错误，被李老师责令改正。李秀拿回作业本，向自己座位走去，虽从讲台到座位仅几步路，但此时经过4个多小时连续做作业，中午又滴水未进，李秀还没回到座位就一头倒在地上。李老师走过来将李秀拉起放在凳子上说：’装死，你这么不听话，难怪错这么多。’李秀头疼得昏了过去。李秀的叔叔闻讯后赶来将她送进医院抢救，3天后李秀离开人世。经法医鉴定：李秀死亡的诱因是因为中午未能进食及脑力劳动强度过大而诱发其脑血管破裂急性大出血。”[46]这个故事让我们有一个发现，强权人物就像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伟大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奴隶的能力。在奴隶被他的伟大指示折磨得经受不住时，几乎没有一个首长反省自己的荒唐，而是严正指出行将折磨致死的奴隶是有意对抗伟大指示。所以，当李辉玉老师控诉载倒在地上的李秀”装死”时，千万别误会，以为李辉玉老师是一个多么坏的人。不是的，李辉玉老师的反应，李辉玉老师的愤怒，李辉玉老师的不近人情，李辉玉老师的惨无人道，李辉玉老师的丧尽天良，都不是因为李辉玉老师有多坏，而是因为这是中国强权人物的共同特征。李辉玉老师气宇轩昂地站在讲坛上，贵为一方领袖，威严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又更加威严地向大家发号施令。他要不这么丧尽天良，他还算什么中国人，还算什么领袖人物？李秀不但离伟大领袖的要求有距离，离”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的”中国人民”的称号也距离太大。广东英德市一位中学生被张志军老师罚跑步，跑着跑着竟然跌成脑死亡[47]这也是一件小人物不配合伟大人物的伟大号召的事例，这个学生的优点与李秀相同：能够忠实地执行老师的指示，其缺点也与李秀相同：有”装死”之嫌，所留下的遗憾还是与李秀相同：吃苦耐劳精神和其他能力都不够，使得老师的伟大计划不幸落空。
2001年3月5日上午，西安灞桥区狄寨镇江尹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孙童正在听语文课，因有同学叫她，她便扭过头和同学说了几句话。班主任谢巧娟看到后，便过去拧着孙童的耳朵一把将她拽出座位，让她和另外3名同学站到前面去。孙童因心里害怕，一直低着头，老师让她把头抬起来，但她仍低着头。老师就用课本扇她耳光，并用手指卷起她左额的头发狠劲拽。孙童中午放学回来说下午不想上学，母亲这才发现女儿头上受伤。孙童的母亲马上去找谢巧娟老师，但是找不到人。母亲又带女儿上医院，唐都医院3月5日给孙童的病历上显示：”孙童左颞部2．5 ．5cm无发区，现散在毛囊孔呈红色，面部温度高，头发撕脱伤。”[48]不要攻击谢巧娟老师如何恶毒，我们只是感到奇怪，谢巧娟明明白白知道是自己扯掉了孙童的头发，为什么不能主动承担责任，带她去医院治疗呢？如果说扯掉学生的头发是因为老师脾气坏，那么，学生受到伤害竟然不愿意挽救和补偿，这是什么坏呢？
2000年7月7日，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黑鱼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师孙艳红宣布听写生字，孙浩天、周雷、孙楠３名同学被叫到黑板前面去听写。听写完４４个生字后，孙老师说孙浩天错了１７个，周雷错了７个，孙楠错了一个。当时，孙老师就让孙浩天和周雷两只脚搭在窗台沿上，头朝下，双手拄地，’倒立’受罚。看到孙浩天和周雷倒立后，孙艳红开始讲课，两名受体罚的学生就这样保持着姿势，和坐在座位上的同学们一起听课。其中，孙浩天保持”倒立”姿势达３０分钟。事后，孙浩天向记者说，”下课铃声响后，老师才叫我下来。当时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我就一点一点地蹲下来，觉得头变得很大，眼睛冒金星，头痛、腰痛，还感到有些晕，很恶心，胳膊和腿都变得麻木，不听使唤，两脚大脚趾根部的皮也磨掉了一块。是孙楠和孙志佳两名同学把我扶到座位上的，我趴在桌子上哭了。”
自那天开始，孙浩天的母亲就觉得孩子怪怪的，一天总嚷着头痛、头昏，吃东西便想吐，常常向爷爷要钱买脑清片和清凉油。但是，无论母亲怎样追问，小浩天始终没有向她吐露被体罚”倒立”的真相。直到4天后，母亲从别人那里得知了有关情况，她感到非常的愤怒。她问孙浩天：”有没有这回事？”小浩天说：”有这回事。”母艳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跟妈说？”小浩天说：”老师不让说，如果家长找老师，我怕老师加倍惩罚我。”说到这里，小浩天大哭起来。
后来，调查发现，孙艳红所负责的班级共有１４名学生，其中孙浩天、周雷、孙成伟、孙楠、孙璐璐、冯倩６名同学均受到过孙艳红的体罚。体罚手段有和孙浩天、周雷一样的”倒立”听课，时间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还有多次用粉笔、黑板擦、书本打学生；打耳光和用脚踢、推出教室门外晒太阳等体罚手段也屡屡运用。经医院诊断：6名学生分别有”右脑中动脉血流速度偏高”和”右脑中动脉供血不足”等病症表现。[49]几乎所有体罚学生的老师都说自己的体罚是为学生好，还有许多学校领导和社会人士也持这种看法，好像不体罚学生的老师都是责任心不强。可是，几乎所有体罚学生的老师都恐吓学生不让他们向父母报告被体罚的真相。这些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偷偷摸摸地”为学生好”呢。也太委屈他们了。
这些教师为什么把学生的自尊心视为儿戏？他们以为在学生面前拥有决定权支配权，为什么要把这种决定权支配权滥用到不近人情的地步？这跟那些没有制约的官僚和皇上把老百姓的生命和利益看作儿戏、随心所欲地蹂躏这个世界有什么区别？难怪秦始皇敢于修长城，难怪毛泽东敢于宣布亩产20万斤粮食，所有这些拥有支配权的人物，都是这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被支配的他人和被支配的民族、社会要为他们的随心所欲、异想天开、信口开河付出多大的牺牲、承受多么惨痛的后果，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为什么无论是上层人还是底层人，无论是有知识的人还是没有知识的人，只要他拥有一点点权利和机会，就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如此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发泄内心的邪恶和狠毒？难道人类真的逃不脱这种文化的宿命和精神的黑洞吗？
即使学生有过错
谁都认为，学生上学是来读书的。这本身就是对教育的极其狭隘的理解。即使这种理解没有偏差，即使学生上学仅仅是为了读书，可是读书的学生也决不是一部机器。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生命主体。除了读书之外，他必须歌哭说笑，他必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他的喜怒哀乐。他还必须吃喝拉撒，必须像所有的老师、校长一样打喷嚏、打饱嗝，当然也必须像所有的老师和校长一样每天便后擦屁股，甚至偶尔放点臭屁。这一切权利，无论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在苏联大清洗的监狱里，还是在中国的渣滓洞和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里，都没有被禁止过。再丧心病狂的独裁者也不得不承认，被他所奴役的这些可怜的弱者在生理特征上跟自己完全一样。虽然不会给他们吃饱饭，虽然不会给他们放屁的空间，可是依然不得不允许他们饿着肚子打饱嗝，撅着屁股放臭屁。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中国的教师竟然对学生打饱嗝也无法容忍。在教室里打个饱嗝真的就是对教师的挑舋和侮辱吗？一个教师因为自己不喜欢听见学生打饱嗝就有权利剥夺学生打饱嗝的权利并威胁他的人身安全吗？
山东省莒南县相邸镇中学政治教师何某，就是一个敢于理直气壮地剥夺学生打饱嗝权利的人。在他看来，学生的一个饱嗝就是弥天大罪，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予以惩罚。学生张京在法庭上这样陈述事情的经过：”1999年4月15日下午上政治课，我在课堂上打了一个嗝，引起同学发笑。正在上课的何某追问此事，说我是在故意扰乱课堂秩序，愤怒地拧我耳朵，踢我屁股，朝我脸上左右开弓打了8巴掌。我害怕继续挨打，不得不承认是有意嗝气。他不许我继续听课，把我赶到教室外面。后来，何某又把我带到教师办公室后，在我脸上打了20多巴掌，在其他老师的劝说下，何某才停止打人，但罚我蹲了一节课的马步。最后叫我写了保证书，方才罢休。”
张京被打后，右耳疼痛难忍，于当日下午在何某的带领下，到相邸医院检查。次日，何又主动带张京到莒南县人民医院治疗，住院11天。经法医鉴定，张京右耳鼓膜穿孔，为轻伤。同年6月29日至7月9日，张京因为伤处病毒性感染，再次在莒南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0天后才得以出院。[50]
仅仅因为打了一个饱嗝，就必须付出终身残疾的代价。他在被打破耳膜以后，不但没有及时得到治疗，还不得不承受站马步的折磨。人们常常义愤填膺地谈论街头上恶警疯狂地殴打无辜者、监狱里狱吏随意殴打囚徒的恶劣情况，怎么也不会想到，校园里的暴力狂比国家机器更加凶狠。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国家，也没有发现过因为在街头上打嗝而被警察殴打致残的记录。
辽宁抚顺的小学生李闯，遭遇跟张京有点类似。这起事件发生于1999年6月22日，地点是抚顺市演武小学的一间教室。李闯本人善意的认为这起暴力事件起源于许黄老师对他的一个小小的误会。那天中午，李闯来到座位上，发现同桌的杨某座位上多出一只塑料袋。杨某以为是李闯的，就将塑料袋扔给李闯，李闯以为是杨某的，就将塑料袋扔给杨某。刚进教室的女教师许黄以为他们俩是在打架，乃决定以打架罪论处。他喝令两人站到黑板边来，不分来由地给杨某甩去两巴掌，然后就连续击打李闯的脸，踢打李闯的腿。李闯被打得满脸是血，急忙跑回家里。父母赶紧将他送进了抚顺矿务局医院。住院达17天。李闯从此没有上学，连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也不得不放弃。尽管学校按平时成绩为李闯填写了毕业档案，并为他办理了到抚顺市28中学就读的一切手续，可是李闯已经没法上学。因为感觉到自己记忆力明显减退、运动量稍大即会引发头痛、呕吐，鼻子里还常常无缘无故就会流出莫名其妙的液体。[51]
可能有人为不幸的张京何李闯感到冤屈，因为人们愿意相信张京何李闯不是有意破坏学校纪律。可是，即使学生是有意破坏纪律，老师就有权利将他打伤吗？暴力不仅仅因为施加于无辜者才是罪恶的，暴力本身就是罪恶。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尤其如此。正因为这样，下一个案例中，虽然学生不倒垃圾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小的过错，可是施暴的老师依然没有权利对学生拳脚相加。
2000年11月8日中午，”柳江县某镇中心小学三年级的教室刚刚打扫完毕，学生韦思贤面对摆在地下的一堆垃圾无动于衷，班主任周艳标走过来，叫韦思贤快把垃圾倒了，韦不从。周艳标一把拧住韦思贤的左耳朵，韦疼得叫了起来。韦思贤回家后对父母一个劲说左耳疼得难受。经医院初步诊断发现，韦思贤耳朵有一横断渗血伤口，属外伤。”
“此事件发生后，该校校长对记者说，因为学生伤得不重，所以学校对周艳标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不再作别的处理。镇教委同志说，此事目前等领导研究后再定。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人对此事不以为然，一名自称也是老师的当地人说：’不管老师怎么做，都是为学生好。’至记者离开此镇时，韦思贤耳伤尚未痊愈，一直还服药。”
韦思贤的父母没有文化，更没有门路，是真正的底层人，像10岁的女儿一样是真正的弱者，自知没有地方可以讨回公道，所以他们仅仅只要求施暴的老师和学校解决医疗费。即使是这么低的愿望，也不一点能够顺利地实现。至于女儿所遭受的肉体痛苦、人格侮辱、精神伤害，他们完全无力追究。[52]教育的功能在于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生存经验全面地介绍给新一代成员。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习这些生存经验，包括帮助他们学习判断是非、美丑、善恶。一个学生也许可以一定程度地凭着天性就能对一些基本的是非、美丑、善恶作出简单的判断，但是要让他在这方面跟成人社会取得完全的一致，则必须经过漫长的学习和濡染。合格的教师应该创造温爱、平和的环境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完成学习和濡染的过程。在这个所谓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老师不能要求学生像成人一样成熟机敏地明辨是非、鉴别美丑、判断善恶。卢梭在谈到学生所遭遇的惩罚时说：”有时候人们惩罚他，可是他还认识不到他犯了什么过失，说得确切点，他还没有犯过失得能力呐。”[53]对于儿童来说，许多事情都是本着动物的天性自然而然地做出来的，他通过这样做得到了表达的欢畅和游戏的快感，至于这些行为是不是有破坏性，他们不会有十分清楚的预测意识和评估立场。成人常常责怪他们别有用心或者有意捣乱，这就像那些拳头和巴掌一样是强加给他们的。马克思说上帝可以原谅青年人的错误，就因为青年人对于自己的错误并不知道。耶稣在被人钉上十字架时，痛苦之中轻轻地说：他们并不知道。上帝爱世人，并且宽恕世人的罪，因为世人不知道。教师爱学生，对有过错的学生也应该同样地爱。
当成人社会失去了对孩子的爱心、善意和理解，怒不可遏地用暴力教训惩罚他们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摧毁孩子们建立明辨是非、鉴别美丑、判断善恶地能力的努力。他们以自己的野蛮行经使得学生只能得出这样得结论：除了以强凌弱，别无是非可言。他们不得不相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暴力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和武器。对暴力的崇尚、礼赞和贪恋，称为他们精神生活中最大的享受。
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镇夏井小学的潘光礼老师命令众多学生给学生何卫打屁股，就是标准的言传身教。中国历史上一代一代暴徒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面对这样凶恶的老师，有的学生还继续告状说，何卫骂潘老师为潘狗，于是潘老师逼迫何卫吃苍蝇。在场的学生并不觉得这样的凌辱不可以接受。”孩子们认为不听老师的话就该承受体罚，甚至还享受着体罚别人的’快乐'”当学校迫于新闻界的压力决定辞退潘老师时，”居然还会有33名学生的父母来到学校（总共只有36名学生），要求让潘继续教课，否则就不送孩子上学。他们称：潘是这里几十年不见的好老师。还表示：只要是为学生好，老师严格一点可以理解。这话虽是从大人们口中说出，也从侧面表达了一些孩子的’心声’。几年前，黑龙江阿木尔林业局一小学教师体罚学生，致使该生成了”植物人”。电视台记者前去采访，问这些孩子怎么看待这件事，他们竟也微笑地答曰：’该打！'”[54]前几年有一项调查，问面对路边一只受伤的小鸟，该怎么办，幼儿园里70%的孩子回答说：踩死他。这个回答真是太令人目瞪口呆。
幼小的心灵在遭受暴虐与凌辱的过程中，已经变得如此冷酷无情。当他们进入成人社会、成为世界的主宰之后，除了兢兢业业地暴虐与凌辱下一代，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教师的弱者人格
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可以从各个角度寻找原因。比如文化传统问题、人性的暴力欲问题、社会压力问题、学生的调皮捣蛋和破坏秩序挑战权威冲动问题等等。但教师自身的人格状态和心理状态，肯定是导致施暴行为发生的根本因素。其他一切值得研究和正视的因素，也是通过教师的内在心理因素而起作用的。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教师是其一部分）作为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其言论与行为关系着纲纪的维持、王道的推行，所以中国统治集团一直有意将他们推举为社会上层群体。”天地君亲师”的意识形态就充分肯定可教师在国家伦理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唐朝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底层人谋求高升和显达的惟一途径就是在高师教导和训练下实现金榜题名，这使得民间社会形成了普遍的尊师重教传统。在许多特殊的情况下，那些企图在谋求霸王伟业的同时还顺便谋求千古美名的君王常常不无诚意的遍访民间社会，延请那些名师贤达入幕论政、临朝揽权。那些举止平易仪态平和蛰居于私塾和书院以口舌之劳谋取生存资料的书生，因此可以一夜之间贵如王侯，而且常常能够真的表现出经天纬地、匡世济时的气魄与韬略。他们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志向以兑换成权力、地位、财富彰显于世。中国社会普遍信守的评价系统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不慕虚义只重实利。知识分子出人头地的可能性和能够传道授业帮助别人出人头地的特殊身份，使他们一直受到万民景仰。又由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份与教师身份基本合一，所以知识分子的尊贵荣耀全部适用于教师。大体言之，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属于统治集团。虽然只是其中地位最低的群体，常常要遭到王公贵族的提防和歧视，但更多的毕竟是借重和利用。在社会短暂安定时期，王公贵族要利用他们歌功颂德、标榜教化。尤其在一个家族或者一个集团建立政权之初，更要借重知识分子的文化优势和社会影响力阐释神意、申述德威、论证新一代政权在天命、道统、政纲、民意等等方面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考察民国战争史和政治史时可以看见，一方霸主在占领了一个新的地区之后，安民告示的墨汁和米汤还没干，将军必须立即展开两项工作。其一，寻找当地最有财力和经济影响力的人，以求及时补给军饷、平衡社会经济动荡，其二，寻找当地最有学问和道德感召力的人，请他出任掌书院学校及整个教育文化事业，以求赓续振兴文化、抚慰安定民心。这一事实说明，一直到现代，知识分子依然是社会上层群体。由于他们常常遭到王公贵族的提防和歧视，他们在感情上又常常同情饱受摧逼压抑的社会底层群体，所以他们考天地之孕化、究世事之变迁时，常常能够通观六合、虑及各界从而体现出其他阶层所难于具备的那么一点公正、一点廉耻、一点良知。知识分子地位的冷暖升降，无不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开明、社会繁荣、民人安居乐业的程度。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伦理信念得到传播和认可的时候，就是社会各界对于通过努力学习知识和文化谋求个人地位升迁和个人价值实现怀有希望和信心的时候。当教师自己强调这种伦理原则时，既显示了他们在文化知识、社会地位上的优势感和人文关怀上的博大情怀，也显示了他们对于学生的情感倾向和道德承诺。
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时代的变迁终于改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形象。1949年以后，指导中国社会运转的固有纲纪遭遇巨大的挑战和摧毁，作为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不但无法体现固有的优势，文化知识成了他们洗刷不清的原罪。本来必须通过知识积累学业修养才能拥有的光荣与尊贵，突然变得仅仅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归依和臣服。人们不再需要从师求学而只要凭着政治倾向就可以出人头地，教师就再也没有充当晋升之阶的职能。于是，他们渐渐失去了社会地位和道德感召力，而沦落为酸腐迂阔的形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道授业的书院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莫非王土”的那个”普天之下”只有进行意识形态训练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听课者和授课者都不再是主体因素，他们全部在政治干部的管理之下完成既定的讲授内容。授课者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政治干部的思想训练执行着相应的知识灌输与技术训练的职能。教师的文化内涵已经被抽空，教师这个词语的概念在新的历史境遇中被彻底改写。虽然以长期得不到温饱的工役农夫作为参照系，教师依然不能算是社会底层，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实在消?p尽，文化上的优势感同时也被政治上的原罪感和自卑感所取代。即使在学校他们也已经沦落为被统治者，连自己的授课内容和察时论世的口径都必须听命于没有人文意识只有政治偏见的政工干部，这样的职业哪还有什么尊严可言。从事这样的职业的人群哪里还会滋生起匡世济时的气魄和为天地立命、为生民立心的豪情。这是前所未有的斯文扫地。
既然在社会上和学校都已经沦落为弱者，新一代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就面临亘古未有的重大调整。这无论是对于中国教师群体还是对每一个教师都是严峻的考验。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安全感，他们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弱者地位，显得斯斯文文，驯良旷达。可是面对学生的时候，这种弱者心态就常常以相反的方式表象出来。他们想拿出一点长者风度，可是早就没有了长者的胸怀。他们想显示一点”终身为父”的慈爱，可是早就丧失了那种强者气度，他们想奉献授业解惑的耐心，可是早就枯竭了传道行义的道德热情和文化底蕴。当学生出现违规行为或者只是教师认为他们出现违规行为的时候，教师就像弱者通常所习惯的反应方式那样，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挑舋。严重的自卑激发起强烈的自尊心，学生的每一点刺激都会促使他们作出异常激烈的情绪活动。压制学生、征服学生成了他们捍卫尊严的首要选择。正像鲁迅所说，在中国的等级压迫之中，每一个受到上级压迫和凌辱的人，都会将他所承受的侮辱转发给他的下级。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下级，怎么办呢，那就回家打老婆去。家庭妇女也没有下级，怎么办呢，在家打孩子吧。教师对学生的体罚，正是教师所承受的摧迫的反弹，恰是鲁迅此一说法的注脚。学生是弱者中的弱者，他们受到的伤害怎么办？到哪里去发泄？暂时无处发泄，他们只有默默承受。等到长大以后，他们就向整个社会发泄。中国社会为什么像一个火药桶，老师处在一触即发的危险之中？这就是原因之一。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把社会发展理解为科技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校提供更多的科技人才，于是天天在媒体上上喊叫尊师重教。然而，文化的沦落必定带来教育的沦落，一个漠视文化的社会决不可能真正重视教育和教师。就在尊师重教的喊叫声中，社会推出了教师节。谁都知道，节日乃是对特殊的弱势群体的补救与安慰。所以，教师节不过是以法律的方式和社会仪式的方式对几十年来形成的教师的弱者身份的认可与确定。当教师的弱者境遇被以社会仪式的方式定格于历史长河之中时，中国教师终于最后一次最彻底地斯文扫地。
尊师重教的舆论欺骗，与教师的实际地位和境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教师的心理生活也相应地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裂。日复一日的内心挤压与撕扯使得他们比已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暴躁、冷酷、丧心病狂。他们的情绪生活长期处于一触即发的临界点上，这就是学生们动辄得咎、动辄激发起教师的暴力行为的原因。
2000年10月初的一天，新都某中学高一（2）班有几位学生在晚自习时打了一架，班主任怀疑曾为强也参与了打架，并决定从此以后不准曾为强上课。曾为强找班主任解释，说自己没有参加打架，要求班主任调查事实并允许他上课。可是班主任将他的书包扔到教室之外，以后曾为强多次进教室也多次被班主任赶出来。几天以后，曾为强当着全班60多位同学的面，跪在班主任的面前，哀求着说”老师，让我上课吧！”班主任当时愣了一下，接着就一言不发地走了。”从此，曾就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要么躲进附近网吧，要么就在校园一角徘徊。直到12月7日，父亲曾本忠从外地打工回家，从学校另一位老师口中才知道这事。8号一早，曾本忠就赶到学校向领导和该老师请求让孩子上课，但未如愿，校领导说’要研究’，班主任老师说反正她那个班不要曾为强了。12日，曾本忠的请求又一次被搁置。下午，记者赶到该中学，在操场上给曾为强拍了几张照片后，据说刚才还在校的有关校领导就一个也找不到了。”[55]2000年11月8日上午，浙江义乌市夏演中学英语老师刘新艳在上课时因学生吵闹被气得中途停课，并哭着离开教室。”事后，该班班主任楼辉荣对最吵的7名学生说，要么每人每月拿出130元，另请英语老师；要么请回刘老师，否则就别来上课。7名学生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刘老师给他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保证今后上课不再吵闹了。其中一名学生还刺破食指，用鲜血写下’对不起’，并与另6位同学一道签上名字，但刘老师仍无动于衷回答称，有本事你们就去跳河好了。最后，一名学生跑到100米外的水塘边跳了下去。刘老师对其他学生说，怎么只有他会跳，你们不会跳。接着，又有两名学生跳下水塘。”[56]连下跪与血书也唤不起教师对学生的爱与怜悯，人们不得不惊叹，教师何以如此铁石心肠。受伤的心灵需要补偿，可是，已经在受伤中产生变态的心灵，再多的诚意也无法将其感化。他们一般只有在暴虐他人方面越走越远。应该建议中国尽快展开对教师的心理治疗。可是分明是全社会都染上了心理疾患，对如此庞大的群体进行心理治疗已经不是心理工程而只能是社会文化综合工程。因此我们决定不再单独提出教师的心理治疗问题。
“3月25日黄昏时分，记者在华乐学校附近，听到学校大门内传来叫嚷声，闻讯过去看到：两名壮汉正挥拳殴打一名少年，并将其手拧为猪蹄状，胳膊反剪在后压倒在地，不停地按住该少年的头往地下磕。在场围观者有七八人。原来是两名教师殴打一名学生。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名还是教务处主任。”打架结束，记者采访正在哭泣的学生，这位被打的学生一边哭一边对记者说：”这不关老师的事，是我不好，你要报道，我不承认。”[57]2000年12月9日，南京市宁海中学发生了一起教师与学生殴斗的恶性事件。在一节语文课上，张老师向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后，杨超随便地插了一句话，张老师认为杨超故意扰乱课堂秩序，用手中的课本恼怒地击打杨超的脑袋，杨超随即回手打在张老师的小腹上。张老师拎起杨超往教室外面拖拉时，往杨超小腿上狠踢一脚，杨超因此异常愤怒，于是两人拳来脚往地打了起来，一直从教室外打到了教室内，最后双方在教室的地面上扭打在一起，班级同学拉也无济于事，直到班主任及其他老师闻讯赶到，才将两人分开。[58]2000年6月28日，河南省泌阳县老河乡中学的初一年级学生（13岁）为了一张床铺与同学韩浩发生争执，韩浩向在该校任教的舅舅陆松。第二天晚上，陆松约请马志奇、张志富等三名教师把井春叫到宿舍门外，用木棍和拳脚对井春进行殴打，一直折磨他大约20分钟。[59]
温州瓯海区五凤乡14岁的女学生周某被老师陈爱道追打摔跤导致骨折的故事很像是作家编造的。2000年1月13日下午，五凤乡中学初一学生周某、李某等人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五凤小学代课教师陈爱道。周某想起念小学时陈老师对她的责罚，便上前责问了几句，于是双方争吵起来。陈老师恼怒地举起雨具击打周某，周某赶紧逃跑，陈老师紧追不舍，雨具终于击中周某的颈部及后脑，周某一个踉跄摔倒在地，造成右上臂严重受伤，后经医院诊断为”右肱骨外上踝骨折”。第二天，周某由母亲陪同找到陈爱道，要求赔偿医疗费用。陈爱道气急败坏，又给周某扇去一个耳光，并操起木棒再次追打周某，经在场的他人劝阻才罢休。[60]
当教师与学生斗殴的时候，教师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长者身份的认知。学生是未成年人，也就是人格还没有成熟，他们自我控制的能力比较弱。可是教师作为社会公认和自我确认的弱者，他们的人格也因残缺而与没有成熟的少年人格一致。所以，教师一点也不顾及自己面对的是孩子，是应该受到自己保护爱护与呵护的不成熟者，而挥起拳头奋勇拼搏。作为学生的想法可能是：你还是教师呢，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我非得跟你讲个明白。作为教师的想法可能是：谁都这么欺负我，难道你学生也得欺负我不成，我还真不信这个邪，非得整下你不可。
也许我们可以说教师与学生打架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既然教师已经沦落为这样的弱者，他们早就没有身份可降了。教师将学生赶出教室的报道频频出现（没有报道的类似现象当然更多），那些教师显然是想通过强调他们对课堂的控制权，挽回他们丧?p尽的一点点尊严。在一个没有交流机制的社会，弱者讨回尊严的惟一途径就是暴力。教师对学生施暴确实到了不讲道理的地步。曾为强的老师因为怀疑他参与了打架，就剥夺他进教室听课的权利，而且既不调查事实，也不听曾为强本人解释。其实暴虐者从来不需要调查事实，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理由，作为他们虐待别人的借口。
注释：
[1]《贵州日报》曾经报道过此事，《遵义晚报》也在2000年４月７日报道过此事。
[2]万维读者网。
[3]K12网新闻频道2001年2月14日转载中新社消息《女儿被老师骂成精神病家长向学校索赔百万》。
[4]中新网2000年12月14日转载《湖北日报》消息。
[5]万维读者网2000年3月12日转载《厦门商报》田锋国《女教师报复学生家长小学生无辜惨死课堂》。
[6]FM365网新闻频道《小学生惨遭老师罚扇60记耳光》。
[7]《羊城晚报》1999年10月17日《优秀女教师竟在调皮学生脸上锥刺”贼”字》。
[8]《生活时报》2001年1月16日，陈绍军《不堪老师脸上留言九龄学童举刀自残》。
[9]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0]《华商报》2001年3月14日，李论《上课说话竟遭如此惩罚：7岁女童被揪掉头皮》。
[11]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2]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3]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4]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5]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6]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7]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8]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19]FM365网新闻频道旋子《教师体罚学生事件簿》。
[20]《华西都市报》1998年10月23日。转引自冉云飞《沉–中国教育的危机于批判》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27页。
[21]《成都商报》1998年10月22日。转引自冉云飞《沉–中国教育的危机于批判》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28页。
[22]王东华周弘对话《质问体罚：老师固然不对家长也该反思》搜狐网教育频道。
[23]《云南日报》2000年4月17日《云南曲靖一老师12耳光扇死学生》。
[24]《南方都市报》2000年5月27日《班主任体罚小学生竟让同学出手》。
[25]《羊城晚报》1999年12月5日。
[26]《羊城晚报》1999年11月21日。
[27]《中国青年报》1999年6月10日。
[28]《羊城晚报》1999年12月5日。
[29]《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8日，张双武《重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30]《羊城晚报》2001年2月10日《江西一中学雇流氓管理”纪律”：”名誉班长打死学生》。
[31]《南方周末》1999年12月17日。
[32]《湖北日报》1999年7月19日。
[33]《中国青年报》1999年12月3日，许海涛《屡遭体罚学生患精神病家长索赔80万》。
[34]FM365网新闻频道。
[35]吴苾雯《”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北京文学》2001年2期。
[36]《人民法院报》1999年9月30日《教师致学生伤残学校负连带责任》。
[37]《辽沈晚报》1999年6月2日，井田李宇《女教师体罚学生被诉上堂》。
[38]《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10日。
[39]《北京文学》2001年2期，吴苾雯《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
[40]《中国青年报》2000年8月30日，张兴慧《体罚学生在美国-下》。
[41]《北京晚报》2000年11月13日《”集体户外罚站”冻伤孩子心》）
[42]搜狐网《赤脚站冰冷地板这家幼儿园让小孩发抖》。
[43]《北京青年报》1999年11月9日，董震《11岁女孩为何自杀》。
[44]《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22日，田富友陈章采《一群8岁儿童因上课不守纪律被罚下蹲150个》。
[45]《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10日，槐国宏《蹲着上课一学期》。
[46]木子网新闻频道2000年4月29日转载《法制日报》报道《一八岁小学生被罚抄作业累死课堂》。
[47]《羊城晚报》2000年11月27日《广东一学生遭罚跑跌成脑死亡引发各界关注》。
[48]《华商报》2001年3月15日，李论《上课说话竟遭如此惩罚：7岁女童被揪掉头皮》。
[49]《1SVB》网，李海《写错字让你倒立听课》。
[50]WWW.CBE21.COM网站《体罚学生的下场》。
[51]《辽沈晚报》1999年9月24日《体罚出恶果抚顺师生双方懮患多》。
[52]中新社2000年11月21日电讯《只为一堆垃圾老师扯裂学生左耳》。
[53]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5页。
[54]《法制日报》2000年11月27日黄俊伟《犯错就该体罚吗》。
[55]《华西都市报》2000年12月14日，吕刚《学生向老师跪下–让我上课吧！》。
[56]中新社2000年11月22日报道《三学生为请回负气女教师寒风中被迫跳水塘》。
[57]《中国青年报》2000年4月5日，徐威《教师动粗 学生无怨》。
[58]《江南时报》2000年12月12日，王琦《中学上演震惊一幕老师学生恶性斗殴》。
[59]《南方网》2000年7月28日《四教师暴殴一初中生只为发泄私愤》。
[60]《温州侨乡报》2000年1月26日《女学生被追打摔成骨折》。
──转自《世纪中国》, 原题: 灵魂与肉体一起受伤–中国大陆教师暴力现象述评(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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