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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7日讯】 工人下岗，农民也下岗。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由于不加节制地造城、造镇“运动”，迫使一部分农民因此失去了生活的基本依靠土地。在“加快发展”的口号下，失去土地的农民脸庞上的愁云，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热浪所暂时掩盖。
图: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
在浙江省的某些沿海地区，因承包田、口粮田被征用，城市近郊或中心集镇的周边村落的下岗农民正批量化生成。最近，本文作者在当地农村地区进行了一番走访调查。
他们属于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之内的“弱势群体”。尽管沿海城市的市场发育较早，可这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各乡镇都有。当地人把他们称为“落脚鸭”，除了依靠种田养家糊口外，他们一无能力、二无本钱从事别的营生。离开土地后，这些农民没有能力通过经营非农产业来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
城市扩张家园被毁
不妨从几个点上情况谈起：浙江某县城周边镇，因县城“扩容”开辟工业园区，这几年有11个村被征用耕地约3500亩，其中有3个村，1600亩耕地一亩不剩。先后有3000余名农村劳力相继成为无田户。在无田农民当中，约有1800名因先前已在乡镇企业务工或做着小生意，暂时还无生活之大虑。而余下来的1200多名农民，原本就靠种田维持生计，转眼间，土地说没就没了，又无固定的行当可干，只得依靠临时打短工凑合着过。更让人揪心的是，下岗农民中尚有一部分属于老弱病残者。这部分人连打短工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其生活境况就更为窘迫。
再看一个村。该村原处一座地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城市扩大后，已经成了“城中村”。去年起，“城中村”列入搬迁改造，原先的耕地要改作房地产开发用地。早些年，村里凡头脑活络、有点儿本事的农民，早就借“城郊”的区位优势经商、办厂了，对于他们，失去口粮田当然没有大懮可言。而对于村里那批没本事、没门路、非得靠种地生活的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现实的“失业”。
虽然土地被征用时，每亩地多少拿到了一定的补偿费，可那是桶里的“水”，喝一瓢就少一瓢。也有的村，先前还留着点集体积蓄，通过办交易市场组织下岗农民再就业。难点在于，大大小小的市场如今也已饱和，再加上下岗农民“先天不足”，期望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在“市场”中立足、扎根明显缺乏现实基础。
还有，沿海城镇过热的“三区一场”建设，客观上助长了新的“圈地运动”，继而导致成批的农民失去土地。某市的周边区块，短短四五年时间，先后“圈”出私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旅游开发区，致使城郊6个行政村的耕地全部被征用。前一阵子，有关方面通过摸底调查证实，无田无业的农民已近万人。其中相当数量下岗农民的饭碗至今仍无处着落。
有个县，靠着比别人快一拍的先发优势，在县城形成由十几个实物市场组织的市场群，成为一个全国性商品集散地。周边的市县一直心热眼红，近两年，不知从何种渠道搞到占地指标，纷纷开办同类市场。办一个市场动辄占地数百亩。“场”倒是圈成了，“市”却没有形成。凡作者实地走访过的，无不门庭冷落车马稀。原来寄希望于依托市场交易，同步配套开发“三产”，吸纳下岗农民再就业的计划也成了纸上的“规划”。
某地搞“水上大旅游”项目，整体搬迁规划区内的村庄。世代栖息的家园不保，毗邻村庄周围的大片农田自不在话下。
除此而外，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也影响到成片耕地的“流失”，从而使下岗农民不断增多。某地这几年市、县区划调整频频，接连搞了几个城市开发区(新城区)，因辖地行政归属不断变动，最终都处于“开而不发”。前不久，区划再度调整，本届政府又独辟蹊径，再另铺摊子。政府几年换一届，届届都有新打算。无奈新城成不了，人气难聚集，让农民下岗变“转岗”的设想也就成了“空想”。
政策变化农民无着
客观地说，下岗农民的出现与政策环境的变化也有直接关系。前些年，农民的土地一旦被国家所征用，政府有两条“刚性政策”来应对农民的生活出路。其一，实施“农转非”，接纳无地农民为城市镇居民，改吃商品粮。其二，本着谁用地谁落实单位的原则，指令征地方(或项目业主)负责安排“农转非”人口的工作。时至今日，政府虽然并没有取消以上两条安置政策，但落实政策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早已不复存在，导致安置政策名存实亡。
图: 对农民而言:失去土地等于失去生活保障。
首先，劳动力过剩，城里的失业压力就让地方当局一筹莫展。政府上哪为“农转非”人口寻找劳动岗位？其次，沿海城市特别是中等以下城市的国有、集体企业已基本完成改制。企业一改“姓”，政府再想凭借行政指令往企业安排劳动力已失出了前提条件。即使再做“思想工作”，企业也不会吸纳缺乏实际劳动技能、文化素质又普遍不高的下岗农民。再有，从前所征用土地，一般都用于工业项目。如今，土地的用途已多样化：商品房开发、铺草坪、建广场、修马路都得占用土地。各地城市的政府，手中也或多或少囤积有一批征用后的土地资源，直接用于招商引资。
由此，企图依靠城市增容的途径接纳下岗农民就业，空间极为有限。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而来的农村土地减少当属于正常。问题在于，城镇化有两种操作模式：一种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另一种是政府集引导、主导于一身，直接走上前台扮演主角。很显然，采用前一种办法是巧借市场之力，符合“化”的内在规律；而采用后一种办法则依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不可避免出现政府行政职能的越位，并带来一系列“后遗症”。下岗农民的出现，正是“后遗症”之一。
征地者“收益”多多
眼下，国内的土地市场虽远未发育完善，但毕竟已初具雏形。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土地已有了市价。征用农民的土地，若能以土地的市价作参照，再用市场手段予以操作，扣除必要的手续费，失出土地的农民一般可以得到全额的补偿。
公平的交易规则是制约土地交易能否进行的前置条件。可实际状况下，征地往往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行政性征地以“国家建设需要”作理由，以每亩数千至上万元不等的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经过适当“整理”(例如“五通一平”)之后，再以市场价出售给开发商，或以“准市场价格”向投资者“优惠”。转手之间，每亩数万元甚至十数万元的差价款为地方政府所占有(当然，其中还得向各有关行政利益主体上缴部分收益)。而反过来，就是那点儿征地补偿费，还不能直接发到农民手里。经层层划拨，中间环节“雁过拔毛”早已不成新闻。
沿海发达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往往不足半亩，就算用半亩计，三口之家按现行的补偿“规矩”和“标准”，又能得到几何？
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实际上，土地的支配权控制于地方当局之手。在地方看来，土地在我的辖区之内，当然属于我地方上的资源 一种随时可以变现的资源。至于说土地属于国有资产，那是法律上说说而已。正因为理论上产权清晰的国有土地缺乏事实上的具体监管人，才致使各地方蚕食、倒卖国有土地的腐败之风屡禁不绝、愈演愈烈。
农民既没有对土地的“产权”，地方政府自然不必向农民“买地”，至于“征”等同于事实上的“缴”，“补偿费”干脆唤作“照顾费”。继续推理，“补偿”的标准当然得由地方政府来确定。此时，补多补少与其说是执行政策，不如看成“补者”的良心发现。
不妨再作一个假设。倘若土地对于农民具有“财产”属性，当土地必须被征用时，于农民等于将其所拥有的不动产变现。农民拿到变现后的资本金或抛本经商，或合伙办厂，其成败得失全凭自己把握，又该是一番别样情形？可惜这仅是一个假设。
这些年来，以土地生钱的办法，被各地方看作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之一。姑且不论这到底算不算经验，其实际操作过程以牺牲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却无从否认。通过先“征”后“卖”的办法，本届政府获得巨额“利润”，用于弥补财政资金缺项。问题是诸如下岗农民之类的新矛盾也冒了出来。矛盾正在积累，若干年后，政府与社会，都将为此支付沉重代价。
失去土地失去退路
土地于农民，还有个社会保障功能问题。守住土地如同上了一道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险。
中国要想稳，必须农村稳；中国要想富，必须农民富。农民要致富，现阶段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时半会儿富不了。但从政策层面，至少应当避免再出现下岗农民。
图: 离开土地，生活依然不轻松。
进一步看，就连城市的社保体系，整合多年尚残缺不全，处处受困，更何况农村？正因为如此，从政策层面和管理层面，控制下岗农民的批量出现，才显得尤为迫切。
问题的凸现，已引起乡镇官员的关注。只是，问题并非只出现于个别乡镇，凭问题发生地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和实际财力，也只能停留于“关注”层次而已。到了城市一级政府，一般无须再直接面对农民。对农民问题的感受已处于“间接”状态。
这一层虽然也有个别官员注意到了下岗农民的存在，但作为整个一级政府而言，连城市本身的就业难题都无从破解，再要抽出精力应对下岗农民，实在是既无可能、也不现实。然而，问题毕竟已显性化。只不过，在“加快发展”的口号下，失去土地的农民脸庞上的愁云，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热浪所暂时掩盖。
失出土地的农民又无路可退，那情景、那后果，对政府、对社会是无须挑明的。
当然，拿一批“点”上的情况，断言下岗农民已成群结队，恐有以偏概全之嫌。
可实际上，要从面上采集相关数据并不容易。一来此类话题对地方比较“敏感”；二来，地方上的统计部门也未必将此类数据纳入统计口径。然而，由于政策外环境在沿海发达地区的趋同性，“点”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从一定程度言，恐怕已具备了“面”上的意义。故而，下岗农民的问题该当引起政策实施层的注意。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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