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9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周二直播节目。
HBO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入围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虽然最后它与金像奖失之交臂，但是它将四川大地震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同时也对“豆腐渣工程”为中国人带来的痛苦，招来国际社会的关怀。
那么能够光鲜的走上奥斯卡红地毯是大家所羡慕的，但是背后需要克服太多不为人知的困难。本片制片人之一的夏明教授，他讲他所走上的是一条荆棘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请夏教授到现场来和各位观众一起分享这个节目它整个制作过程以及之后的一些辛酸。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可以发表高见或是提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使用skype：rdhd2008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中国大陆的免费电话等一下我们在萤幕上也会显示。
首先我为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就是美国城市大学的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您好。
夏明：你好，谢谢。
主持人：也非常恭喜您节目能够入围金像奖的提名。
夏明：谢谢。
主持人：第二位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横河先生，横河您好。
横河：元庆你好，大家好。
主持人：大概一年前左右，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做过了《劫后天府泪纵横》这部片子的一些介绍，那时可能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不知道，那么这次入围金像奖提名以后，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听过这个片子。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节目，介绍一下这个片子大概的情况。
（影片开始）
2月2日公布的第82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中，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HBO制作的《劫后天府泪纵横》入围纪录短片奖，这是一部反映四川地震人祸的纪录片。大陆媒体对这部影片被提名的消息进行了封杀。与大陆媒体利用天灾为中共歌功颂德不同的是，《劫后天府泪纵横》反映了受难学生家长们在地震后，为死去孩子讨还公道的抗争。
这部纪录片英文名字称直译为“中国非自然的灾难—四川的眼泪”，影片把地震天灾与人为因素结合起来，曝光了“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大量死亡，以及中共对遇难学生家长和其他维权人士的打压。
2008年5月四川地震后，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HBO，拍出15次获得艾美奖的纪录片名导演乔恩‧阿尔帕特（Jon Alpert）、马修‧奥尼尔（Matthew O’Neill），和纽约市立大学的华裔教授夏明和邝治中到四川灾区拍摄了这部纪录片，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摄制组受到当地政府的监视和阻拦，也曾被扣留10多个小时。
（影片结束）
主持人：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来。我想先请问夏教授，刚刚这个影片里面介绍了一下您们这部电影的情况，您是不是还有一些补充的？譬如说您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决定要到中国拍摄这个片子，那么后来又在什么情况之下，您们决定要把它送到奥斯卡来参选等等。
夏明：地震发生以后，当时美国的一个名导演，就是里面提到的阿尔帕特，他受到HBO的委托要制作一个影片。因为我跟阿尔帕特不认识，而阿尔帕特跟邝治中教授是几10年的合作伙伴，邝教授也做过各种纪录片。因为邝教授跟我在同一个大学里面任教，我们都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所以我们以前就认识。
我是四川人，而且四川地震灾害发生以后，正好我把我一年前在川西旅行的照片放在我自己的网页上，以纪念四川川西死去的这些民众。所以我把这些东西跟邝教授谈了以后，他就把我介绍给了阿尔帕特。这样的话，我们4个人就在地震发生的10天以后，因为有了各种准备，所以就飞往四川灾区。
我们在那边就做了这么一个纪录片，里边的导演和摄影是阿尔帕特和奥尼尔2个人，他们2位都是获得过很多次艾美奖的导演，另外就是邝治中教授还有我，我们后来还有一位制片人，就是上海电影人米子，他后来在四川也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一共是5个人。
主持人：5个人都是制作人。
夏明：对。
主持人：您们刚开始要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您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留下一个见证，还是说您们当时就希望HBO来拍这么样一个节目，后来好为……譬如进行商业发展或是准备要进军好莱坞等等。
夏明：当时就是因为HBO做了很多关于灾难的片子，我们也看到新奥尔良的卡崔娜的飓风，也做过其他国家的地震，包括缅甸这边的风灾等等。所以当四川发生地震以后，他们也考虑他们公司对所有灾变性的东西都非常关注，同时大家也在谈论美国西海岸恐怕也会面临这么一个灾变。
所以他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拍一部影片，能够同时提醒美国的公众，让美国的公众能够吸取这些教训，这样恐怕才是我们原始的初衷。但是我们到了以后，结果发现有新的一些课题出来，因为我们到了以后，基本上所谓的抗震救灾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去的话基本上都是震后的一些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的范围就很有限。
而正好通过我们对当地的了解，我们去打听，去跟民众交谈，当地的农民就给我们提供线索，说有一个富新小学，那里边垮得非常厉害，我们就往那个富新小学去，而且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们有些父母要游行，我们就赶过去了，所以就拍下了这些场面。
主持人：那么对您来讲，您身为一个政治学教授，我想能够参展奥斯卡对您来讲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经验，那么您自己可不可以谈一下，当然您这个影片里面讲的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这个事情经过快2年了，那么您们这个影片能够进军到奥斯卡去，您心里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很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夏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部影片让我付出的精神代价非常大，因为我卷入非常深，包括在翻译，做字幕等等过程中，我是卷入事件最长的，而且卷入最深的，因为50多个小时的片子都是我翻成英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的心已经碎了好几次。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一方面也想为灾区的这些父母呐喊，因为他们也跟我讲过，说他们对我们很有敬意，说向我们致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来听我们的呐喊，而且你们向外界反映了我们的呼声，所以他们对我们很感激。另外有一位父母他就跟我讲到，他说所有关心我们的人，为我们呐喊的人，我们也会去支持他们。
当时谭作人被审判、被判刑的时候，他们家长都去了法院，所以我觉得这些父母他们确确实实是非常纯朴，而且非常有道义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肩负着某种责任，应该作为他们的一个器皿，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去。
当然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我也很想早一点从这个电影里边解脱出来，因为我自己的工作也很多，我还有其它的事情，那么我想人生的发展总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再说，我对好莱坞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我说实在话，到了美国，我到电影院的次数不超过10次，可能2年只看一部电影，所以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但是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体验，我觉得“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如果我闯进去了，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到美国来了，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人生体验吧，所以我也很高兴。
主持人：您们整个团队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这一次很遗憾的没有能够拿到金像奖，您们会不会觉得失望，或者你们的感想是怎么样？尤其您自己的感想如何？
夏明：我去洛杉矶之前，我也想过、评估过，我们这部影片到底得奖的机会有多大？因为我看了各种电影评论，对我们的电影评价非常高。另外我也看了网上影迷的投票，投给我们的电影的票数超过了第二名的电影一倍的票数。同时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各种情况，那么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影片得奖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到了好莱坞以后，当时我们就用一天（时间）把纪录片放映出来，我也坐下来把两部对我们来说竞争力最强的影片看了，一部是后来获奖的《普鲁登斯的音乐》，而另外一部影片，我们编辑说，《最后一辆车》是讲通用汽车倒闭的，恐怕这个会获奖。
我把两部影片都看了，而且比较了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影片因为反映突发事件，而且是在大背景下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些镜头是很难得到的，我们得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当然后来我们没有拿到（奖项），但是奥斯卡这件事情对我的事业来说不是核心的东西，虽然有实质的遗憾，但是我更多的是为我的两位导演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是职业电影人。
我看了《普鲁登斯的音乐》以后，我对他们获奖也觉得很高兴，我虽然遗憾，但是并不失望，因为他们也是讲一个弱势群体的残疾女孩子，她在暴政的统治下，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怎么样挣扎下去，怎么样获得希望，怎么样在信仰和歌声的激励下生活下去，我觉得这跟我们反映的主题非常吻合，所以我也为他们高兴。
主持人：横河先生有没有看奥斯卡颁奖典礼？或者是对奥斯卡提名的这几部，不管是纪录短片还是其它的片子，您有没有过目？
横河：除了这部《劫后天府泪纵横》外，其它的我都没有看过，所以我没法比较这几部片子。但是我觉得这部《劫后天府泪纵横》是有它的特点，特别是做为重大事件的现场纪录的话，那是另外两部片子没有办法比的。当然在制作上它的优势是现场纪录，它的劣势也是现场纪录，它的劣势就在于它不可能像其它片子那样子的精雕细琢。这是我的看法。
夏明：其它两部片子，我觉得因为它们是围绕着个人的故事，基本上对导演和摄影师来说是比较好控制，所以它的光线、灯光以及画面的切割等等肯定比我们要美。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很混乱的灾后场面，而且是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的情况下，而且还在不断的被当地的干部和公安阻拦我们镜头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能把它拍出来，这一点是非常的宝贵。其它的影片……因为我们带回来50个小时的片头，我想其它的影片他们可以在那儿拍半年，他们可以跟踪，我相信起码有100个小时的镜头可以供他们剪辑。
主持人：我们也晓得，我们一开始谈论这个事情会比较尖锐一点。就是说您们的制作团队里面有一位上海制作人叫米子。在记者会里面，他提到这么一件事情，他说美国的伙伴们把这个片子政治化了，让他很下不了台。那么夏教授您在现场，这件事情您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夏明：首先因为这是一部纪录片。我想纪录片的话一定要表达政治和社会的意义，如果一个纪录片没有捕捉到政治脉动的话，我想它的价值会很低的。
第二、因为我们是在中国做的纪录片，而且地震的整个过程已经被中国政府给高度政治化了，中国政府把整个地震打造成一个官方的宣传平台，打造成一个完全是主旋律宣传的媒体、媒介，宣传党和国家及军队是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的英勇救灾，然后去帮助人民。而对任何它们存在的问题或者它们的不足，它都完全掩盖着不愿意提及。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要做一个影片，在中国的环境下做，从一开始中国就不许我们做。所以我想这是不存在谁把谁政治化的问题。
另外，我就在想，因为我作为一个政治学教授，我们其他合作伙伴，比如邝治中教授也是政治学博士，也是政治学教授。我想我们如果要做出一个好的电影的话，恐怕有一个长处，就在于我们能解读出里面许多丰富的政治符号和政治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不存在美国的导演把它给政治化，也不存在我们美国方面的合作伙伴把它政治化，更不存在米子说的，我们违反了他原始的拍摄初衷。因为这个电影在立题的时候，主要是由邝治中教授跟阿尔帕特他们两个在那边策划的。
主持人：当时他们两位在美国策划，准备开始。
夏明：所以要说原始初衷的话，我是没有参加的，那么米子更无缘参加。后来，我们现了现场，我是跟阿尔帕特的机组在一起，我给他做翻译、给他做向导、给他做采访人。邝教授是跟奥尼尔的机组在一起的。米子是跟我在一起。
我们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整个摄影的过程中，米子根本就没有参与那些过程，他带了他的摄像机，他的摄像机是小型的便捷式摄像机，而我们的两位摄影师他们带的都是专业摄像机，可以用来做电影的，整个摄像机是既可以做电视也可以做电影，是很好的摄像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后来的电影根本就没有用他拍的任何东西。
这部电影的两位摄影师全是阿尔帕特跟奥尼尔，当然我们也选一些其它的镜头，但是整个电影的摄影是这两位。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不存说违背了他的原始初衷。因为整个后期的制作，我们是在纽约制作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参与任何后期制作。
主持人：也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规划，他是到了中国以后才加入你们的团队，那么后期的剪辑也没有使用他所拍摄的部分？
夏明：没有，他拍摄的部分他完全自己留下来，因为他自己有一个电影公司，他们说他现在自己在做关于汶川地震的电影，完全是在为他自己做。据我所知，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有两位美国资深电影人，他想来学习东西。同时因为我们这边有个团队，我们有车子，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跟着我们一起跑的话，这样对他来说是有很多的优势和便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帮我们管的就是后勤工作，包括帐啊等等的一些后勤。
主持人：跟当地的一些协调。
夏明：对，这方面的协调他是做得比较多。另外我的感觉是，为什么后来把他当做一个制片人，是因为当时公安跟踪我们，威胁要逮捕我们以后，我们要想办法赶快把片子转移出来，当时我们复制好几份片子，把其中一份赶快送到广州、送到美国，转移出来。他做的是这么一个角色，把片子带到广州，把片子带出来。
我想这个作用是很大的，保护了这个片子，所以我想阿尔帕特这边也很看重他的贡献，就把他做为制片人。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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