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4日讯】在香港明报首次介绍薄熙来
由于我调到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工作，按照中共国安部门的内部规定，我的电话就被卫星定位24小时监控了，这是我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才知道的。
虽然，我个人无意于巴结薄熙来，但我喜欢发布新闻稿，我觉得深入生活的过程，特别是采写与发表文章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至于我个人的得与失，并不重要。于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薄熙来当选大连市长》的新闻稿，大约1,200字，我真实记录了选举现场的情况，还引述了薄熙来关于他“一生要刮三埸台风”的风趣讲话。他说他属牛，是1949年出生的，每到“本命年”就想刮台风，他就要为老百姓办一件大事……。我还生动地描绘了在大连人大选举的会议上，人们对他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他自己的想法，比如，他对411张赞同票的联想等等。
此文发到《明报》后，马上就接到夏泰宁的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版负责人，报社副总编，他认为文章很好，可以立即刊发。他本人亦是学新闻的研究生，与薄熙来是大学同学，也认识与了解薄熙来。我相信这都是真的，因为早在1984年，薄熙来就亲口告诉我，他有许多同学都分配到了海内外各地媒体工作。
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当时，刚刚走马上任的薄熙来还默默无名，虽然，他在大连政坛已羽毛丰满，但在香港及海外，还没有人另眼高看他。我是摒弃偏见，出于个人良好的愿望，发表这个稿件的，我没有计较他过去对我态度的变化，也没有在意夏泰宁在发稿时隐去了我的名字。但后来我很奇怪，薄熙来的死党2000年底与我翻脸，在两次对我抄家时，取走了这份手稿与打印稿，并记录在安全局的清单上，他本人想必读过此稿，为何不会有所启示呢？为何不会良心发现呢？用这篇稿件比对我后来发在《前哨》上的稿件，他应当得出结论：我对他原本并无个人成见，对其我存在着一个认知与变化的过程，我一直在把他当成新闻人物观察与写作的，我的兴趣在写他，至于发表后的社会效果，以及我个人的命运，从未想过！如此而已。作为一个文人，他做得对时，我就表扬，他做的错时，我就批判，问心无愧，何罪之有？！
后来，我多次去过香港，见过夏泰宁，也谈过薄熙来，夏编辑说，那时有很多人读过上述文章，都对他寄托厚望。当然，与中共所主持的党报《文汇报》相比，香港《明报》是小巫见大巫，我指的不是发行量，而有关薄熙来的报导数量。如果查阅自我加盟《文汇报》之后的中国新闻版，有关薄熙来的文章，的确很多，我们的劳动使他和大连在海外的知名度，的确增加了不少。但是，和中共所有官员一样，他认为，表扬他是天经地义的，批评他是绝对不许的！而一党执政的体制又无法制约官员不做坏事，这就使得他和记者冲突不断。我与他的恩怨根源是由此产生的。随着我对他的不断了解与本质的逐步认识，我对他的评价也由褒至贬发生了质变。
但不管怎样，上述一切都在薄熙来及其党羽的掌控之中，他们正在张开触觉的无所不在的大网，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我的情况，讨论决定对我如何操控，如何利用。当然，薄熙来躲在秘密特工背后，是最终拘捕我的真正的决策者。
厨师司机当上了安全局领导
薄熙来在当市长之前，处于他人的制约下，还有所顾忌。现在当上实际上的一把手，有了实权，首先，要做的事，是在重要部门安插亲信。他知道大连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虽然名义上，它是一个反间谍，抓特务机构，但可以公器私用，打击政敌，排斥异已，没有人能监督他，阻止他滥用权力。所以，薄熙来委派车克民多次去北京，疏通了国家安全部的关系，让上级点名提拔车克民担任大连安全局长。但市委书记于学祥不同意，他操控人大不批准，不任命，薄熙来亦不怕，改任车为党委书记，叫“软包蛋”万国涛当“傀儡局长”。
万国涛个头瘦小，贼眉鼠眼，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早在辽大读书时即在外语系被人耻笑。因为他从某农村考上的大学，但不知为什么，班级一考试就不及格，不及格就哭起来，同学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但不想此人毕业后进了大连国安局当了特务，还升了局长。有人说是由于他在大学读书时，喜欢暗中举报同学们的不良言行而被选中的。他最适合当特务！说来也巧，安全局长万国涛与我太太是辽大同学，不是一班，但同为一届一系，毕业后太太在国旅工作多年，其办公室与安全局大楼不过十米之距，所以，大家混得很熟。
据我所知，在万国涛之前的局长姓马，他人还比较正派。有人曾问他，我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应定什么性质，他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此他在《大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他的不同看法。但薄熙来把他劝退后，万国涛接手局长，就一切听命于党委书记车克民了。他们把进口的现代化反间谍设备用于内斗，不仅监听于书记等党内对立面的电话，而且他们自己的仇人和情敌亦难逃其网。车克民还在大连开发区湾里乡以权谋私，做房地产生意，用监听电话方式，掌控生意伙伴，逼其让利，发了大财。
据大连著名律师陈某某披露，薄熙来与车克民私下列了一个黑名单，把大连市的政敌全部尽收囊中，不惜动用多名秘密警察，个个单线联系，对那些反对过他，或者有可能挡道的人，或跟踪，或监控，或暗算，他们都被一一记录在案，以便网罗罪名后，编造证据，拘捕下狱。
这还不够，薄熙来还指使车克民把特务安插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等，形成了“枉法追诉一条龙”的高效体系。这就是说，薄熙来想抓谁，他就能合理合法地把谁送进监狱。同样的，他想放谁，谁就能仅凭薄熙来一句话重获自由。比如，原大连名人协会秘书长王某斌，因信用卡诈骗嫌疑而入狱，那时，薄熙来与其关系不错，就亲自下令予以放行，但2001年与其闹翻，又将其重判有期徒刑12年。于是，整个大连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堕落于白色恐怖之中。在薄熙来当政的日子里，类似枉法追诉的丑闻层出不穷。
第一次与车克民相识 并请他吃饭
大约是在90年中期的某一天，《大连日报》政法部记者陈某平打电话给我，说薄熙来的秘书，安全局书记车克民想与我认识，我说没问题，因为陈不仅与我是大学同学，又曾是报社同事，彼此关系不错。此前，陈某平经常到办公室找我，亦常留我处聚餐，所以，常来常往，无话不谈。但出狱后我才知道陈某平的特殊身份。
那天，我们约见在大连付家庄山脚下一个小饭店，只有我、陈某平与车克民三个人。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电话还能被他人监听，更不知道，他是奉主子薄熙来之命与我交往的。我在香港《明报》刊发的文章已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但我还蒙在鼓里，以为安全局例行公事。他是要通过我，向我手下的员工进行保守国家秘密的教育。我对车书记开玩笑说，哪些东西属于你们规定不能公开报导的秘密，请早点告知，以免出问题！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并转移话题，大肆吹捧薄熙来的丰功伟绩，说他很受中央领导器重，朱镕基近日又把他叫去中南海谈工作了，江泽民更是有意栽培他，还说，薄市长到他家很方便，像走平道一样，想什么时间去就去，想谈什么也无所谓，还说，薄市长比胡锦涛有能力，有魅力，有前途。他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薄熙来，在金州时如何吃苦，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扎扎实实地苦干，才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他又怎样被其感动而舍家撇业，一路跟随他，等等。因为年事久远，有些细节已模糊不清，但总的感觉，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薄熙来是一个大野心家。
酒酣耳热之时，他还说，薄熙来与他经常一同去北京，一般情况下，不管多大干部，设宴请客，请谁都能准时到位。他们为了搞好关系，请过很多人，都很顺利，只有一个人太牛气，是胡锦涛，请他请不动。车克民说，胡锦涛不如熙来，从气质、能力、人品、外貌，他哪个方面也不如薄市长呀！他把话音的尾字拉得悠长。我看到他又白又圆的大脸上，目光如豆，泛着黄光，鼻梁不停地抽动，这使我想到清朝宫廷的太监李莲英。我想，薄熙来能把一个厨师、司机，培养成对自己忠诚的安全局书记，的确不简单！
车书记还开玩笑地说，反正我也不被地方政府管，大连安全局直通部里，我们怕谁？他得意地讲着，脸喝得通红。我大方地抢先结了账单，他说，等过几天我再打电话给你，约个时间回请你，还安排薄市长单独接受你一次采访活动。他一边写给我一个传呼机号码，一边说以后我们就是弟兄啦，有事尽管呼我，但从此没有了下文。
不料，时隔多年，薄熙来派他将我在寓所附近停车场拘捕后，驶往距离此饭店1,000米左右的大连华能宾馆门前，稍事停留，再换乘另一辆秘密特工乘坐的面包车，转往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关押。而此人恰是在旅顺服过兵役的海军战士。他就是这样回敬我的宴请的。
大连市政府大楼第一次设了岗哨
我在80年代中期，由大连沙河口区马栏北街迁居西岗区福德街60号，此寓所与市政府大楼仅一路之隔，我时常围绕大楼散步，我亲眼目睹了它的“硬件”与“软件”的变化，前者指围墙护拦，后者指人员服务。以前在魏富海当市长时，大连市政府那栋米黄色的大楼门前不设警卫，谁都可以走进去，过了大门，只需要在楼梯口告诉更夫一个理由即可。我记得他大约60多岁，个头矮小，脸很尖，小眼睛，翘嘴巴，牙很白。只要他问：你找谁？你告诉他找谁，他凭感觉办事。你的理由不论如何，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获准入内。
回想一下，那时，聚众楼前吵闹上访的事极少发生。我想，虽然与我当年同事的新华社大连支社的记者大都已经退休，或调离，但除了邢立夫过世，其他人都还健在。他们可以看到这篇报导，知道我所言不虚，我们常去市政府办公楼食堂吃饭，谁都有这种同感。
自从1993年，中共太子党薄熙来入主市政府大楼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虽然主政修建了众多广埸草坪，高速公路与高楼大厦，还下令扒掉了原劳动公园与星海公园的砖制围墙，使其变成通透敞亮的公共埸所，我对此也是肯定的，但他也是第一个用铁栅栏与接待室以及围墙，阻断了老百姓与政府官员直接联系的市长。他只图表面的整齐划一，但反对内容的多元。他颁布的一切政策大都与人民群众为敌，都是为权贵阶层与知识精英服务的，是做“表面文章”的。因此，政府大楼正门前不仅设有一个班的士兵，以升旗降旗为名，进行24小时的警卫，外来人员首先要到传达室电话预约，并由官员出来接待，才能入内。而且在市政府大楼西侧设有可移动的警员岗搂，它实际上是一辆改装的汽车，却装饰得像漂亮的房子，里面坐满警察，日夜停靠在那里，随时应对访民与突发事件。它的北面是信访办，它的东面是政府大楼入口，它就像一只疯狗，随时会跑出来咬人，而操纵这个怪物的主子，就是薄熙来。老百姓说，薄熙来后台硬，什么也不怕，谁反对他，他就放狗咬谁，根本不客气！
总之，从薄熙来开始，大连市政府官员变了，他们是藏在堡垒里领导这座城市。在市政府大楼两侧，一左一右的两栋建筑，一个是富丽堂皇的法院，一个是戒备森严的公安局办公楼，都对这种刺刀下的经济繁荣与假民主保持沉默。薄熙来成了一言九鼎的地方土皇帝，不，洋皇帝！
为了装潢门面和愚弄百姓，薄熙来当了市长，还经常在早晨8点30分之前，带领几个副市长，站在大楼门前的水泥台阶上，与外来上班的职员和访客握手，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展示的是商人式的笑容，隐藏的却是贪婪与伪善。不用说他用围墙阻断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即使对与其握手寒暄的一般职员，也违背国家有关政策，多次不给人家提薪，这亦是导致他们权钱交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手里有权但又收入微薄的官员更易于贪污腐化。
为《文汇报》刊发的一则小稿恼怒
1993年初，筹备《文汇报》办站之时，我编发了一篇短新闻，内容是有关大连交通肇事慨况的。本来它出之当地记者之手，最先公开发表在《大连日报》上，文章说近期大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大约上百起，严重的数十起，故提醒市民注意。我只不过是为了完成稿件数量任务，匆忙编转而已，但不料薄熙来读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香港及海外敌对势力，对他存有偏见，在他履新市长之际，明目张胆搞的破坏活动。他批示给宣传部长王某全，王部长是一个惯于拍马屁的人，深知自已从《大连日报》农村部小记者，爬到常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这个位置不容易，也由薄熙来提携，故立即翻脸不认人，对我开始施压。
此前，我与王某全个人私交不错。最初，在报社农村部当记者时，他就与王某博关系最好，90年代初王某博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之前，我曾与王某全一同应邀到位于大连湾的王某博亲友处，参加了他小舅子的婚礼。我们多有交流，他把我当知心朋友对待。特别是1992年，王某全随团赴港旅游，曾以大连市委宣传部长身份拜访《文汇报》，张云枫社长接待他时，问起我这个人如何，他曾美言了几句，因为当年我写信给香港《文汇报》自荐，张社长对我不太放心，假如没有他的首肯，我后来不会被副总编刘永碧等报社领导重用。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对他心存感激。
现在，王部长一反常态，很生气地批评我不听话。他说，你刚上任，就揭大连的疮疤，就臭我们大连，以后怎么办？仿佛我转发了这篇小稿，就被他排除在大连人之外。随同刘永碧到访的外联部主任陈桂雄，一再奉劝我别这样干，并要求我向他道歉，他说，做港报记者，在地方常驻，要多栽花，不挑刺，多揽广告费，多拿奖金，少得罪人，这样一来，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皆大欢喜，多好啊！对此，我没有明确道歉，只是傻笑沉默，心里并不服，嘴上没说什么，他们也就下了台阶，请我们《文汇报》领导吃了饭。我想，为了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以后忍气吞声的日子长着呢！
此后，有一年新年前几天，薄熙来忽然要请记者吃饭，地点在大连宾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叶枝盛通知我去。我想，这应当是一个彼此沟通感情的好机会，为了打开《文汇报》的工作局面，我不想与他继续顶牛，也就愉快地答应了。但到了餐厅一看，一共请了六个记者，等了好一会儿，薄熙来才姗姗来迟，大约让大家等了半小时，很是失礼。我到过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等许多地方，比他大的官也见过不少，但像他这样无礼傲慢的官员绝无仅有。我很生气，但大连新闻界习以为常，我扫视了一下来宾，他请的记者我都很熟悉，其中有《光明日报》孙某荣、《经济日报》李某斌、新华社李某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李某奋、香港《大公报》孙某光等，人不少，阵容整齐。他迟到了，也不道歉，只是稀皮笑脸地讲笑话。按理说，既然请了很多人，就应当应酬兼顾每个人，但他只与李某林与李某斌讲话，三个人有说有笑，对其他人很冷淡，全部丢在一边，使我们很尴尬。他并在席间大讲如何给《经济日报》批地皮，让他们在中山区八一路搞房地产等，还不时地指责有的记者站，常驻地方却有意“臭”大连等等，一点也不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使我心中很不舒服。李某林则一再强调他们通讯社没有从地方拿到好处，搞报导是“自备粮草”等，我感觉他是报怨薄熙来没有端平一碗水，即没有像对待《经济日报》那样，给他们地皮和优惠政策。实际上，早在薄熙来当市长之前，新华社就在大连搞到了位于石道街的地皮，又以联建为名与某公司合作，空手套了白狼：一座大楼，大概薄熙来也知道，拿了实惠的国家通讯社，从此有把柄被地方官员抓在手里，只能对他唱颂歌了吧！
我多么想利用这次机会，向他直言我的想法，像80年代初在金县见到他时那样，让我们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以便我们真诚地交流，但他根本不看我，也不认真听取其它人的意见，中途还被吴秘书叫出去两三次，似乎他日理万机，对小记者不屑一顾。总之，虽然那顿饭菜做工精良，全是山珍海味，鲍鱼大虾，美酒佳肴，价格不菲，但胸中块垒，如哽在喉，味同嚼蜡。我想，薄熙来心胸狭小，是绝对不会忘记那篇不足百字批评小稿的事的！他请我们吃饭，又故意冷落我，是说明他很重视香港《文汇报》，也是在警告我，在以后的新闻报导中只能种花，不能挑刺，否则，他会不客气！看来，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今天请客吃饭，有点鸿门宴的味道，他要得就是这个叫人尴尬的效果。
但我不怕，我既然做记者，就有思想准备，我一不当官员，二不做老板，又不由地方政府管，何必看他的脸色行事？所以，以后几年的新年例行聚餐，我不再参加了，有时由助手应付，久而久之，我便出局了。好在东北办事处地盘很大，大连的薄熙来不认我，我去吉林省的长春市或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那里的官员与我联系密切，我可以到其它地方去呼吸新的空气。
建办之初接触的两个官员之比较
《文汇报》建站之初的故事，也颇有戏剧性：曹伯纯从湖南省株洲市调辽宁省的大连市任一把手，薄熙来由副市长升为市长即二把手，但两人各在中南海有靠山，性格又十分相似，针尖对麦芒，必有一伤。于是，从如何接待香港《文汇报》来访领导的态度上，可以窥视两人的不同品性。
关齐云失踪后，我在《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支持下，艰苦创业，筹建了东北办，我在市委宣传部的同学王某强对我很好，所以，他一听说刘副总编要到访，便同意上报薄市长。他说，看看薄市长能不能接见她，但很快又说没有空，我知道薄熙来就是这个爱摆架子的德性，我不看重拜会此人的事，但无奈刘永碧很好面子，觉得薄熙来不见她，回到香港不太好意思。因为《大公报》的社长王国华曾在大连受到他的最高礼遇对待，她认为《文汇报》不比《大公报》差！所以，我很为难。正好，我另有办法，我电话联系陈某平，他多年追随市委书记搞新闻报导，人事关系熟悉，我便请他转告曹书记，说《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一行到访大连，能不能见她？不料，很快陈某平答复我，曹书记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还要安排在大连棒棰岛宾馆高规格地宴请我们，这样我算是完成了联系应酬的任务。
此后不过一个小时，宣传部副部长刘某良又改口了，说薄熙来也答应次日上午见我们，但《大连日报》的新闻稿上只能讲是薄市长接见刘永碧一行，绝对不能像报导她与曹书记接触那样叫“会见”。实际上对我来讲，“接见”也好，“会见”也罢，这些都无所谓，反正是见面了，只要刘永碧能见到两个地方官员，能有一个人点头同意办站落脚就行。等刘永碧一走，还是由我负责，我在乎什么，从此我便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事新闻采访，官埸上等级森严尔虞我诈的怪事，与我何干？！
第二天上午10点，薄熙来令秘书约刘永碧、陈桂雄和我三人在市政府三楼见面，我知道他不会准时到达。果然，他又迟到了十多分钟，以示他日理万机，高人一等。这与分秒不差的曹书记不同。他还故意让我们去旁听他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坐席上全是街道的老太太，他正在倾听这些“小巷总理”的絮絮叨叨的诉求，仿佛他很是亲民，只有我知道，这是他有意安排给刘永碧看的，因为这种会议，以前他从未开过。等开完了这个长尾巴会，他再接见我们。刘永碧是女性，会容易感动！……当然，这个秘密，我不能告诉刘永碧。凡是不了解薄熙来品性的人，都不会相信。
从两人比较看，曹书记为人相当真诚，表里如一，不搞两面派，但薄熙来头脑里封建等级观念太重，自以为高，别人为低，故一会说见，一会又说不见，并斤斤计较报导的词句，这反映出他缺乏平易近人的善意，喜欢玩权术，利用人。最初，他认为刘永碧是副总编，与王国华社长不能同日而语，他真的不想见，但听说曹书记见了她，又怕人家抢了风头。因为他知道，见了她后，香港《文汇报》不可能不发消息和照片，那样一来，会叫曹书记抢了头筹。在《大连日报》的相关报导中，他又在细节描述上指示记者写成“接见”，这是上级接见下级，借此与曹书记以示区别，而曹书记根本不计较这一切。我当时还不太了解曹书记，但从此事足见两人品质之明显不同。（待续）
－－原载《多维月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