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薄熙来其人(五)

姜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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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4日讯】在香港明报首次介绍薄熙来

由于我调到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工作,按照中共国安部门的内部规定,我的电话就被卫星定位24小时监控了,这是我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才知道的。

虽然,我个人无意于巴结薄熙来,但我喜欢发布新闻稿,我觉得深入生活的过程,特别是采写与发表文章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至于我个人的得与失,并不重要。于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薄熙来当选大连市长》的新闻稿,大约1,200字,我真实记录了选举现场的情况,还引述了薄熙来关于他“一生要刮三埸台风”的风趣讲话。他说他属牛,是1949年出生的,每到“本命年”就想刮台风,他就要为老百姓办一件大事……。我还生动地描绘了在大连人大选举的会议上,人们对他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他自己的想法,比如,他对411张赞同票的联想等等。

此文发到《明报》后,马上就接到夏泰宁的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版负责人,报社副总编,他认为文章很好,可以立即刊发。他本人亦是学新闻的研究生,与薄熙来是大学同学,也认识与了解薄熙来。我相信这都是真的,因为早在1984年,薄熙来就亲口告诉我,他有许多同学都分配到了海内外各地媒体工作。

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当时,刚刚走马上任的薄熙来还默默无名,虽然,他在大连政坛已羽毛丰满,但在香港及海外,还没有人另眼高看他。我是摒弃偏见,出于个人良好的愿望,发表这个稿件的,我没有计较他过去对我态度的变化,也没有在意夏泰宁在发稿时隐去了我的名字。但后来我很奇怪,薄熙来的死党2000年底与我翻脸,在两次对我抄家时,取走了这份手稿与打印稿,并记录在安全局的清单上,他本人想必读过此稿,为何不会有所启示呢?为何不会良心发现呢?用这篇稿件比对我后来发在《前哨》上的稿件,他应当得出结论:我对他原本并无个人成见,对其我存在着一个认知与变化的过程,我一直在把他当成新闻人物观察与写作的,我的兴趣在写他,至于发表后的社会效果,以及我个人的命运,从未想过!如此而已。作为一个文人,他做得对时,我就表扬,他做的错时,我就批判,问心无愧,何罪之有?!

后来,我多次去过香港,见过夏泰宁,也谈过薄熙来,夏编辑说,那时有很多人读过上述文章,都对他寄托厚望。当然,与中共所主持的党报《文汇报》相比,香港《明报》是小巫见大巫,我指的不是发行量,而有关薄熙来的报导数量。如果查阅自我加盟《文汇报》之后的中国新闻版,有关薄熙来的文章,的确很多,我们的劳动使他和大连在海外的知名度,的确增加了不少。但是,和中共所有官员一样,他认为,表扬他是天经地义的,批评他是绝对不许的!而一党执政的体制又无法制约官员不做坏事,这就使得他和记者冲突不断。我与他的恩怨根源是由此产生的。随着我对他的不断了解与本质的逐步认识,我对他的评价也由褒至贬发生了质变。

但不管怎样,上述一切都在薄熙来及其党羽的掌控之中,他们正在张开触觉的无所不在的大网,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我的情况,讨论决定对我如何操控,如何利用。当然,薄熙来躲在秘密特工背后,是最终拘捕我的真正的决策者。

厨师司机当上了安全局领导

薄熙来在当市长之前,处于他人的制约下,还有所顾忌。现在当上实际上的一把手,有了实权,首先,要做的事,是在重要部门安插亲信。他知道大连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虽然名义上,它是一个反间谍,抓特务机构,但可以公器私用,打击政敌,排斥异已,没有人能监督他,阻止他滥用权力。所以,薄熙来委派车克民多次去北京,疏通了国家安全部的关系,让上级点名提拔车克民担任大连安全局长。但市委书记于学祥不同意,他操控人大不批准,不任命,薄熙来亦不怕,改任车为党委书记,叫“软包蛋”万国涛当“傀儡局长”。

万国涛个头瘦小,贼眉鼠眼,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早在辽大读书时即在外语系被人耻笑。因为他从某农村考上的大学,但不知为什么,班级一考试就不及格,不及格就哭起来,同学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但不想此人毕业后进了大连国安局当了特务,还升了局长。有人说是由于他在大学读书时,喜欢暗中举报同学们的不良言行而被选中的。他最适合当特务!说来也巧,安全局长万国涛与我太太是辽大同学,不是一班,但同为一届一系,毕业后太太在国旅工作多年,其办公室与安全局大楼不过十米之距,所以,大家混得很熟。

据我所知,在万国涛之前的局长姓马,他人还比较正派。有人曾问他,我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应定什么性质,他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此他在《大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他的不同看法。但薄熙来把他劝退后,万国涛接手局长,就一切听命于党委书记车克民了。他们把进口的现代化反间谍设备用于内斗,不仅监听于书记等党内对立面的电话,而且他们自己的仇人和情敌亦难逃其网。车克民还在大连开发区湾里乡以权谋私,做房地产生意,用监听电话方式,掌控生意伙伴,逼其让利,发了大财。

据大连著名律师陈某某披露,薄熙来与车克民私下列了一个黑名单,把大连市的政敌全部尽收囊中,不惜动用多名秘密警察,个个单线联系,对那些反对过他,或者有可能挡道的人,或跟踪,或监控,或暗算,他们都被一一记录在案,以便网罗罪名后,编造证据,拘捕下狱。

这还不够,薄熙来还指使车克民把特务安插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等,形成了“枉法追诉一条龙”的高效体系。这就是说,薄熙来想抓谁,他就能合理合法地把谁送进监狱。同样的,他想放谁,谁就能仅凭薄熙来一句话重获自由。比如,原大连名人协会秘书长王某斌,因信用卡诈骗嫌疑而入狱,那时,薄熙来与其关系不错,就亲自下令予以放行,但2001年与其闹翻,又将其重判有期徒刑12年。于是,整个大连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堕落于白色恐怖之中。在薄熙来当政的日子里,类似枉法追诉的丑闻层出不穷。

第一次与车克民相识 并请他吃饭

大约是在90年中期的某一天,《大连日报》政法部记者陈某平打电话给我,说薄熙来的秘书,安全局书记车克民想与我认识,我说没问题,因为陈不仅与我是大学同学,又曾是报社同事,彼此关系不错。此前,陈某平经常到办公室找我,亦常留我处聚餐,所以,常来常往,无话不谈。但出狱后我才知道陈某平的特殊身份。

那天,我们约见在大连付家庄山脚下一个小饭店,只有我、陈某平与车克民三个人。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电话还能被他人监听,更不知道,他是奉主子薄熙来之命与我交往的。我在香港《明报》刊发的文章已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但我还蒙在鼓里,以为安全局例行公事。他是要通过我,向我手下的员工进行保守国家秘密的教育。我对车书记开玩笑说,哪些东西属于你们规定不能公开报导的秘密,请早点告知,以免出问题!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并转移话题,大肆吹捧薄熙来的丰功伟绩,说他很受中央领导器重,朱镕基近日又把他叫去中南海谈工作了,江泽民更是有意栽培他,还说,薄市长到他家很方便,像走平道一样,想什么时间去就去,想谈什么也无所谓,还说,薄市长比胡锦涛有能力,有魅力,有前途。他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薄熙来,在金州时如何吃苦,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扎扎实实地苦干,才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他又怎样被其感动而舍家撇业,一路跟随他,等等。因为年事久远,有些细节已模糊不清,但总的感觉,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薄熙来是一个大野心家。

酒酣耳热之时,他还说,薄熙来与他经常一同去北京,一般情况下,不管多大干部,设宴请客,请谁都能准时到位。他们为了搞好关系,请过很多人,都很顺利,只有一个人太牛气,是胡锦涛,请他请不动。车克民说,胡锦涛不如熙来,从气质、能力、人品、外貌,他哪个方面也不如薄市长呀!他把话音的尾字拉得悠长。我看到他又白又圆的大脸上,目光如豆,泛着黄光,鼻梁不停地抽动,这使我想到清朝宫廷的太监李莲英。我想,薄熙来能把一个厨师、司机,培养成对自己忠诚的安全局书记,的确不简单!

车书记还开玩笑地说,反正我也不被地方政府管,大连安全局直通部里,我们怕谁?他得意地讲着,脸喝得通红。我大方地抢先结了账单,他说,等过几天我再打电话给你,约个时间回请你,还安排薄市长单独接受你一次采访活动。他一边写给我一个传呼机号码,一边说以后我们就是弟兄啦,有事尽管呼我,但从此没有了下文。

不料,时隔多年,薄熙来派他将我在寓所附近停车场拘捕后,驶往距离此饭店1,000米左右的大连华能宾馆门前,稍事停留,再换乘另一辆秘密特工乘坐的面包车,转往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关押。而此人恰是在旅顺服过兵役的海军战士。他就是这样回敬我的宴请的。

大连市政府大楼第一次设了岗哨

我在80年代中期,由大连沙河口区马栏北街迁居西岗区福德街60号,此寓所与市政府大楼仅一路之隔,我时常围绕大楼散步,我亲眼目睹了它的“硬件”与“软件”的变化,前者指围墙护拦,后者指人员服务。以前在魏富海当市长时,大连市政府那栋米黄色的大楼门前不设警卫,谁都可以走进去,过了大门,只需要在楼梯口告诉更夫一个理由即可。我记得他大约60多岁,个头矮小,脸很尖,小眼睛,翘嘴巴,牙很白。只要他问:你找谁?你告诉他找谁,他凭感觉办事。你的理由不论如何,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获准入内。

回想一下,那时,聚众楼前吵闹上访的事极少发生。我想,虽然与我当年同事的新华社大连支社的记者大都已经退休,或调离,但除了邢立夫过世,其他人都还健在。他们可以看到这篇报导,知道我所言不虚,我们常去市政府办公楼食堂吃饭,谁都有这种同感。

自从1993年,中共太子党薄熙来入主市政府大楼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虽然主政修建了众多广埸草坪,高速公路与高楼大厦,还下令扒掉了原劳动公园与星海公园的砖制围墙,使其变成通透敞亮的公共埸所,我对此也是肯定的,但他也是第一个用铁栅栏与接待室以及围墙,阻断了老百姓与政府官员直接联系的市长。他只图表面的整齐划一,但反对内容的多元。他颁布的一切政策大都与人民群众为敌,都是为权贵阶层与知识精英服务的,是做“表面文章”的。因此,政府大楼正门前不仅设有一个班的士兵,以升旗降旗为名,进行24小时的警卫,外来人员首先要到传达室电话预约,并由官员出来接待,才能入内。而且在市政府大楼西侧设有可移动的警员岗搂,它实际上是一辆改装的汽车,却装饰得像漂亮的房子,里面坐满警察,日夜停靠在那里,随时应对访民与突发事件。它的北面是信访办,它的东面是政府大楼入口,它就像一只疯狗,随时会跑出来咬人,而操纵这个怪物的主子,就是薄熙来。老百姓说,薄熙来后台硬,什么也不怕,谁反对他,他就放狗咬谁,根本不客气!
总之,从薄熙来开始,大连市政府官员变了,他们是藏在堡垒里领导这座城市。在市政府大楼两侧,一左一右的两栋建筑,一个是富丽堂皇的法院,一个是戒备森严的公安局办公楼,都对这种刺刀下的经济繁荣与假民主保持沉默。薄熙来成了一言九鼎的地方土皇帝,不,洋皇帝!

为了装潢门面和愚弄百姓,薄熙来当了市长,还经常在早晨8点30分之前,带领几个副市长,站在大楼门前的水泥台阶上,与外来上班的职员和访客握手,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展示的是商人式的笑容,隐藏的却是贪婪与伪善。不用说他用围墙阻断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即使对与其握手寒暄的一般职员,也违背国家有关政策,多次不给人家提薪,这亦是导致他们权钱交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手里有权但又收入微薄的官员更易于贪污腐化。

为《文汇报》刊发的一则小稿恼怒

1993年初,筹备《文汇报》办站之时,我编发了一篇短新闻,内容是有关大连交通肇事慨况的。本来它出之当地记者之手,最先公开发表在《大连日报》上,文章说近期大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大约上百起,严重的数十起,故提醒市民注意。我只不过是为了完成稿件数量任务,匆忙编转而已,但不料薄熙来读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香港及海外敌对势力,对他存有偏见,在他履新市长之际,明目张胆搞的破坏活动。他批示给宣传部长王某全,王部长是一个惯于拍马屁的人,深知自已从《大连日报》农村部小记者,爬到常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这个位置不容易,也由薄熙来提携,故立即翻脸不认人,对我开始施压。

此前,我与王某全个人私交不错。最初,在报社农村部当记者时,他就与王某博关系最好,90年代初王某博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之前,我曾与王某全一同应邀到位于大连湾的王某博亲友处,参加了他小舅子的婚礼。我们多有交流,他把我当知心朋友对待。特别是1992年,王某全随团赴港旅游,曾以大连市委宣传部长身份拜访《文汇报》,张云枫社长接待他时,问起我这个人如何,他曾美言了几句,因为当年我写信给香港《文汇报》自荐,张社长对我不太放心,假如没有他的首肯,我后来不会被副总编刘永碧等报社领导重用。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对他心存感激。

现在,王部长一反常态,很生气地批评我不听话。他说,你刚上任,就揭大连的疮疤,就臭我们大连,以后怎么办?仿佛我转发了这篇小稿,就被他排除在大连人之外。随同刘永碧到访的外联部主任陈桂雄,一再奉劝我别这样干,并要求我向他道歉,他说,做港报记者,在地方常驻,要多栽花,不挑刺,多揽广告费,多拿奖金,少得罪人,这样一来,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皆大欢喜,多好啊!对此,我没有明确道歉,只是傻笑沉默,心里并不服,嘴上没说什么,他们也就下了台阶,请我们《文汇报》领导吃了饭。我想,为了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以后忍气吞声的日子长着呢!

此后,有一年春节前几天,薄熙来忽然要请记者吃饭,地点在大连宾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叶枝盛通知我去。我想,这应当是一个彼此沟通感情的好机会,为了打开《文汇报》的工作局面,我不想与他继续顶牛,也就愉快地答应了。但到了餐厅一看,一共请了六个记者,等了好一会儿,薄熙来才姗姗来迟,大约让大家等了半小时,很是失礼。我到过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等许多地方,比他大的官也见过不少,但像他这样无礼傲慢的官员绝无仅有。我很生气,但大连新闻界习以为常,我扫视了一下来宾,他请的记者我都很熟悉,其中有《光明日报》孙某荣、《经济日报》李某斌、新华社李某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李某奋、香港《大公报》孙某光等,人不少,阵容整齐。他迟到了,也不道歉,只是稀皮笑脸地讲笑话。按理说,既然请了很多人,就应当应酬兼顾每个人,但他只与李某林与李某斌讲话,三个人有说有笑,对其他人很冷淡,全部丢在一边,使我们很尴尬。他并在席间大讲如何给《经济日报》批地皮,让他们在中山区八一路搞房地产等,还不时地指责有的记者站,常驻地方却有意“臭”大连等等,一点也不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使我心中很不舒服。李某林则一再强调他们通讯社没有从地方拿到好处,搞报导是“自备粮草”等,我感觉他是报怨薄熙来没有端平一碗水,即没有像对待《经济日报》那样,给他们地皮和优惠政策。实际上,早在薄熙来当市长之前,新华社就在大连搞到了位于石道街的地皮,又以联建为名与某公司合作,空手套了白狼:一座大楼,大概薄熙来也知道,拿了实惠的国家通讯社,从此有把柄被地方官员抓在手里,只能对他唱颂歌了吧!

我多么想利用这次机会,向他直言我的想法,像80年代初在金县见到他时那样,让我们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以便我们真诚地交流,但他根本不看我,也不认真听取其它人的意见,中途还被吴秘书叫出去两三次,似乎他日理万机,对小记者不屑一顾。总之,虽然那顿饭菜做工精良,全是山珍海味,鲍鱼大虾,美酒佳肴,价格不菲,但胸中块垒,如哽在喉,味同嚼蜡。我想,薄熙来心胸狭小,是绝对不会忘记那篇不足百字批评小稿的事的!他请我们吃饭,又故意冷落我,是说明他很重视香港《文汇报》,也是在警告我,在以后的新闻报导中只能种花,不能挑刺,否则,他会不客气!看来,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今天请客吃饭,有点鸿门宴的味道,他要得就是这个叫人尴尬的效果。

但我不怕,我既然做记者,就有思想准备,我一不当官员,二不做老板,又不由地方政府管,何必看他的脸色行事?所以,以后几年的春节例行聚餐,我不再参加了,有时由助手应付,久而久之,我便出局了。好在东北办事处地盘很大,大连的薄熙来不认我,我去吉林省的长春市或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那里的官员与我联系密切,我可以到其它地方去呼吸新的空气。

建办之初接触的两个官员之比较

《文汇报》建站之初的故事,也颇有戏剧性:曹伯纯从湖南省株洲市调辽宁省的大连市任一把手,薄熙来由副市长升为市长即二把手,但两人各在中南海有靠山,性格又十分相似,针尖对麦芒,必有一伤。于是,从如何接待香港《文汇报》来访领导的态度上,可以窥视两人的不同品性。

关齐云失踪后,我在《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支持下,艰苦创业,筹建了东北办,我在市委宣传部的同学王某强对我很好,所以,他一听说刘副总编要到访,便同意上报薄市长。他说,看看薄市长能不能接见她,但很快又说没有空,我知道薄熙来就是这个爱摆架子的德性,我不看重拜会此人的事,但无奈刘永碧很好面子,觉得薄熙来不见她,回到香港不太好意思。因为《大公报》的社长王国华曾在大连受到他的最高礼遇对待,她认为《文汇报》不比《大公报》差!所以,我很为难。正好,我另有办法,我电话联系陈某平,他多年追随市委书记搞新闻报导,人事关系熟悉,我便请他转告曹书记,说《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一行到访大连,能不能见她?不料,很快陈某平答复我,曹书记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还要安排在大连棒棰岛宾馆高规格地宴请我们,这样我算是完成了联系应酬的任务。

此后不过一个小时,宣传部副部长刘某良又改口了,说薄熙来也答应次日上午见我们,但《大连日报》的新闻稿上只能讲是薄市长接见刘永碧一行,绝对不能像报导她与曹书记接触那样叫“会见”。实际上对我来讲,“接见”也好,“会见”也罢,这些都无所谓,反正是见面了,只要刘永碧能见到两个地方官员,能有一个人点头同意办站落脚就行。等刘永碧一走,还是由我负责,我在乎什么,从此我便可以比较自由地从事新闻采访,官埸上等级森严尔虞我诈的怪事,与我何干?!

第二天上午10点,薄熙来令秘书约刘永碧、陈桂雄和我三人在市政府三楼见面,我知道他不会准时到达。果然,他又迟到了十多分钟,以示他日理万机,高人一等。这与分秒不差的曹书记不同。他还故意让我们去旁听他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坐席上全是街道的老太太,他正在倾听这些“小巷总理”的絮絮叨叨的诉求,仿佛他很是亲民,只有我知道,这是他有意安排给刘永碧看的,因为这种会议,以前他从未开过。等开完了这个长尾巴会,他再接见我们。刘永碧是女性,会容易感动!……当然,这个秘密,我不能告诉刘永碧。凡是不了解薄熙来品性的人,都不会相信。

从两人比较看,曹书记为人相当真诚,表里如一,不搞两面派,但薄熙来头脑里封建等级观念太重,自以为高,别人为低,故一会说见,一会又说不见,并斤斤计较报导的词句,这反映出他缺乏平易近人的善意,喜欢玩权术,利用人。最初,他认为刘永碧是副总编,与王国华社长不能同日而语,他真的不想见,但听说曹书记见了她,又怕人家抢了风头。因为他知道,见了她后,香港《文汇报》不可能不发消息和照片,那样一来,会叫曹书记抢了头筹。在《大连日报》的相关报导中,他又在细节描述上指示记者写成“接见”,这是上级接见下级,借此与曹书记以示区别,而曹书记根本不计较这一切。我当时还不太了解曹书记,但从此事足见两人品质之明显不同。(待续)

--原载《多维月刊》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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