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5日讯】大凡干了坏事的人，总会有一种冲动去伪造真相，或掩盖真相。而掌握专制权力的人干了坏事，则更会制造遗忘，抹杀历史。二十一年前发生在中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官方所干的一桩人神共愤的大坏事。因此二十一年来，官方对历史极尽遮掩、淡化、抹杀之能事，妄图使惨绝人寰的六四真相随着岁月流逝而不断虚幻化，直至从民族的共同记忆中消失。
拒绝遗忘 说出真相
几天前，日本NHK记者田中正良先生问我：“你认为中国官方掌握六四死难者的确切数字和具体名单吗？”我说：他们当然掌握。但是，如果外部压力没有大到超过临界点，他们是绝不愿意也绝不敢公布的。我接着对他说，除了义正辞严地谴责官方对历史的篡改和抹杀外，中国民间实际上有一个更为可取的做法，那就是：拒绝遗忘，说出真相，建立和公布完整的六四死难者档案。
这些年来，由于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民间已经为近二百名六四死难者建立了档案。但是，这离确认每一位死难者、完整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还有不小的差距。试想，如果六四死难者以一千人计，那已被确认者尚不足全部人数的1/5；如果以二千六百人计，则还不到1/13。根据一位已故天安门母亲苏冰娴的证词，当年北大人民医院中至少有一百四十名六四死难者，但至今只确认了其中四名，还有一百三十六名有待确认和铭记。据多名目击者证实，当时复兴医院中有不下八十名六四死难者，但目前只落实了十八名，至少还有六十二名有待确认和铭记。
六四死难者的名字和档案，并不是深锁在权力保险柜中的“国家机密”，民间无可置喙。事实上，它只是死难者之家属、朋友、同学或同事间保守着的“民间机密”。为了建立六四死难者档案，人们需要做的，是小民间对大民间的解密，也就是民间的自我解禁、自我解密。我当然清楚，小范围里的知情者从继续“保守机密”到公开说出来，这不仅仅是一念之差；这里面确有风险考量，这中间需要消除恐惧。但是，已经沉默了二十一年，难道还有理由再沉默下去吗？人生有几个二十一年？！多沉默一年，身上的钙就多流失一年，做人的尊严就多流失一年。在六四事件发生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在互联网已经进入上亿个中国家庭的今天，如果某位死难者家属中还没有人敢站出来打破沉默，发出申冤和抗争的声音，那么，死难者的朋友中是不是该有人站出来了？死难者的老同学、老同事中是不是该有人出面提供和公布死难者线索了？此外，六四屠杀的目击者，六四后参与救治死伤者的医务人员等，难道还应该“怀着愧疚”继续沉默下去，而不是服膺良知站出来道明事情的真相吗？
“你不公布名单 我就建立名单”
做到这一点，远不需要“在沉默中爆发”，远不需要豁出命来“抗暴起义”，只需要由“沉默”演进为“发声”；说得更具体简捷些，就是只要动用微薄公告世人就可以了。做到这一点，只要拿出不屈的上访者四分之一的勇气，拿出福建马尾四‧一六“围观”中走上街头者十分之一的勇气，就够了。
但是，做到这一点，即由民间建立六四大屠杀死难者的完整档案，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有了这份档案，六四反人类罪就成了无可争议的铁案。有了这份档案，官方制造遗忘、抹杀历史的“折腾”就通通成了泡影。而更为重要的是，“你不公布名单，我就建立名单”的做法，体现的是难能可贵的去臣民化觉醒，展示的是当下中国最值得弘扬的公民精神；可以说，它是中国民间以公民行为正视历史、见证历史的一种崭新尝试。
以“公民行为”主动促成社会变化
不仅如此，中国民间建立六四死难者档案这件事，还是以公民行为自主书写历史的一项创举。美国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曾经说过：“能够使历史发生转折的伟人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可以对各种事件施加一份小小的影响，而这些做为的全部就书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对此，我深以为然。我觉得，中国民间以公民行为书写历史的另一项可能创举应该是：收集和公布一九五七年反右人权灾难中造成的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名右派的名单。这中间，错划右派被改正的为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当局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为九十六名。我深知，成就此业，殊非易事。但是，比起让当局公布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名右派的名单来，还是要可行得多！须知在嘴上挂着“公平和正义”但却很不讲理的当局眼里，连公布五‧一二四川大地震遇难者名单，甚至连公布王家岭煤矿三十八名死难矿工名单这样的事，都像是犯了顶级大忌，断不可为啊！
在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想坦率地说，我并不认同法国作家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中写下的名言：“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希望不在于等待，不在于“顺其自然”，而在于能有愈来愈多的国民，以主动促成社会变化的公民行为，去减轻和驱离见怪不怪的无奈和无力感，去争取公平和正义在这块土地上的逐步实现，去书写一页又一页辉映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华文明进化史。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家中
（转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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