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5日讯】（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儿时太湖里可以摸鱼、洗脸、淘米、洗菜，但改革开放后太湖严重污染，老百姓恶性肿瘤缠身。目睹家乡山水变色，吴立红站在环保前线，触动了政府的神经，成了在中国因从事环境保护被下大狱的第一人。本文图片均由受访人提供。
小时候，吴立红可以挽起裤角在太湖里摸鱼、洗脸、淘米、洗菜，但自从二十年前出现了污染企业，河里的鱼虾渐渐都死绝了，种的粮食也出了问题。本地有钱人是不吃这些的，老百姓没钱，只能“以身试毒”。之后周围开始出现很多恶性肿瘤患者。
目睹太湖污染后的严重局面，凭着对家乡环境的担忧，吴立红与当地老百姓开始自救。这就像一场战争，一个弱势群体，面对污染企业和腐败官员的强势联盟，看起来根本打不赢。对此他平静地说：“我要再现我小时候的蓝天碧水，我必定要付出代价。”
投身环保 苦难开始
吴立红向《新纪元》记者讲述了他荣获“太湖卫士”称号背后的辛酸故事。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区域性发展的时候，吴立红所在的宜兴正好在中国东部，算是中国的明星，其中苏南模式是“先发展后治理”。这为持续发展埋下了一个隐患，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是得不偿失的，拚命把工业和经济指标搞上去，而忽略了环境承受能力。
吴立红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投身太湖环保的，当时他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把污染企业关掉、或者让他们上环保设备。但后来越扯越糊涂，因为环保在大陆演变成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吴立红开始从事环保事业时还没有环保局，那时叫城乡环境局；中国也没有一家民间环保组织，随后才陆续出现。目前已有二千多家政府和非政府的民间环保组织。多年来他一直在申请，可根本就得不到批准。他曾经希望那些有机构却不干事的人把名称转让给他，但人家不同意。他站在环保前线，触动了政府的神经，成了在中国因从事环境保护被下大狱的第一人。
“红河、黑河、蓝色的多瑙河”
吴立红告诉记者，太湖面积二万三千四百公顷，湖域范围覆盖江、浙、沪，周边城市化水平高居全国榜首。随着经济的发展，太湖水质污染也日益严重，祖祖辈辈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吴立红心急如焚。他说，每年有五万吨生活垃圾、八九亿吨各类废水不经任何处理排入太湖。太湖在十年内降低一至一点五个等级，流经的几条河也臭不可闻。当地人将这些被污染变了颜色的河，戏称为“红河、黑河、蓝色的多瑙河”。
他说，太湖边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大的运河，“七十年代我们这里的居民可以在河中淘米洗菜，而如今沿岸大大小小的工厂排出的污水使它面目全非。”“在苏南区，数千家化工厂沿太湖流域一字排开，这些企业和它们的三废，说的更准确一点是三毒，从来不经处理，就直接向太湖排放。这种严重污染水渠的行为，从未有过收敛，河道中经常可以看到漂浮的死鱼死虾，水质当中苯、砷、铬、汞、银俱全。我们这里井水、河水、自来水均有毒，有时空气阵阵恶臭，呛的人流泪咳嗽。”
“果树受到污染，结出大量畸形怪果。”他说，这里一发病就是肝癌、肺癌，恶性肿瘤，以昔日风景如画、富裕的渔米之乡周铁镇最多。当地医生说，送出当兵的已经没合格的了，因为他们的肝脏都被污染了。
接举报 温家宝实地考察 胡锦涛作批示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日，吴立红与一位老先生联名写举报信给温家宝，同年九月三日温家宝来周铁镇视察。正因为此，他隔年就受到调查。“当时我们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李广廷（音）副处长和周光荣主任等一帮人亲自到我家调查总理批示的事情，然后他们不真实的向上汇报，而且还在环保局的网页上公开侮辱我和那位老先生。
那个网页我本来想叫公证处公证下来，要起诉他们，然后他们很恐慌，就把这个网页关掉了。”吴立红接着说，“在零二年七月十日，有关领导经商量以后，安排我到宜兴市环保局，举行四级政府听证会。他们说：“你们讲环保，二千多家企业活不了，政府也受不了，只能把我养着。然后让我到镇文化站去上班，我在那个部门上了二年班。”
零五年吴立红上书胡锦涛，反映太湖流域污染的一个概况，牵扯到江浙、上海一带。他说：“胡锦涛看过后下了一个批示，而江苏省环保厅汤正亚（音）处长调查的时候断章取义，向上面说我谎报。他们政府要脸面、要政绩，还是照样欺骗，一级骗一级。”
举报当地腐败 爆炸案责任人至今逍遥法外
吴立红指出，总理来过，总书记下过指示，他自己还带全国人大的人查过，新华社也发过内参，中央电视台也做过深度报导，有关专家也开过论谈会，做过项目研究，为什么没用？他总结道：“这里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腐败。”
因此他在关注环保的同时，又开始举报当地腐败。零五年当地发生了一个惊天大案：污染企业“江苏天音化工厂”违法生产炸死七人伤十一人，当时国内大媒体都报了，认为该企业老总将受到严厉处分。
吴立红说：“实际上该老总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据说他用五、六千万打通各个环节。我追查到公安局，公安局说交给检察院了，检察院说他有癌症，我说：‘你有癌症有什么证据’？这个老总在地方保护主义下，继续消遥法外，健康的很，而且还是我们地方上的人大代表。”
他去当地检察院问这个案子怎么处理的，“我三年监狱都出来了，这个老总生龙活虎地活着，而且还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我还说自己关在监狱三年里，他那个厂又出事情，有关媒体都已经报过了，他们不回答我。我说我要见你们检查人员，他们说没空，不想见我。”
得罪权贵方 被暴力逼供取证
零七年四月七日，地方权贵找吴立红谈话，双方发生语言上的冲突，吴立红表示要揭露他们。四月十三日晚吴立红被抓。对方人数众多，没开警车没穿制服，没出示任何证件，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吴立红披露，被抓进去后，宜兴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安全委员会主任黄红光说：“吴立红，搞你是我们公检法三家的领导根据市领导指示开了两次碰头会，我们要把你的案子判成铁案，叫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说我勾结反华势力，颠覆政府是间谍罪：“你带个外国人怎么说的，什么时候来的，怎么认识的，接触那些人，什么时候离开的……要交待的详详细细。”
“我想不起来，他们就用刑，折磨我五天六夜。当时我那个大腿肿的像那个小水桶一样，一按可以放进一个中指。他们用姆指粗的柳条在我背上猛抽，抽的我浑身是血印子。然后手被铐着用香烟烫，我浑身虚脱、天旋地转。人家四十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就不行了，我是五天六夜。他们说你想不起来，就按我们所说的写一份东西，然后我按他们所讲的东西写一遍，然后就按我的手印作为口供，就这样暴力取证了。”
公安还威胁他说：“中国法律是讲究证据的，我们打你，在这个二十平方的小房间，而且是橡皮墙，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谁帮你作证？你把事情再讲出去，我到你家里面，放一包海洛因，判你十五、二十年以上。或者给你打一针，讲你是心肌梗死、脑溢血死，我们有医院的证明，你家人、律师、记者来闹也没用。”
吴立红的律师提出要见他，被重重刁难。一直等吴立红的伤养好了才让律师见，见面时拘留所还监听，旁边有人记录。
吴立红在拘留所被关到三个月时，七月十日宜兴市公安局长程国强（音）找他：“吴立红，这次我们领导想放你出去，但是，又怕你出去继续举报这些腐败，把当地的一些事情讲出去，关键要看你的态度配不配合？能不能低头写个东西？”我说：“不行，你最好不要放我，我出来就要告你。”他说：“你真的不写的话，你真的要去做冤枉牢。”吴立红将他臭骂了一顿。七月十一日，他们变更了起诉他的罪名：先是敲诈后来是诈骗。
吴立红介绍说：“因为我关在宜兴市公安局二百多天，上来说我向中国大的媒体跟国外的媒体曝光太湖污染，向周镇和宜兴市政府有关部门施加压力，然后敲诈四万块钱。他们还请了书法家模仿我的笔迹，最后这事他们没搞成，因为这种说法传到社会上都出笑话，一个老百姓怎么会去敲诈一个政府？这就像一个小偷去敲诈公安局一样，那可能吗？这个事情越传越大，媒体也知道这事情，它们就撤掉了。然而它们还是用原来错误的方式在当地《宜兴日报》登出来了。”
戒备森严的“公开”庭审
零七年八月十日开庭，宜兴市关注此事的群众代表有的被控制，有的被安排到景区去游玩。法院外面贴的公告说公开庭审，而吴立红的父母都没能进，只让他妻子进去旁听。这个像影剧院一样能容纳二百人的法庭，“被市领导、市政府三套班子全部坐满了，就是见不到我们的群众、见不到社会上的民众、更见不到记者和我的家人，只进去我的爱人，我提出要当局举证，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证人，这是很可笑的，告我的人我一个都没见到，你开这什么庭？他还让我们地方上一家媒体说公开开庭，这是很可笑的。在法庭外面，美联社、《纽约时报》、法新社，包括我们国内很多媒体都无法进去，记者们都相当气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是警车。”
监狱特别对待的特别人物
监狱中五、六千犯人，吴立红与众不同。他觉得自己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起来了，他说：“所有的犯人不能跟我讲话，谁讲话就打他们，把他们的奖励拿掉。我上厕所也是四个人看着我，前后各两个。还有两个摄像探头对着我，二十四小时盯着我，晚上有两个强光灯，专门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热水瓶，然后坐在我旁边看着我，他每天写一张纸，今天吴立红说什么话，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讲了哪些话，每天都有纪录交到干部那边去。有专门的两个民警看我。其他犯人都没有的。他们从早上六点半干活，一直要干活到晚上九点，很辛苦，犯人根本没有人权的。”
他提出来要求干活，他们不让。“因为一干活，几千犯人都认识我了。但是我不干活，里面六千犯人也都认识我，因为我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别人觉得奇怪。”
吴立红原以为在里面好好干活，获得行政奖励可早点出来，早点为自己冤情申诉。这种想法遭到了所有看管他的犯人们的嘲笑，他们说：“你太天真了，你不交钱怎么会给你减刑呢？除非你去车间闷头死做，但减刑也给得少。”因此三年监狱，吴立红尽管拿到了行政奖励，但却一天都没减掉。
他说，在监狱里面吃的米都是变质的米，油基本都是地沟油，用的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生活条件很差，根本没有人权。
出狱后依然遭严控监听
吴立红三年后走出监狱的大门，但地方权贵对他仍然高度戒备，手机二十四小时被监控，电脑被国安处理过。北京大学一些老师原计划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二十六日二天在无锡举行“太湖环保论坛”，邀请了好多专家教授和国外的学者。二十三日吴立红接到电话，他被邀请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但第二天他收到短信说：“当地公安已经介入大学阻扰这个活动，因此相关会议取消了。”
吴立红表示，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他独自一人在太湖流域怒吼。但环保的信念一直在支撑着他。当地有老干部也鼓励说：“不要以为他们胜利了，整天派人把你关在监狱中，在家时一辆警车、一辆摩托车跟着你，其实他们是最大的失败者，他们失去的是民心。”
吴立红表示，自己被抓进去后看到渣滓洞、白公馆式的拷打，根本就漠视法律，是人治。当地宣传部的人跟他北京的朋友接触时，坦承在零七年抓他期间，在网上充当枪手搞他：“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为了饭碗、为了完成领导的任务，只能这样瞎搞。
为了环保，为了太湖，吴立红遭到了很多打击和压力，甚至是三年的牢狱，但他没有后悔。
吴立红表示，为了环保，为了太湖，他遭到了很多打击和压力，甚至是三年的牢狱，但他没有后悔，只是感到生活在这个体制下很悲哀。他说：“环境保护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事情，也是我终生的信仰。我要再现我小时候的蓝天碧水，我必定要付出代价。我希望坐了三年的牢，能够推动某些环境方面跟法律的进程，我还是值得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最大的追求。到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不后悔，我感觉活得很充实。”
他表示不可能背着黑锅离开人世。他说：“首先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然后我要得到赔偿，第三我要追究有关领导违法的法律责任。”
令他欣慰的是，他的辩护律师曾跟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就要帮你打这个天大的冤枉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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