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就业中心提议我从事清洁工作的。一切发生得太快，我其实还有点搞不清楚状况。我在二○○九年三月初正式登记失业，心里并无明确的想法。
以为将来一定会有几个工作机会，在作决定之前也会有时间加以衡量。总之，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第一次面谈，才短短十来分钟，咨询人员便以理性的口吻对我说：“关于你想进入职场的个人计划，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往清洁专长方面找。”
我刚听到自己应了一声“好”，咨询人员已经拉起我的手用力握了握，一边带我走向出口。就这样，结束了。
登记当天的十点四十五分左右，我和另外十四、五人在康城八家就业中心的其中一家等候着。
人很多，但鸦雀无声，一种忧虑、凝重、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安静，放大了每个声响。
每样事物的存在仿佛都是为了制造某种淡淡的不舒服，让人一点也不想安坐，甚至除了办理手续所需要的时间之外，一刻也不想多待。
整个中心是间大厅，同时兼做服务台、等候室与处理事务的电话间。
此外也可以在这里上电脑看看有什么工作机会。这些功能之间并没有任何隔板隔开，无论办什么事都得站在和人一样高的窗口前，人就好像在颜色单调的墙壁之间随风飘来荡去，就连咨询人员也是一样。
他们也没有椅子或办公桌。每个人好像都尽量避开唯一能坐下来的地方：几张设置在一个萤幕前、以金属条焊接在一起的椅子。
萤幕上不断播放着一支就业中心的影片，并以唱儿歌的语调反复地说：“你有权利但也有义务。你可能被除名。”
有些日子，风平浪静，等候的队伍顺利地往前推进没有冲突；有时候，则可能会有人突然大发雷霆。今天早上，发脾气的女人就排在我前面。
不过一开始还算冷静。“我接到通知说有一个餐厅服务生的工作，一天几个小时，地点在康城隔壁的一个市政府。你们跟我说：‘你条件完全符合，会优先录取。’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两个月后，我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结果他们录取了另外一个人。”
她提高了声调，“可是那个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另一个人──取代我的那个，不是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并不适合，所以前一个人──打电话给我的那个──要我再来一次，因为最后工作还是会给我。”
窗口的咨询人员解释说她找错地方了。“我们这里并不管雇用的情况，我们只负责为雇主和应征工作的人牵线。”
周遭的人开始不高兴了。大家窃窃私语说这个女人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接着换另一个人发脾气：“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一名年轻人抗议道：“要是每个人都像这样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会变什么样？”
那个女人完全不在乎，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事。“我是在这里看到征人启事的，所以你们要负责。我要跟你说发生了什么事。到最后另外那个人没能做好，他们就想：那只好重新联络第二人选，那个老女人，也就是我啦。”
我看着这个“老女人”素着一张脸、发髻挽得整整齐齐、名牌运动裤烫出一条折痕，一手紧抓着黑色漆皮包。她应该比我年轻得多。
就业中心的人一再对“老女人”说她得去找雇人的市政府。但她似乎一发不可收拾。“结果他们雇用了第三个人。”她大大吸了口气，再次开口时声音更响：“我有哪里比不上她们？”这时已经呐喊起来：“我－需－要－工－作。”整个中心顿时停摆。
影印机朝空中射出白光，最里面的电脑上方也开始探出一张张脸来。此时只听到响个不停却无人接听的手机，和影片中单调的声音：“你有权利但也有义务。你可能被除名。”
在场的人仿佛被催眠似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被妇人甩前甩后的黑色漆皮包，就像盯着网球赛的球。
忽然有位咨询人员从走道上冒出来，用宏亮而冷静的声音安抚她，并将她拉到一旁，远离等候队伍。
这位咨询人员只能想到一件事：万一她身藏武器呢？ 他经常和同事说起这个。
他们常说悲剧总有一天会发生，总有一天会有人跑进中心来把他们痛打一顿或是朝他们开枪，到时候会死人，可能一个也可能好几个。
这些时候，他脑海里总会浮现一个画面，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高中生在学校大屠杀后的景象。
一样是苍白的墙面，只是染了血；一样是四脚过于细瘦的椅子，只是东倒西歪；一样是一尘不染的地面，只是尸横遍野。播报员形容为“杀戮”。
咨询人员看着这个老女人。她此时头发有些凌乱，脸上有几处红斑，一脸茫然像刚被叫醒的人。他用机械化的口吻说：“这位女士，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资料。”
他想起前一天也说过同样的话，对象是同样怒气冲天的一名年轻女子和一条狗。前几天，在东部某地，听说有其他同事被某个求职者关起来。
就业中心里的意外事故愈来愈多，有一本名为“安全手册”的特殊册子已开放索取。
这一切不会有好结果的，该咨询人员十分肯定。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在妇人的资料上，好像一时弄不清状况。
这时候妇人说话的声音变得沉浊、机械化：“先生，我把我的识别号码和个人密码告诉你。”“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吗？ 你知道你所属就业中心的名称和为你服务的人的姓名吗？”“当然，我每次来都把文件准备得很齐全啊，先生。”@(待续)
摘编自 《资深记者化身底层阶级180天》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