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方晓综合报导）15年前的今天，1997年11月8日，中共当局举行“长江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三峡工程正式在巨大争议声中强行上马。事实证明，中共宣传的三峡工程“具有防洪抗旱、发电、航运、环保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并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实现，相反，由此引发的各种用途之间的矛盾、移民、生态环境遭破坏等诸多问题，却证明三峡工程“弊大于利”。今年5月，中共首次承认三峡工程存在问题，但拒绝对此承担责任。
三峡工程论证20年闪回 江李等力主工程上马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上，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宣布大江截流成功。之后江泽民在讲话中称，大江截流成功，标志着三峡水利枢纽一期工程顺利完成，转入二期施工。
三峡工程全称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因位于长江干流的三峡（即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河段而得名。三峡河段全长约200公里。三峡工程计划总工期17年。
据南方报网报导，关于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那场著名论证始于1986年6月，由原水利电力部组织，分为14个小组，共412位专家参与，历时3年。同这场论证一同记入史料的，还有拒绝在论证报告中签字的9名专家。如今，9位专家的姓名已鲜为人知。有些专家目前已过世。
在三峡大坝拟议修建之初，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从地质、环境、生态、军事诸方面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他预警了三峡水库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并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因此，他不被邀请参加三峡工程论证。
黄万里先后三次致书时任中共党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根本不可修建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他回忆，共给当局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给美国总统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痛心疾首，晚年病重弥留之际，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2001年，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
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表决三峡工程议案，来自台湾彰化县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黄顺兴要求公开发言，表达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但不被理睬，黄顺兴当场退席。
通过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所披露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内情，外媒将三峡工程的论证比喻为“科学沦为政治的婢女”。
据披露，三峡工程第一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结论是该工程弊大于利，因而不为中共当局所喜，于是以评价过程中的一个程序瑕疵为借口否决了整个报告。第二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不是在另行调查的基础上重新撰写，而是片面地选择性利用原有的调查资料，在短短的6个月中就完成了分析、报告书写、上报审批的全部过程，结论却成了利大于弊。
20世纪80年代，赵紫阳就曾向邓小平谏言三峡工程对中国的诸多不利因素，也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此而持反对态度。可邓小平却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工程，正因为民主党派人士的反对才要修建，以此来显示共产党“绝对权威”的政治统治地位。李鹏是这场内斗中的一个棋子， 而江泽民为捞取政绩，直接推动了三峡的修建。
三峡工程议案最终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通过，反对票和弃权票之多，在中共建政后投票史上是破天荒的一次。知情者说，当年坚决要建长江三峡水库的是邓小平、江泽民、李鹏、钱正英等。
1993年1月，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由李鹏担任主任。三峡工程在一片争论声中上马开建。
地质灾害不断 可能引发地震
多年关注并推出系列三峡组合报导的大陆记者赵世龙的博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揭示三峡工程的修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三峡2003年成库蓄水仅三个月，川鄂多口被废弃的古盐井爆发天然气井喷；同年底库区发生地震；三天后巴东发生举国震惊的天然气井喷，毒死244人。
监测结果显示，水库蓄水后整个三峡地区微震活动明显增加；接着是川东百年不遇的大旱，酷热天气创记录，达摄氏45度，守住长江黄金水道的重庆地区八百万人饮水困难。但中共当局称这些灾难与三峡工程无关。
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地震和大坝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们称其为“水库引发地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望平在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网站上发表的报告显示，这个地区在2006年9月蓄水水位提高后的七个月里，有记录的小型地震多达822次。
专家：三峡工程防洪效益被夸大
三峡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大坝坝顶总长3,035米，坝高185米，设计正常蓄水水位枯水期为l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
2008年三峡水库首次175米试验性蓄水时，曾导致重庆市大量桥梁、道路被淹，并诱发大量滑坡等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21亿元。
2009年三峡工程完工后，2010年3月原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瞭望》杂志采访时表示，希望来场大洪水，检验一下三峡工程。
2010年7月中旬，长江流域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场洪水过程检验了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王维洛的结论是：纵有三峡工程，长江洪水依然呈凶狂。三峡工程没有达到工程目标，防洪效益被夸大。
王维洛表示，三峡工程防洪效益低的原因是防洪库容太小。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221亿立方米，是错误计算的结果。中共御用专家张光斗在给国务院的信中，也谈到防洪库容计算错误的问题。只是决策者不愿把错误公布于众。
王维洛还表示，1981年四川、重庆洪水时，洪峰比这次洪峰更大，但并没有导致长江中游沙市或者武汉的洪灾。这是因为长江三峡河段本身有很大的自然调蓄洪能力，能够吸纳上游洪水。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减去消失起码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净增加只有119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
长江流域罕见旱灾 生态环境遭破坏
2011年3月，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的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出现干旱，处于历史同期的最枯水位。5月以来，长江流域多省遭遇数年来最严重干旱。长江枯萎水位太低，航道变窄；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萎缩成沟。一时间民怨鼎沸，三峡工程再次陷入激烈争议。
洞庭湖水体锐减，比历年同期平均面积偏小六成，湿地生态受到严重影响。而在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000多亩水面只剩下1,000多亩，鄱阳湖湿地9个子湖中已有8个干涸。原本一望无际的湖面变成大草原。
大面积水生植物面临灭顶之灾，位于鄱阳湖的大湖池是每年越冬候鸟栖息的核心地区。鄱阳湖周边的农田都是干枯的状态。湖里的死鱼随处可见， 5月20日，湖底裂痕10公分以上，鱼类、蚌类、植物大面积死亡，湖底可以行驶汽车。
三峡大坝也进一步威胁着长江濒危鱼类的种群繁殖。长江生态系统也在不断退化，物种减少、国宝白鱀豚难觅踪迹，长江鲥鱼不见多年，中华鲟、白鲟数量急剧减少。长江流域天然捕捞产量从1954年42.7万吨下降到90年代的10万吨左右。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态学家和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刘建国(音)在广泛研究了中国的生态多样性后指出，由水库蓄水所形成的洪水威胁着这些物种超过400处以上的栖息地。
在被大旱笼罩的长江中下游，遭遇劫难的还有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洪湖，世代以湖为生的渔民遭遇最严重的生活危机。而洪湖所在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该省民政厅的通报称，全省有千余座水库水位跌至“死水位”以下，水库有效蓄水基本用完。
民众称，当时武汉温度35摄氏度以上，湖北大旱已属50年一遇。三峡工程上马论证时，有说建成后可成为一个调节气候的大空调。但似乎反了：冬天吹冷风，夏季来热气。干旱时水库蓄水，大涝中开闸泄洪。重庆人说，山城从来无洪涝之虞，但近年屡屡水漫主城，水深火热。
更严重的是，“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防洪形势依然严峻。长江干流水质局部污染严重，整体呈恶化趋势”，中科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显示。
报告说，长江干流存在岸边污染带累计达600多公里，岷江、沱江、湘江、黄浦江等支流污染严重，超过40%的省界断面水体劣于Ⅲ类水标准，90%以上的湖泊呈不同程度的负营养化状态。
此外，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王维洛表示，当三峡工程运行30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
“三峡工程真正实现的是发电”
2011年5月20日赵世龙为他四年前的博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所作补记表示，三峡成库后，已经多次出现了逆调节现象。2010年全流域洪水，三峡水库只能顶三天左右，就不得不大开闸门泄漏洪。三峡总公司只会首先考虑自己大坝和电厂安全——旱季缺水它要关拦强蓄不愿加大流量下泄、洪季它要降低水位（预留库容防洪）加大泄流。所谓旱季蓄水，下游干得见底；雨季泄洪，下面冲得七荤八素。
王维洛的文章也指出，三峡大坝的几个功能矛盾也非常深刻，顾及发电就顾及不了防旱，顾及大坝安全就顾及不了下游防洪，所以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三峡建设总公司矛盾重重，互相打架，大旱大涝临头，谁也顾不了谁。
大陆水利专家明确指出，祸端出自三峡大坝——为了发电、为了经济利益，逆向调节长江中下游的水流量等。而发电的负效应是藻类大爆发，漂浮垃圾堆积成岛等。
中共水利部某司的一名官员对大纪元表示，进入三峡总公司的水就是钱，它要用水发电，这是三峡工程的主要功效。
王维洛撰文表示，三峡工程并无中共国务院所称的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的只有发电。赵世龙在“三峡补记”中指出，“利益集团谋算上这个项目时，就心知肚明三峡工程基本就是为发电而生”。
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
王维洛表示，目前三峡总公司每年发电的收入为200多亿元。到2010年仅中国百姓从电费中缴纳的三峡基金（包括其后续基金）已经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超过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一半以上。但是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已经被私有化，全部发电利润属于一个股份公司。三峡工程的一些决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则是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
他分析，国务院把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摆到台面上的原因是“要钱”。要完成规划的目标，需要的投资或为1,700亿元，或为3,000亿元。这笔钱由谁来出？中国政府不会用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来支付三峡后续工作的投资——这样会侵害利益集团的权益，而中国政府则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表。因此，由老百姓继续为三峡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买单，成为中国政府的决策。承认不利影响，为的是收钱有名。
中共首次承认三峡工程部分问题
中共御用专家们宣称“三峡大坝的防洪功能是第一位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洪水的威胁”。它是“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生态补水等综合效益的巨型水利枢纽工程”，这些牛皮一一吹破。
2011年5月18日，中共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之一为：妥善处理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实施工程整治，稳定河势，加固堤防，改善航道和取水设施功能。实施生态修复，优化水库调度等。
王维洛则表示，从“和三峡工程无关”到有条件地承认一些不利影响，这绝不是中共承认了建造三峡工程是错误的决策。国务院并未指出三峡工程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问题的后果是什么？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大陆网民强烈要求把黄万里教授当年反对在长江三峡造水库的报告在网上公布，并组织和邀请国际一流水利专家来中国大陆调查和讨论。同时，大陆掀起一场回顾三峡大坝从论证、通过到建成的“问责”风潮。网络上也不断有博文揭示三峡工程建造过程中的历史片断 。
作家戴晴的文章写到，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是三峡工程上最为中共所倚重的专家。谈到防洪他说：“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移民代价沉痛 人数至今是谜
三峡大坝于2009年正式启用，水库淹没了湖北、重庆两省市20个区市县的277个乡镇，至于庞大的移民人数到今天也没有准确的说法。一份调查报告中指称，地方政府为落实中共中央指示，坐视移民困苦，对移民原来房产的作价、搬迁费与建立新居的费用的估算，都是按照1992价格计算的。
一位重庆丰都移民称，只有极少数的移民被安置，绝大部分的移民只取得了极低的补偿款，至今过着穷苦借贷的日子，遗留问题迄今未解决。从重庆巫山县移民的刘先生的房子，于2002年被政府出动公安等人员强行拆毁，之后政府仅补偿7,000元人民币，失去赖以维生的田地，仅靠政府每月发放的95元救济金过活。
一位三峡移民在网路上表示，他是2004年从重庆移民到江苏，令他难解的是：同是三峡移民，补偿款不一样，而且不同县补偿金额差距很大，重庆开县和重庆云阳县的金额就不一样，他说，这其中见了不少黑暗的一面，都是弄虚作假。
王维洛在2008年发表的“三峡工程移民人数超过世界上163座最著名水库的移民人数总和”中指称，官方公布的三峡工程移民人数比较混乱，2006年底，公布完成的移民人数为120万，2007年有报导说实现移民140万。同年重庆市防洪部门发表通知，指出如果三峡水库防洪还需要紧急移民36万。
2010年1月中共官方媒体中的《中国日报》英文版，援引重庆市万州区一位官员的话说，移民工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恐怕至少还要有30万民众需要迁徙。所以具体真实的移民数字，至今仍是个谜。
《三峡工程报》报导，在巫山县南陵乡活跃着专职的“拆除工作队”，他们不仅巡回村社将政策法规宣传到户到人，同时对一些抵触情绪大的“钉子户” 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
中科院三峡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在万县五桥区也作了一项跟踪调查，那儿不仅移民人均土地减少，收入下降，接收了移民的当地居民也面临同样的困难。中共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信访局在2009年3月曾把三峡移民安置的现状总结为：“农民无地种，职工无工做，移民无出路”。
三峡工程投资金额谜 贪腐曝光冰山一角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三峡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1,849亿元人民币，其中枢纽工程798亿元人民币、输变电工程358亿元人民币、库区移民工程693亿元人民币。
2006年，三峡总公司负责建设的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相继开工，但三峡总公司一位原负责人告诉大陆媒体记者，仅仅移民安置费用标准，就比三峡工程高了数倍。
一位大陆学者在三峡库区做调查研究时，一位乡镇级的移民干部对他抱怨说：上面要求我们尽快把移民移走，但移民经费总是不能到位。有时一拖就是一年。移民被动员把房子拆掉了，但我们拿不出钱来付给他们。
负责移民被公认是肥缺。重庆丰都县的国土局长黄发祥因贪污移民经费实在太多被法办。万州移民局的一个小出纳王素梅因挪用移民公款搓麻将赌博不得不在万州监狱度其余生。当朱镕基从李鹏手中接管三峡建委主任后，一再警告大小官员们谨慎行事，三峡移民经费万万动不得，称其为“碰不得的高压电线”。
被“移民”的百姓失去家园后正在贫困线上为生存而挣扎的同时，新华社《每日电讯》自爆，三峡工程贪污、私分、挪用移民资金5亿元。有学者说这只是三峡工程黑幕冰山一角，这5个亿淹没在上百上千个亿里。在1989年，金融专家本来已经算出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不会少于5,900亿，北京的知情人说：“没有10,000亿绝对拿不下来，到时候看吧！”
三峡工程总体思维错误：人能胜天
王维洛强调，中国人对自然的索取太强了。这么大规模从长江取水是不行的，三峡工程的总体思维是个错，认为人能胜天，人调节水比老天调节得要好，这和古人的思想是两样的，比如都江堰是顺势调水，不是人为的建个大坝来控制，三峡工程上马后，各地兴起了建大坝的风潮，当到处蓄水都遇到像三峡这样的问题时，下游缺水就不能想像了，现在丹江口水位已经降到死水线下了，就是说，丹江口水库不能给湖北省抗旱提供任何水源。
有学者指，三峡工程导致流域生态破坏，物种消失，产生地质性灾害如引发泥石流、干旱、地震，多数的生态破坏不能逆转。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但产生新的物质竞争，资源争夺，对地区安全带来新的隐患。经济利益如果建立在环境代价之上，这不代表社会进步，而是无知。
谁为三峡工程烂摊子承担责任？
三峡工程开工至今，随着各种问题逐一浮现，专家、官员近年来纷纷与三峡工程保持距离。当局对工程的形容也从2003年的“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到2007年的“可防千年一遇洪水”，到2008年的“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到2010年的“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
对于三峡工程的“弊端”中共高层应该很清楚。当时的党魁江泽民把最后的通过建三峡大坝权交给中共“橡皮图章”——人大委员会来表决集体通过。67%的赞成票是直至当年人大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王维洛指出：“他们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已经为这个错误结果准备好了后路。他们已经为自己留下了一个逃生计谋。”
根据法律，全国人大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有豁免权的，不用承担责任，哪怕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三峡建委主任李鹏离任后出版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声称“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订的”。随着三峡大坝下闸蓄水后的负面影响开始浮现，李鹏让功之言，被质疑是卸责之举。
而在2003年6月三峡大坝合拢时，出身工程专业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没有出席仪式，也被外界认为是不想接手这个烂尾工程。
王维洛表示， 真正承担责任的专家迄今为止一个也没有。三峡工程中有三个人至关重要：钱正英、张光斗、潘家铮。
三峡工程上马不久，钱正英表示，尽管三峡工程已经上马，但他们很担忧三峡工程将来可能会出现问题，特别是移民、泥沙淤积、生态环境问题；张光斗99岁生日时，在今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将他自传中参加黄河三门峡工程和组织三峡工程从简历中抹去；潘家铮在同学会上说，对于三峡工程他临死之前会给大家一个交待，好像有很多难言之隐。
陆钦侃（2011年4月11日逝世）追思会上，有一副对联写着：邓小平，李鹏，钱正英，张光斗敢做不敢当，虽然现在国务院承认了三峡不利的影响，但从没有说谁来为这个不利影响承担责任。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