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22日讯】乌坎土地维权抗暴无论有多少历史局限，那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事，不是我们这些被中共各级宣传部刻意用文化教育克隆出来的苏联心现在能够说清楚的。我们这些市民只有电脑格式化般重装C盘似的，清除脑中的党文化病毒并重装中国“天地人”三才（道）的“和为贵”道德伦理观念，才能真正认识和尊重农民。
我们的心要和乌坎乡村的渔民一起跳动，这就必须清除脑中来自苏联的党文化病毒。想想看，我们跟随历史、政治、语文老师骂中国宗族传统，以地主阶级、封建迷信等政治概念，以族权、父权、男权压迫中国人的荒谬判断骂，结果呢？我们困难时没有了宗族的支持（我父亲是宗族支持上大学的），挨批斗时没有父亲坚定地站在身边说“孩子，好样的，决不要做违心的检讨，大不了一死”，女人月经时依然要昏沉沉、软塌塌地去上班也没有男人说“今天就在家，别染上病。”
每当政治运动来临，一家人都成了党的奴隶，必须听党的话批父亲斗妻儿，等等。从1950年到今天的62年，我们“听党的话，跟毛主席（邓总设计师、江总书记、胡总书记）走”，突然发现我们已经没有祖先们享有的选择几百人养一个官、不违心参与政治运动等国民权利了，突然发现我们必须花钱买脑残（接受唯物史观斗争邪说的党文化历史和政治教育）甚至几十万、百万千万地买房屋50年或70年的租借权，发现这一切时，我们哀叹“胳膊拎不过大腿”认命，骂炎黄文化让我们这样屈辱以减压，继而做猪儒能够不难受，还以为骂是英雄行为。
可乌坎这些伏羲后裔、神农后辈让我们羞惭。他们比我们更迟才发现自己的悲惨处境，发现没地就意味着要做猪狗不如的生活了，他们马上起来上访，上访被忽悠就抗暴，抗暴赶跑党村官之后，他们就自己选举村官管理村庄。他们不懂亚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鸠的政治学理论，他们也不知道去找孙中山似的领袖来演讲动员村民，依靠妈祖信仰、长辈教训、宗族传统自发地就实现了共和自治。
据香港记者进村了解到，原村委会成员已于12月4日全部撤逃，派出所所有人员也于9日跑光。乌坎村没恐慌，村民自发选举临时代表理事会。全村47姓1.3万人，各宗族按人口多寡，各自推出1至5名候选人。百多名候选人然后相互投票，最后选出13名村代表，成立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由村代表杨色茂担任临时理事长。一名代表林祖恋接受媒体提问时，有如发表民主宣言，他说，乌坎的民选村代表模式已经成为全国范例，“不止其它临近的村，我知道更多村准备响应，也希望全国有公平的公民选举”。能嘲笑这样的农民吗？
决不能。嘲笑者是些知识偏狭的苏联心的假中国人，真正美国化了的华裔对乌坎这些农民也决不会嘲弄和讥笑，他们懂得尊重力所能及做了自己的事的人。的确，他们没有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他们实行共和自治，以行动回应了中共所谓“中国人素质不行，还不能搞自由选举”的污蔑，打倒了乌坎共产党。的确，林祖恋代表没有豪言壮语和高谈阔论，但他切实是大陆真正的公民代表。
这样的乌坎农民，我们市民能嘲笑吗？决不能！相反我们要给予足够的尊重。是的，他们或许不知道哥白尼，不懂开普勒，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懂得的打渔知识、妈祖信仰和宗族传统，开普勒也不懂。花各有色香，不能人为强开一种。
薛锦波家属断然拒绝了当局一千万元的“买命钱”。这就是说，没有被中共彻底洗脑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他们有真正做人底线和尊严。我们给自己启蒙，就是要正视乌坎以及中国农民在维权抗争中不断展示的东西。
启蒙在中国大陆首先是知识界（也即我所说的市民）解放自己的心智，从西方极权主义统治的洗脑宣传中脱困，“用自己的理性自由地思索和追求！要做到这一切，先来审查你自己是否有自己的独立的灵魂，在未成年状态，你是否还有辨别事物的能力。”结合乌坎起义，我给予具体地补充，启蒙主要是大陆市民对中共历史、政治、语文教育和广播、影视、戏曲强加的对中国部族、宗族、家族、皇权等传统的认识，要以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的理性怀疑精神去全盘审视，基本否定。
用中共的视角看乌坎，乌坎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它必定要镇压收回统治权的。然而回顾五千中国传统甚至七千年，农村都是部族、宗族、家族自治管理。中共1950年在大陆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倒行逆施，理性的成年人都理应知彻底否定。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市民，承认中共的统治权而否定历史，是必须自己走出来的童稚朦昧状态。请问市民，如果农民也要买房屋租借权，中国还有明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