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辉:中共领导人能向死难学生长跪谢罪吗?

周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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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6月03日讯】二十二年前,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群忧国忧民的学生集会示威游行并绝食和平抗议。面对学生和普通民众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中共政府却挥舞起了屠刀,下令全副武装的野战部队开进北京,并用机枪、坦克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至少逾千人遇难。可迄今,中共无人就此谢罪。

二十二年后的今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因一牧民抗议煤矿拉煤车长期破坏草场生态环境而被卡车碾压身亡,当地爆发了学生和牧民的大规模抗议。据传,中共军队再次介入,紧张局势似一触即发。难道中共还想再度制造惨案?

不由得想起了大陆教科书中一直宣扬的“三一八惨案”。根据中共所言,该惨案是“北洋军阀武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明证”,每个中学生都要学习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姑且不说中共对于学生的镇压如何的令世人惊骇,单说说围绕“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的所为,读者们就可以品出中共及其领导人到底在哪方面出了问题。

当年袁世凯死后,军阀陷入混战。1926年春,直奉大战,日本介入,并袒护奉系军阀,同时联合美英等8个国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的国民军撤退,并撤除大沽口的防务。北洋政府外务部接到“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即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的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

然而,在北洋政府对外交涉尚未明朗之际,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鼓动下,3月18日,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四、五千人来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其后又来到铁狮子胡同(现为北京张自忠路3号)的北洋执政府,要求政府对此做出强硬姿态。

时任执政的段祺瑞当天并未上班,而在东厂胡同的家中。群情激昂的示威者并不知晓,而是强烈要求进入执政府内,面见段祺瑞本人,并递交抗议书。护卫执政府的士兵因未接到上边之命,当然是按照例行“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规定执行。因事出突然,抗议人群众多,且有示威者手拿带铁钉子的棍子抢士兵的枪支,担任守卫的卫队营长遂下令开枪(注:下令开枪之人还有其他说法),由此造成47人死亡(包括两名警察、一个士兵和若干学生)、一两百人受伤(包括枪伤和殴打、踩踏伤)的惨剧。

惨案发生之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诸多报刊纷纷谴责此等暴行,痛批刽子手。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等知名人士、大学教授,也纷纷公开谴责。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死地》等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写就的。

那么,对于属下的贸然开枪,北洋政府又是如何处置的呢?惨案第二天,上台不久的内阁总理贾德耀即宣布内阁全体引咎辞职。第三天,段祺瑞发布执政令:“……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

此外,段祺瑞执政府还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而对于舆论的谴责,北洋政府也未加干涉,而是任报章肆意批评,任民众任意评点。可以想见,当年的文章是何等的激烈,而北洋政府均坦然接受。

就在不久后的“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令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身为执政的段祺瑞在面对47个亡灵时,竟然当众长跪不起,表示谢罪。此举并非作秀,而是无疑彰显了其人性的一面。

当时空穿越,我们回到当今的社会时,我们何曾看到残忍地屠杀了学生的中共领导人有任何类似的举动?先不说下跪,就是坦诚犯下的罪过我们又何曾听到?我无法说他们已然丧失了人性和良知,但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即便杀人是错误的,但人性要服从党性。承认了错误,中共的脸面往哪里搁?中共岂不要被人民赶下台?

是以,要让中共认错,让中共领导人如段祺瑞那样长跪谢罪,在其统治期间是绝无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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