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20日讯】在前一篇文章里，简单探讨了“中共”制下“枪杆子保政权”的一些现状，其实笔者所言亦仅是冰山一角，军队内部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早已经积聚了一股“去党卫军化”的暗流，只是没有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来。
而“中共”内部从上到下，也非常清楚“血腥屠城”不可能再来一次，便如当年某位中共大佬所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只要有一个班的士兵动摇，后果不堪设想。也正是因为“中共”内那些被外界冠以“血债派”的一部分党官们，异常清醒一点，所以自“8964”以后的这二十年间，在“维稳”方面逐年翻倍的投入人力、物力，以确保不再发生大范围的“民变”，实际是在防止军内暗流涌现而导致“兵变”，毕竟普通民众的“造反能力”与军队相比还是较弱的。
回顾过去二十年，确切的说应该是九十年代那十年，被火箭式提拔的“江三代”按照“邓二代”施政方向，做了三件事：
一是消除国人关心国事的热情。在“血腥屠城”所造成的民众恐慌基础上，全马力开动宣传机器，将一切“妄言国事者”扣上“参与政治活动”、“受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此类的大帽子，短短数年时间，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封杀殆尽。
二是建立武警、国安、内保三位一体的“国产盖世太保”系统。先是成建制的将野战部队拆散、转型成旅、团级别的武警部队交由各级政法委系统调动，既能确保在“特殊情况”下及时调动，又能在国际上消除“以军治民”的影响，且因建制较小而易于防止失控。其后加大国安、内保的“秘密警察系统”建设，而这套系统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保卫国家安全，却是主要针对政治异见人士甚至是平民中“愤民”，尤其是近些年来，许多民间人士仅一两篇博文便“人间蒸发”到公安人员都不知下落的地步，皆是此套系统功劳。而在99年的“法轮功”事件后成立的“610办公室”，更是“秘密警察中的超级警察”，其权限甚至凌驾于同级别的一切党、政机构之上。
三是建立全国范围的截访连坐制。中国现有的信访截访制度，其完善的程度可以贯穿到地方村一级，如有村民上访，中央信访局不但要逐级罚款到村，甚至还要依据上访人数逐级给予政治处分。笔者所在城市曾有一家人进京上访，去了六个人，正好达到给市级官员处分的线，为了不给自身添加政治污点，官员金钱开路，上下活动，硬是将上级通报中的上访人数改成五个半（有个未成年人）。而因地方各级政府如此惧怕上访添污点，最终竟滋生了如“北京安元鼎公司”之类的民间黑社会性质的“截访公司”与地方政府签合同承包截访任务。如此产业链恐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怪异的奇迹。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在“江三代”主政期间建立完善的这些管控民众的机制，确实在九十年代为“中共”带来了自我满足的“社会稳定”，全国从上到下，事无钜细尽在相对应的“维稳单位”监管、控制之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幕锁国”开始产生反作用力于“中共”本身：
首先，当普通民众都不敢于关心国事的时候，“中共”体制内的各级官员一样也不敢关心国事、党事，都唯恐戴上“搞政治”的大帽子被“人间消失”。于是，各级官员都率先在自己心里牢记“党事 国事 天下事 关我何事”的座右铭，日积月累的结果便是一大批务实的政府官员被“靠边站”，而一大批灵活乖巧、玲珑八面的“不倒翁”纷纷占据了各级“官椅子”。等到“中共”高层惊觉“组织内部人员遍是营虚造假之辈而无实干之才，且严重缺失凝聚力，形如散沙之时，再高喊“高效务实、向中央靠拢、紧密团结”之类的口号，已是覆水难收。现如今“中共”内部各级官员，还有哪一个真正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如何的？不过是依附于现有的体制，在寻求私利的最大化而已。而现如今“中共”从上而下的党政体系，早已涣散到名存实亡的地步了。
其次，职位越高、接触面越广的“中共”官员，越清楚“中共”构建的“维稳”机制的可怕程度，世界最严密的“维稳”机制令“中共”造就成“神经最敏感”的政权与各级官员。“高压恐怖”政策给各级官员带来的恐慌其实更甚于平民，纳粹德国时期如是、前苏联时期亦如是，“中共”的各级官员都因惧怕哪次“运动”会波及自身，于是都在寻求政治体制之外的退路，近年来骤热的“裸官”现象正是说明了各级官员对“中共”前途的内心判断。
再次，由于“江三代”用十年执政期创造了“高压维稳”政局，使得民间的“怨气”不断积聚，便如高压锅关上了放气阀。在“勿论国事”的大环境下，社会基层民众既没有权力去监督国家向良性方向发展，甚至会因“建言而获罪”这样的前提下，积聚的“怨气”、丧失的信任最终被积压变质成为对“中共垮台”的盼望，便如前些时曾在网上流传的一句民众愤言：国军咋不打过来，打过来我第一个带路去抓党干部。
所以说，“中共”现如今的执政基础，其实已经是千疮百孔。“江三代”执政十年以及后来的幕后操作所建造的“黑幕锁国”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稳”作用，却也如癌细胞一样令“中共”的执政体系彻底失去了“维生”的机制。其结果呢，也恰如得了癌症的人一样，只不过看能“维持”多少时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