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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江泽民》第十二章(下)

美利坚的光荣•理想•错失(下)

(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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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7月28日讯】第六节 在自由人权普世价值上退让的后果

自由经济的原则与奴役劳动格格不入

在中共利益诱惑之下,西方对中共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在自由和人权的普世价值上不断退让,西方产业界继续面对来自中国的恶劣生产环境下低成本产品的冲击,除了我们前边谈到的外资公司买通当地官员欺压员工的案例,还有来自监狱或劳教所的零成本奴工产品。

中共统治下公安机关毋须经法院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包括因言论、信仰而被非法抓捕的守法公民)长期关押并强制劳动。2012年6月法轮功学员披露了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期间被奴役的第一手资料:

都是外面人不愿干的活:脏、乱、毒

劳教所的奴役劳动、加工产品可谓五花八门,像是啤酒瓶使用的瓶子盖、给药厂贴商标、加工手提纸袋、月饼盒、仿真动物(马、乌龟、羊等)、毛绒玩具、圣诞树、玻璃瓶、日本成人性具(劳教所害怕被曝光,此类产品只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加工)等等。这些产品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手工制作,劳动强度大,是人工密集型工作,劳教所把在押人员像机器一样对待,完全不考虑人的生理承受和需求。2、劳教所接的活都是外面人不愿干的活:脏、乱、毒。比如给大型动物玩具填一种绒子,那种材料尘灰飞扬,人坐在其间即使不动,身上都会沾满,车间长年笼罩在一片灰细毛的尘雾中,头脸皆是。在零九年前后济南女一所有个大队长年做圣诞树、玻璃瓶等(后来怕犯人用玻璃伤人伤己所以就不敢接了),那是比填玩具还要脏的,干不完时吃饭时间都要干,也不知是吃饭还是吃毒。

被奴役人员的劳动强度

劳教所一直对外宣传从不强迫劳教人员做工,并且劳动环境多么好,纯粹是无耻卑鄙的谎言!劳教所在押人员每天早上大约六点被迫开工,冬天可能延半小时(记不太清了),反正天不亮就得起床。中午、晚上各半小时吃饭时间,其余时间全在车间干活,活儿不多时一般晚上十点收工,活儿多时十一点半以后,甚至收工回到宿舍后继续做,有时到凌晨一、二点,无论多晚,第二天早上照常六点以前起床出工。

劳教所有一年四季固定不变的活,主要是缝制、填充仿真动物和毛绒玩具,这些产品一般是出口。劳教所没有任何劳务费、税等费用,所以为了填充自己的腰包还会接很多季节性的活,这些活任务量大,工期短,无形之中大大增加了在押人员劳动强度。比如过年过节时就会折叠礼品包装盒然后用特殊的胶粘起来,装特制的福袋子、叠福字等年节下用的东西,过年前的那些日子每天都干到半通宵,整个宿舍充斥着一种不知什么胶的味道。【42】

今天以产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的宣导者们都声称秉持自由市场的原则,而自由市场的原则与奴奴役劳动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为无视工人的生产环境的不公平竞争,不仅冲击其他地区的就业市场,从更广范的角度看,其产品往往也达不到所需的安全标准,损害消费者健康并进而损及制造商的声誉。另外,官商勾结压榨工人对中国本身消费市场的发展也起到了抑制作用,与全球经济繁荣的长期目标背道而驰,从中得益的只能是少数官员和商人,其代价是对环境、人权、消费者以及市场赖以有效运作的信誉的长期损害。

为获取商业利益对中共践踏人权默许纵容

为自由贸易奠定理论基石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指出:

“如果强盗和凶手之间存在某种交往的话,他们至少一定不会去抢劫和杀害对方。因此,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建造和维护这一大厦似乎受到造物主特别而宝贵的关注。”【43】

从今天遍及中国大地的不公、官员向海外转移资产、内部你死我活的争斗甚至最高层官员的家属因经济利益直接卷入谋杀来看,把这样一个政权作为亚当•斯密所宣导的自由市场的同路人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西方被中共诱惑,认为要从中国潜在的消费市场获取商业利益,必须对中共违反法律、践踏人权的行为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那么随着中共官员对法律的破坏,商业和制造业环境也将难以持久维持,只能依靠对官员行贿来弥补法规和商业诚信的丧失,交易和经商的成本也会不断上升。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述:

“如果不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任何国家的商业和制造业都不可能长久发展。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对自己拥有的财产没有安全感,对人们能否遵守契约缺乏法律保证,不知道政府是否会依法行使权力,强制所有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44】

中共经济“奇迹”帷幕后的捉襟见肘

由于中共各级官员普遍的短视和对权力、金钱的贪婪,在GDP与官员业绩、社会维稳挂钩的驱动下,其对法治的践踏、对环境的破坏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在经济领域也已经突显出来。让我们透过中共宣传的所谓经济奇迹的帷幕,看看其捉襟见肘的实质。

这些年GDP持续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的。这种低效率的运作模式对资金的严重需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因为沿海出口行业遭受打击而变得尤为突出。工商银行行长2010年4月在《21世纪经济报导》撰文指出,从内地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看,中国宏观经济有必要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银行需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充足资金支援。【45】而维持每年8%左右的GDP增长率并不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而是出于担心因经济放缓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政治考虑,不得不斥之于信贷扩张,不惜工本地以债务换取经济增长。

2010年,惠誉评级在评估中国信贷增长时率先指出官方统计资料有缺失,因而使信贷增长和信用风险敞口被普遍低估。比如官方资料就没有列入日益盛行的非正式资产证券化,即将银行贷款打包成投资产品行为。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在2011年4月发布季度金融统计资料时,首度公布了社会融资规模(TSF),以反映近年社会融资结构出现的实质性变化,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规模的扩大。

但是惠誉注意到,仍然有一些项目未包括在TSF统计口径内,因此央行的资料并没有完整统计出正式和隐性的信贷融资总规模。如果计入信用证、国内信托公司贷款、其他国内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香港的银行发放的贷款等信贷类别,惠誉计算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至2011年,融资总量年均增长达40%,远远高于GDP的每年9%左右的增长速度。【46】惠誉的历史资料表明,类似幅度的信贷增长在其他国家的银行业遇到困难的几年前也经常出现。

从目前高铁专案在累积近二万亿贷款之后面临举债困难、工地大面积停工来看,靠债务推动GDP发展的风险已经浮出水面。铁道部2012年开工专案仅为9个,与2011年初计划的70个的宏大目标相比落差巨大。根据铁道部披露,2012年1月份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仅87亿元,同比减少76%﹔固定资产投资122亿元,同比下降70%,创下了2009年来的最低水准。【47】

与对GDP增长的刚性要求相对应的是对居民房地财产的强行征收和对城乡生存环境的破坏所引发的群体抵制,以及因此不断增长的维稳开支和不断升级的打压手段。由于西方政府的噤声,各级中共官员,尤其是政法和宣传系统的官员,对内践踏法治、封杀言论已然成为习惯,其打压手段已经扩展到西方在华人士身上。

西方纵容下的中共人权“最好时期”写照

2011年2月27日星期天下午,外国驻京记者根据网路资讯,前往北京王府井采访受中东、北非民主浪潮启示自网路发起的“茉莉花”聚会。据外国媒体报导,王府井麦当劳外,人群熙熙攘攘,现场部署的大批警察、便衣、警车和警犬。

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统计,当天,有16家新闻机构的记者在王府井地区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彭博通讯社的一名记者受到剧烈殴打,另有两人受伤。有9家新闻机构的记者受到拘留,拘留时间从30分钟到4个小时不等。他们拍摄的照片、录影和录音资料,大都被警方删除。【48】

2月28日,美国驻华大使会见了星期天遭受中国警方拘留或骚扰的部分美国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并随后在驻华使馆网站发表声明表示,“这种骚扰和恐吓是不可接受的,并令人深感不安”。【49】同一天,欧盟驻华代表团也发表声明表示关切。声明敦促中国当局尊重外国新闻工作者的报导自由权利,并确保其工作期间的人身安全。

在3月3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对外国记者提出有关2月27日他们遭警察暴力对待究竟是违反了中国哪条法律的问题答道:“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姜瑜还宣称:“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姜瑜“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的说法,与中国官方所宣称的“依法治国”自相矛盾,让人质疑其所谓实行“法治”的诚意,在互联网上也遭到中国线民的强烈抨击。【50】

几天后,在3月7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又有外国记者要求就记者被打等问题作出回应时。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全然不顾一个大国政府的信誉,在回答时予以矢口否认,声称“不存在警察打外国记者的问题”,反而告诫外国驻华记者“不希望任何人无事找事,无事生事。”【51】

欧巴马有幸领教了中共的言论压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连美国总统欧巴马都有幸领教了中共对舆论的封锁和对言论的压制。在安排欧巴马2009年11月访华和上海青年学生见面对话时,中共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白宫要求对话人数为1500,中共坚持限制在500人以内﹔白宫要求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中共不答应﹔白宫不要主持人,中共坚持要一个。白宫最终作出让步,只和指定的青年对话,只通过上海的地方电视频道转播,网路转播也只有文字而没有视频。【52】

一个月后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欧巴马本人更直接地体验了中共官员的一言堂。众所周知,为了追求GDP,大量官员不惜毁坏山川、污染河流,视环境保护为不必要的羁绊,甚至还有人认为气候、环境话题是西方围堵中国的战略。中共代表团既不愿意第二年启动商谈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又怕被指责破坏各方达成协议,因为中共已经是一些担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而威胁他们生存的世界上最穷岛国的批评对像。在一个中国和其他几个新兴经济体主持的讨论会上,一位副部级的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用手指著欧巴马,脸红脖子粗地批驳他的气候方案,以至在坐的温家宝不得不请这位中共官员坐下说话,叫口译人员不要翻译这位副部级官员的言论。当这位官员再次提高嗓门儿时,温干脆不再理他。【53】

经过华尔街包装中共央企成了国际投资界的新宠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共舆论高调宣传美国的衰落和所谓中国经济的奇迹。在此后两年间,各级官员由于主要依赖喉舌媒体作为消息来源,自信心空前膨胀。其中,中共既得利益集团赖以控制国家命脉维持统治的主要资源,无非就是享有垄断优势的央企和一些大型国企。这些企业接连上市以后,以市值计算,不少进入了世界前列。一些官员以为这下财大气粗了,殊不知这背后恰恰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国际投资银行(主要是美国投资银行)运作的结果。

直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并没有能够大规模上市的企业。直到1997年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的前身)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一次融资达45亿美元,国际投资银行为中共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海外融资开辟了新的途径。高盛等国际投资银行运作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分散在各省的电信公司合并在一个央企之下,以市场的广度为卖点,打造全国甚至将来的全球品牌。而这并不是一家俱有管理经验和盈利历史的什么公司,更确切地说,是邮电部自己被拿来上市了。但是,类似的交易经过华尔街的包装,成了国际投资界的新宠。此后,坏帐缠身的各大国有银行也几经包装,在国际投资银行的承销下成功的在海外上市,一时缓解了资金链的巨大压力。

2000年以来,除了国有银行以外,非银行业的国有企业也有不少在海内外上市融资。但是这些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市值并不如中共官员自认为的那么高,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有30%左右的股份在市场上流通,而财政部等国家机构则持有其余70%左右的股份。其真实市值要远低于用计算同类国际跨国公司市值那样,简单地用股价乘以总股数,更不要说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了。如果这部分国家控制的股份完全进入流通,这些银行、企业的股价将面临巨大压力。2001年中─2005年中,国内A股市场长期低迷,就是面临所谓”全流通”的压力。2006年以后,一方面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一方面也由于2008年奥运需要营造氛围而搁置了”全流通”的计划。

上市筹集的550亿美元中540亿美元已用在分红上

更糟糕的是,2005─2006年间刚刚上市的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短短四五年间就面临资本金匮乏的压力。仅2010年一年之内,四大国有银行再融资加上农业银行在海外上市所筹集的资金就超过了4800亿元。这些银行上市后的年报显示,三大国有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上市所筹集的550亿美元中,截止2009年,已经把540亿美元用在分红上,而财政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持有国有银行70%左右股份的股东,则是红利的主要获得者。海外投资者们很自然地把财政部获得的这部分红利和1980和199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国有银行而没有解决的坏帐联系起来。虽然四大国有银行早年的坏帐在1998年以后被剥离到了各自相对应的资产管理公司,但直到2009年都未见这些坏帐被处理,而是以原有账面价值出现在报表之中。【54】

中共以中国人民的利益对外让利

随着西方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进入衰退,中国出口为主导的经济面临严重阻力,急需政府投资以缓解经济下滑的压力,而国有银行前几年的融资已经告罄,这就是“中国模式”光彩帷幕后的难言之隐。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副总理级别以上官员和被中共舆论洗脑的副部级以下官员对待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大相径庭。近几年,中共一方面邀请各国政要出席奥运、世博等大型项目营造盛世形象,一方面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对外让步。据美国财政部官员2011年10月向美国国会作证时指称,此前五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上升近40%。【55】这对出口遭遇阻力、内需尚未建立而且数以万亿美元计价的外汇由此承受贬值损失的经济体而言,其让步无疑是巨大的。

中共称为“老朋友”的说客们和中共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

中共涉外官员的强硬态度也使那些为中共政权在西方游说的“老朋友”们更难掩盖中共多年来施行的对内凶残、对外伪装的策略。他们中有的强调中共党内面临换届、国内面临多重社会问题、国外面临和周边国家的争执,因而不可能对西方构成任何威胁,有的则称赞中共领导人如何审时度势、勤奋好学,有能力应对日益激化的矛盾。但是,这些辩解并不能掩盖中共内斗的加剧,因为每逢这种时刻中共控制的舆论往往会把矛头指向所谓的“国外敌对势力”,以转移国内老百姓的视线,同时内部相互争斗的派系为了标榜在和西方对抗,并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而导致其对外政策更趋僵硬。另外,所谓中国官员如何优秀,潜台词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普通民众却又如何难以统治,所以不能让他们享有普世的最基本的人权,而这种把腐败官员捧得高高在上的逻辑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并不是中共官员如何优秀,只是他们掌握著强行支配国家资源和人民所创造财富,并最大程度为自己捞取利益的权力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中共称为“老朋友”的说客,恰恰和中共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同时,中共不允许那些被称为“海外敌对势力”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但这也恰恰说明这些西方人不为中共所标榜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说辞所诱惑,而是选择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被中共剥夺讲话权利的普通中国人发声。

中共对内追求GDP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包括对蔑视法律、破坏环境等,也被应用到对外商业交往之中。担任中外友协会长的、前中共元老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就在2012年3月坦承:“一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掠夺性’的发展。”她引述前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对她讲过的话,“是我们‘抬轿子’把你们‘抬’进联合国的。现在不能光讲钱,也要讲情义。”李小林透露中国在2001年江泽民任期内加入WTO时,墨西哥是最后一个签字同意的国家。【56】

而近十多年来“抬轿子”的还包括了华尔街金融、法律和会计菁英。他们帮助中共利益集团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在海外上市大造声势,一面为中共融资输血、一面自己捞取厚利。但是中共统治下的经济远非自由经济,这些企业在对外贸易和对内市场争夺中大量依靠不透明的行政手段,其负面后果对西方主导的贸易体制,甚至在互网路安全等国家安全领域对西方,包括美国主要军工厂商、资讯检索公司等,带来了实质性的危害。以至以前曾积极为中共游说的一些跨国公司如今也开始抱怨在市场竞争中遭遇中共行政手段打压。

转向强硬——为了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国际的正义

由于媒体、智库、美国政府内部不断质疑白宫对中共的软弱态度,以及不少亚洲国家也出于军事、安全等考虑持续向美国提出建议,从2010年中起,欧巴马的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2010年8月初,美国前情报主管、哈佛大学甘迺迪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透露白宫对中共官员将趋向强硬。【57】

2010年11月底,由于中共不肯对朝鲜的一系列军事挑衅行为施加压力,美国航母战斗群开始在黄海海域与韩国一同进行为期四天的联合军演。据当时负责亚洲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官员事后回忆,美方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私下向中共最高层陈述了一系列的后续手段,包括在西太平洋大幅扩展部署正在从保护军力向全面保护人口和领土阶段过渡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阻止朝鲜研发的核武器攻击美国﹔虽然美国声称如果这样部署,矛头并非针对中共,但是客观上必然使中共现有核武部署的效力被降级。黄海军演开始后,中共军方和媒体一反原先激烈态度,低调处理。12月初,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外交部网站撰文重提“韬光养晦”,声称“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是中国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文章被新华网迅速转载。12月12日,经过六个多星期的悬而未决,中国驻美大使通知白宫,胡锦涛将于2011年1月如期访美。【58】

而此前阻止中美军方高层交流达数个月之久的中共军方也不再阻拦美国国防部部长盖茨在2011年1月初访华,只是在选择在盖茨访问期间试飞据称是具有隐形能力的新式战斗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此发表评论说,当盖茨在和胡锦涛的会谈中谈到战斗机测试时,“很明显当时在场的文职官员没有一个人知道相关消息。”【59】一星期后,在胡锦涛访美期间,美方说服中方从这年5月起在双方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增加由军方人士参加的安全对话。2011年5月1日,星期天,也就是这次对话的前夕,美国特种部队击毙了本拉登。

在一系列问题上,如人民币升值,产权保护,军力相挟,或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宜上,美国开始对中共态度强硬,但令人遗憾的是,从美国的强硬态度中并没有让人感受到美国政府为主持国际正义,维护世界道德,支持中国人民对自由的追求方面的运作和努力,就像当年的国父们奉行的理念那样,像当年美国帮助二次世界大战遭受侵略的国家,帮助遭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奴役的人民那样的无私,奋斗和奉献,相反却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甚至是为了本身经济利益最大化采取的利益层面上的强硬态度和行动。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不得要领,也解决不了美国根本的利益问题﹔另一方面让中共了解到美国真正希望的仅仅是利益而已,因而与美国大玩手腕和游戏,形成贪战中“共毁”的局面。如果我们不能期望中共一个流氓能够具有什么基本道德,那么,我们当然要责备美国以人权和自由精神立国的道德国度为什么放弃安生立命的原则和理念。

“孔子学院”——把中共请到校园中来

在文化和学术界,中共在世界各地注资成立的300多所孔子学院近年来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面临质疑。中共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曾公开表示孔子学院是中共“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60】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教授罗素(Terry Russell)表示“这相当于外国政府用我们的校园设立他们自己的教学计划,利用我们大学的威信,合法化他们的教课内容。”在孔子学院英文网站上,面向“儿童及青少年”的“中国历史”部分,对中共统治下各个时期的阴暗与罪恶避而不谈,却把中国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归功于中共。在推特上播出题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视频,声称“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扩大对朝鲜的侵略”。罗素教授在2010年率先成功抵制在曼尼托巴大学建立孔子学院。【61】

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Arthur Waldron强调学术自由是关键,“一旦在校园里建立孔子学院,你就有了一个独立于学术审核的、最终向中国共产党汇报和负责的另一种消息来源和权威。”Waldron教授理解中共想引导有关话题的讨论,但鉴于中共驻外“使领官还负责监视中国学生”,他质疑“我们真想把他们请到校园中来吗?”为了避免影响学术自由的自我审查,宾西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所有教师一致反对开设孔子学院。【62】

口称利益 中共外交官多次要胁美国民选官员

除了“负责监视中国学生”外,中共外交官甚至多次要胁美国民选官员。许多支持者是法轮功成员的新唐人电视台计划在2008年1月中在南加州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当地称为橙县)举办三场新年晚会。奥兰治县县政委员会主席诺比(Chris Norby)却收到来自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抗议函。诺比说这封没有签名的信函让他感觉受到侮辱,好像命令奥兰治县必须听中共政权的指示。诺比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未见过这样干预美国自由的信函,针对一个在美国自由运作的团体,却叫美国官员不可以跟他们有往来。”【63】

2012年中共驻三藩市总领事以经济贸易利益相要胁,给西雅图的市政官员发信,要求他们不要观看神韵演出,同样引起抵制并使信件全文在媒体曝光。【64】

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的政治新闻领事周晓枚,中共驻休士顿领事馆的领事乔红,中共驻美国首都华盛顿大使馆和驻纽约领事馆都有官员匿名的骚扰过当地的剧院,企图阻止剧院上演“神韵”晚会。中共驻外官员在世界各地干的这种外交官职责之外的糗事多了,不胜枚举。

美国世界新闻网报导,2010年4月24日晚间,中国驻休斯顿副总领事郁伯仁在总领馆附近遭到休顿警察围捕,原因是郁伯仁开的车没挂牌照并未按警察要求停车。美国警察给郁伯仁铐上手铐。环球时报报导,“此事已经掀起一场外交风波,中国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国发出抗议。美国国务院表态称正在调查,并非常严肃地看待此事。”【65】

这是人所周知的故事。可是故事背后发生的事就鲜为人知了。中共再次拿受气当机会。郁伯仁要求休士顿市官员们出席他的告别会。当时休士顿市的官员们已经受邀出席当地的神韵演出开幕式,郁伯仁特意要求他的告别会在神韵演出开幕仪式的同一时间举行,政治目的非常清楚,以此阻挡美方官员们前往出席演出开幕式。休士顿市的官员不愿改变计划。但在郁伯仁的事件上,美国国务院施加了足够的压力。最后休士顿市的官员们不得不去郁伯仁的离境告别会,而不能去神韵晚会。

玩的谁的规则?

就是在经济贸易领域,中共由于自身经济模式过分依赖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和政治腐败而越来越难以为继,导致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开始遭遇抵制。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家在100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非政府组织,它在近期有关行贿调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共下属的企业在最可能行贿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仅次于俄罗斯企业。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共的商业行为也有了进一步了解,这些外派企业忽视对环境的破坏,在一些关注程度不高的项目中使用落后技术,甚至将海外项目作为国内拉拢官员的手段,承包给那些有后台却达不到技术和品质标准的关系户。在投标时,西方公司为了保证盈利往往不可能给将收入的10%以上分享给当地政府。但是,中资公司则会许诺15%甚至更高的收入共用。但是由于技术落后,一些矿区在开采初期便遭到破坏,使今后开采的成本大幅上升,导致总开采率下降,总收入降低,从而当地政府并不能分享到预期的利润。而且,中资公司还可能在专案铺开之后再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如果不答应,中共官员则会出面施加政治压力。而西方商业公司,由于受董事会和股东的监督,不能在事后轻易违约。

哈萨克官员私下承认他们评估投标时已经考虑分散中资公司集中中标而可能带来的风险。蒙古不仅将中资公司排除在一些煤矿、铜矿项目之外,还在考虑终止其他矿产的合同以便引入西方公司。一些需要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新兴经济体认识到和西方公司中那些拥有先进技术、遵守市场规则、注重商业信誉的企业合作本身就有助于提升当地商业环境和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66】

欧巴马在2011年11月APEC会议结束时在夏威夷对国际媒体声称中国必须像“成年人”一样行事,遵守经济事务中的国际规则。路透社记者在报导时推测欧巴马使用如此严厉措辞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竞选连任而需要顾及美国民意。对此,中共外交部国际司的一位副司长在APEC会议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反驳道,“首先我们必需要了解我们谈论的是谁的规则,如果是中国所参与的协定中共同制定的规则,中国就将遵守。如果规则是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则没有义务遵守。”【67】

我们不妨透过这位外交部官员的话,看看中共政权对政治经济现实如何缺乏认识,而其理论宣传又如何与现实严重脱节。

随着中共政权由内外交困而不负责任,再由不负责任而陷入更深的内外交困,其危害在国际社会也越来越为人所知。就是美国目前执政的民主党的决策层也不得不反思,1990年代末期当时民主党执政的政府在WTO谈判等方面是否没有坚持原则而过分向中共让步,以致助长今天中共“游戏”国际经济规则的行为。【68】因此在经济、安全轨道上同中共交涉时,美国开始就大量问题进行细致谈判,落实到双方签署的档上,并督促实施。

这位中共外交官的观点和口径其实并不新颖,甚至都不是中共自己的原创。几年前在“中国模式”或称“北京共识”的宣传一度盛行之际,西方一些主要智囊曾向中共提议构建所谓的G2(两国集团)框架,由美中共同主导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对此,中共一方面将这个G2框架拿来作为桂冠,标榜其合法性,一方面实在由于其政权的腐朽,无力承担起对内对外负责的重任。因为在国内,除了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恐吓手段以障显政法、宣传等领域的高度集权外,它根本无法扭转涉及环境、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自身腐败、需要实施法律以保障民众基本权益不受侵犯时的无所作为,凡此等等遍及社会各个层面日益加重的危机。在国际上,尤其是近一两年来,从中东、北非一直到东南亚,一个个曾被中共视为盟友的专制政权走向覆灭或出现转型,更加深了中共对自身末日来临的恐惧。

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中以来,国际主流社会也不再有人提及G2,“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了。

失去未来长远利益

另外,这位中共外交官自我表白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权大于法”、“党领导一切”的潜台词,认为通过绑架中国人民,可以代表中国参与修改、制订国际规则。这本身就体现出对普世价值和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的渺视。近几十年来,由于对内的掠夺和辅之以西方的配合,中共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经济体制的巨大获益者。目前主导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等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都并非没有阻力。Benn Steil,位于纽约的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国际经济学主任,在为以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的自由市场辩护时,是这样解释法律和国际间商业活动的关系的:

“…特别是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有必要让独立于任何统治者意志的法律得以发展起来。好的法律总是为时已久的法律,而为时已久的法律是因为它和人们从他人那里所期待的公正行为相一致而产生的。合法性是一个稳定的政府的基石,而统治者是通过体现出对法律的合适的尊重以及其实施法律的能力而获得合法性的。”【69】

这里,我们置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本身的是非曲直于不论,单从这段为目前中共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积极参与的贸易、经济活动的辩护中可以看到:

这段话对中共政权是十分适用的,一个践踏法律的政权必然是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而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一定是不稳定的。同时,和中共打交道的西方政府也应该得到警示,在和中共交往中,如果不能够秉持正义,无论是对中共内政外交上的劣迹视而不见或是装聋作哑,还是利用中共政权的脆弱而在讨价还价、谋取利益的过程中伤害了中国人民或本国人民,那么,这将给自由经济带来所有自由经济的反对者都无法带来的害处,与中共捆绑在一起而给自由市场写下极其黑暗的一页,并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告别中共,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失去在一个没有了共产党的新中国原本应该得到的参与机会和商业利益。
第七节 “中国公司”和 “共产党因素”

纵观这30多年来的中美关系,经济交往一直是主轴,军事上的磕磕碰碰算辅线,人权等问题敲敲边鼓。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意识形态的相互对立,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大国之间可能从来没有过的分不清是敌是友的奇怪关系。

一场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陷入了自顾不暇的衰退之中。中国却是高增长与专制统治并驾齐驱,30年来的经济自由与政治高压的中共特色,形成了一道诡异的风景线。

“中国公司”

当年美国商界敦促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PNTR)的时候,这些大公司的老板们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以及这么大的市场将会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就业机会。十几年下来,不是中国成为美国货的巨大市场,而是美国成了中国货的巨大市场﹔不是给美国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是把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转移给了中国。昔日囊中羞涩的中国,今日以世界外汇储备第一,经济总体第二的位置,做起了美国的债主。

特德•菲甚曼(Ted Fishman)写过一本书,“中国公司”(China, Inc.),中国这个国家的运作,在中共的统治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公司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或者,根本就不是比喻,而是事实。如果把中国当作一个公司,而非一个国家来看待,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都有了答案。

中共执政的前30年,民不聊生,把所谓的“合法性”消耗殆尽。后30年来,为了重新证明“共产党的合法性”,被逼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维护党的统治,这时候的党,已经没有了早期的理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集团。当一个利益集团来统治一个国家时,很自然就把这个国家当作了一个榨取最大利润化的公司来运作。公司老板说了算,可以解雇员工,可以决定付你多少工资,员工不可以决定老板的命运﹔公司的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是老板的目标,老板和管理层的分红与普通员工收入可谓天壤之别﹔员工不需要知道公司运作的多少底细,都是老板和管理层在幕后操作。这一切,套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身上,是量身定做的,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公司拥有一切

就算地球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他们也许可以在某个事件上操纵媒体,在某个时候影响法律,但是,比起“中国公司”的大老板——中共——来说,那简直是小儿科。“中国公司”的老板拥有媒体、公检法司、劳教所、监狱、公安警察、数百万军队,以及可以随心所欲浪费的资源,还有不当人看的十几亿没有人权保障的屁民。这样的公司,谁人能敌?“中国公司”光是用“低人权优势”开一家“世界工厂”,就足以打乱全球的经济秩序。西方公司甚至西方政府一旦陷入与“中国公司”的利益交易中,就如同上了钩的鱼样,被利益套牢,被中共一步一步地拖入道德堕落的深渊。

如果把地球村当作一个国家来看,中国就是这个国家中开黑砖窑的那个公司。2007年山西黑砖窑案,当地砖窑矿主从人贩子中购买偷运来的民工,包括许多童工,将他们关押在各个窑场,强迫他们从事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牟取暴利,动辄暴力殴打,使得不少民工致残、致死,这些民工的遭遇跟奴隶类似。这个“山西黑砖窑奴工案”,其实就是“中国公司”的一个缩影。“中国公司”的既得利益集团财富迅猛增长,而普通老百姓却民生困苦,以至国家内需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

中共获得美国CEO巨头们的羡慕

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评论美国政治陷入僵局,亮起红灯的文章中提到,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he Conference Board for The Business Council)针对70名CEO展开一项调查。当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这些CEO把自己排在第一位:约90%的受访CEO认为“跨国公司”在处理经济危机和金融冲击所带来的挑战时“比较”、“非常”或“最”有成效。排名第二的是中央银行:近80%的CEO认为央行的工作“比较”、“非常”或“最”有效。值得注意的是,位居第三名的竟是中国共产党:64%的CEO认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应对政治经济挑战方面所做的工作。中共在此调查中的排名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为33%)和美国国会(得票率仅为5%)。【70】

反过来看,中共的效率获得美国CEO巨头们的羡慕,这正说明中共正把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几个寡头拥有的私人公司在运作。高效率来自目标的单一,就是追求董事会成员们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不顾民众的感受和利益所在,没有媒体的监督,也没有国会那样的机构来起制衡作用。

国家,毕竟是国家,与一个私人公司有根本的不同。管理一个公司,可以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而管理一个国家的政府是要肩负起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和自由的。西方与中共打交道,“成功”的地方,就是学会了把中国当作了一个“公司”,学会了如何与“中国公司”的老板和管理层打交道。这也正是西方失败的地方。中国终究还是中国人民的,历史终将翻过共产党这一页,中国那广阔的市场,是留给谁的呢?绝不是那些与“中国公司”的老板们里外勾结,一起压榨中国人民,反过来也伤害西方民众的那些公司的。

共产党因素

谈中美关系,离不开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台湾问题以及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种政策。要了解这些政策制定的背景,就不能不知道中共的思维逻辑。

拿西藏问题来说,中共对藏区的经济看起来一直在帮着发展,而且中共一向有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北京有专门的民族大学,中央干部中也有专门名额给藏人,考大学更是能加分受优待。给了这么多帮助,大陆藏区频频发生喇嘛自焚抗议事件,为什么呢?关键就是中共对西藏人的信仰和传统文化不尊重。中共颁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由政府来审批那些活佛可以转世,那些不得转世。共产党把无神论当作宇宙的真理,而把有神信仰斥为愚昧无知。中共热衷于普及和宣传无神论,从根本上蔑视和破坏著西藏的信仰和文化。这必然引起当地民众的反弹,而中共对付的手段就是动用军警铁腕镇压。西藏问题反映出中共的两大典型特点,一是崇尚暴力斗争,镇压民众绝不心慈手软,二是奉无神论为国教,肆意打压和破坏宗教信仰。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不先解决共产党因素,基本上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从上到下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相信共产主义了。有人讽刺说,中共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董事会,接见老外时张口就谈招商引资,可谓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一个政府。既如此,中国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吗?

对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百姓而言,说不相信共产主义,通常指的是不再相信共产党宣扬的那个“按需分配,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人间天堂”乌托邦。江泽民面对华盛顿邮报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年轻时以为共产党主义很快到来,但是现在不觉得会这样”。

不幸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不只是一个信不信乌托邦的问题。中共数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带给中国人民的是数十年的共产主义教育灌输和政治运动,几代人下来,共产党的因素已经浸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共产党最典型的两大因素,一是暴力斗争哲学,二是仇视神佛的无神论思想。这二者作为共产党的招牌理论,完全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慈悲悯怀,儒家的中庸之道,铺就了华夏民族奉天敬神的传统文化。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但是,对于被洗脑的中国民众来说,好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搞的那一套斗争哲学和无神论早已是天经地义的,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无神论被当作科学来宣传,名曰科学无神论,民众误认为共产党因素或者党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所以,中国民众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不等于骨子里的共产党因素不存在了。人们说中国问题复杂,真正复杂的原因就是因为多了共产党因素这一层皮。

遗憾的是,很多西方人与中国打交道时早已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共产主义,最多觉得中共只是还借用共产党的名义,其实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这一认识上的转变,给中美关系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有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跳出了用西方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的常用手法,从中国和东方的历史文化角度等来梳理中国问题,确是难得,如轰动一时的英国人马丁•雅各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但是,这些作者们常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把共产党因素当作了中国传统的东方文化特点,从而把共产党因素合理化,把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国教等共产党因素纳入到他们本意中的泛指中国东方文化特点的“中国特色”之中。这一点正好中了中共的圈套,因为中共也是把很多源于共产党因素的东西统统掺到“中国特色”(实为“中共特色”)之中,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来掩盖滋生于舶来品共产党的那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毫不相干的东西。显然,“共产党是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特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就如同把一种寄生虫当作了身体本来的有机组织,这样一来,如何能有针对性地开出药方呢?

因为中共强调它的“GDP”,说要搞市场经济,讨论中国问题,焦点常常集中到“高速发展”之上,而忽略了共产党因素,或者说,间接地肯定了专制制度中的共产党因素,而只是针对经济进行分析,就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看不清中国问题实质的老套。

古人云,天高皇帝远。可是,对中共来说,天多远,党支部就建多远。中外历史上,能与共产党的这种把百姓从身体到思想都牢牢掌控的专制制度,无出其右。表面看,共产党是由人组成的,但是,中共几十年的持续洗脑宣传和不断的政治运动,早就形成了一个由斗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形成的物质场,把每一个个体笼罩起来,把每一个个体融解到这个场中,如果不主动摆脱共产党因素,你就是骂共产党,也是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在骂它。换句话说,就算同样搞专制,如果没有共产党因素,今天中国的专制绝对不会如此邪恶。所以,讨论专制与民主,不能不先讨论如何去掉共产党因素。

前面我们讲到西藏问题,其实西藏根本就不是问题,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共产党因素。从唐朝的文成公主和亲,到清朝设立驻藏大臣,再到国民政府派员赴藏参加金瓶掣签典礼,总体上说西藏在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下同中央政府一直相安无事。只有共产党入藏之后,西藏才成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共产党因素作祟。

共产党因素,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暴力斗争哲学和无神论思想,在政策上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回头看许许多多在国际上引起很大争议的其他问题,共产党因素都扮演着重要作用。对待法轮功,包括活摘器官,就是江泽民再次祭起无神论大棒和操纵中共暴力机器对中国主流百姓的又一次灭绝人性的迫害﹔中共动不动就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甚至扬言大不了“将台湾打烂了重建”,背后的暴力革命意识依然阴魂不散﹔一旦中美冲突,中共将军的反应就是首先使用核打击,“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的城市的准备。”【71】话一出,获得中国大陆网友的狂热追捧。这样的“胆略”,这样的“智慧”,是传统的中国人民所没有的,只要共产党因素才能如此视生命为儿戏。

中共的暴力对自己的同胞是最残忍的,从少数民族到社会主流民众,都是中共铁血镇压和践踏的对像。中共在国际上装和平,那是它实力不够。所以,热衷于怂恿流氓小国来捣乱,这就是中共在国际上的暴力斗争的另一种体现而已。

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与最大的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和挑战性显而易见。认识到“共产党因素”,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最起码能认识很多问题的症结。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名负责任的成员,首先要去掉共产党因素对人们思想和信仰自由的禁锢。中国人民也正在觉醒,自身也在努力剔除共产党因素,回归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美国与中国交往,与中共打交道,特别是与中国人民接触的时候,如何帮助中国人民驱逐马列,如何支持中国人民驱逐马列幽灵争取自由的努力,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八节 既定的“接触政策”:看中美之得失

中美关系起起伏伏,磕磕碰碰,不过,伴随中共30年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是“接触政策”。“接触政策”的出发点是通过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使中国遵守国际秩序,同西方一起分担处理区域和全球问题的义务,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玩家。美国认为这样的结果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创造双赢局面。

“国共合作”的前车之鉴

美国与中共打交道,让人想起历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合作前,共产党不过是数百人的小党,合作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秘密发展党员,三年之后就已有近六万人,甚至也开始掌握部分武装力量。后来因为中共领导农民运动,许多国民党军官的家属受到冲击,甚至镇压,因此反共情绪高涨。同时,“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正式与共产党决裂。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陕北“剿共”前线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劫持蒋介石,蒋介石被迫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的中央红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成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这些军队总共只有五六万人。等到1947年合作破裂时,中共军队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万,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万,根据地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国共合作的后果,让蒋介石丢掉了大陆,不得不退守台湾。

共产党的渗透和攻心战,利用对方发展壮大自己,不讲原则的流氓本性,让蒋介石致死都不敢再与共产党来往了。

中美关系的所谓“接触政策”,与当年的国共合作颇有些类似。共产党在弱势的时候,是很喜欢跟对方“接触”的,一旦接触上,就利用对方壮大自己,最后被它耍了。“利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社会主义的肌体”,就是中共今天正在全力以赴干的事情。从当年国共合作的结局来看,除了共产党本身的流氓性,国民党后期的腐败无能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这恰恰就是目前美国的写照。如果把立国之本抛诸脑后,被商业利益或者政治上的短期利益所驱动,乐滋滋地一味没有原则地与中共“接触”,认为自己的妥协就能换来中共的从良,难免一厢情愿,很容易步历史的后尘,被中共耍弄了。当然,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绝非当年的国民党所能相提并论,但是,从这些年中美关系“接触政策”的实践来看,中共仍然是在故伎重演。

美国对华政策为何“一团糟”

中美两个大国的交往中,很容易发现一种不对等的情绪。美国的中国政策被形容为“一团糟”,而中共则表现为得心应手,甚至游刃有余。缘何如此,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外交讲的是“全球战略”,摊子铺得大,分心的事情多,对付中共难免力不从心。中共外交目标明确,中共外交基本就是“美国战略”,把美国当作最大的敌人来布局,其他外交都围绕搞定美国而转,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美国。

第二,美国是民主国家,有政党轮替,外交策略也会出现波动,对华政策也会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政策不具有连续性(当然,“接触”总是主流)。相反,中共是独裁专制,美国永远是最大的敌人,对美政策具有连续性。

第三,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是现行世界格局的维护者,担负着各种责任。而中共完全可以不理这一套,以弱者的面貌出现,可以对全球事务不负责任,专门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里玩拉东打西的流氓把戏,搅得美国不得安宁就行了。

第四,中共利用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媒体自由,在美国大力渗透媒体,扶植亲共势力和发展游说团队,弄得美国后院起火。利用自由反自由,这是中共的看家本领。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上不得不有求于中国。真是爱也不能,恨也不能,不知该软还是该强,如此局面,对华政策如何能不“一团糟”。

中共外交的唯一目标——美国

中共的外交政策都是围绕美国在转,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不过是配合这个政策。中共只盯住美国,这是意识形态决定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中美分属两个阵营,中共一直把美国当作最大的潜在敌人,就算与苏联反目成仇的岁月,中共喊“反帝反修”,反帝也是放在第一位的。到了后来中美联合对付苏联,中共内心一直铭记着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如前所述,中共这些年开始搞资本主义,人们不相信共产主义那个乌托邦会很快来临,但是,其世界观仍然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一套,马列主义传来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早已成为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的文化了,中共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维护一党专政是其一切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对于中共来说,是天敌。所以,无论美国伸出什么样的橄榄枝,中共的“反美战略”将是不变的主题。

说白了,在中共看来,中美必有一战,这是中共外交的基点。对美国来说,离开意识形态来谈中美关系,或者仅仅着眼于贸易逆差,货币汇率,知识产权等,终究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短视之计。

四两拨千斤

总体上来说,中美这些年“接触政策”的实践上,中共依靠两个手段,取得了“四两拔千斤”的效果。一是经济陷阱,用经济利益把西方资本家套牢,资本家成了中共在西方社会的代言人,从而操纵西方政府和对华政策。二是在外交上玩“棋子游戏”(pawn game),利用北朝鲜、伊朗等等这样的小国,不断整事挑衅,搞晕美国,从而牵制美国。

经济陷阱

我们前面提到,中共管理国家如同一个老板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就是所谓的“中国公司”。世界上多大的“跨国公司”,都不可能敌得过“中国公司”这个巨无霸,因为“中国公司”不但可以不计一切资源代价,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力成本,还可以不受约束地牺牲道德。

2010年苹果公司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58.5%的利润,而完成iPhone生产的中国劳工只占1.8%。【72】表面上看,美国资本家发了大财,而中国工人被剥削了。“接触政策”不是对美国很有利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你站在什么立场。“金融时报”引述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精英政治的资深外交官的话说:“你在中国呆的越久,你越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几百个有权势的家庭控制着。你还意识到,最大的外国公司都在试图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以便拉上关系做生意。”【73】谁在从中国的经济贸易中获利,再清楚不过了。

可以简单地根据利益来划分一下组成:美国商人集团的利益,美国大众的利益,中共权贵集团的利益,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资本家通过廉价劳工赚了大钱,中共通过吸引外资,在赚取“执政合法性”的同时也积累了利益集团的巨大财富,美国人民则在这一场中美亲密接触中失去了就业机会,中国的老百姓则被“低人权优势”的所谓“中国模式”奴役了。就中美而言,可以说,美国的某些资本家和中共的红色权贵是大赢家,而两国的人民却在接触中成了输家。

欧巴马总统上任之后,为了增加就业,大力推动绿色能源,同时大兴土木工程。大笔的钱投下去,跑哪里去了?跑中国去了。就业效果怎么能理想呢?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那么便宜,干嘛自己做?去中国进口不是更合算?传统上来讲,政府拿钱出来搞公共工程,刺激产业链,是提高就业率的有效办法,可是,现在为什么不灵了?因为修路的那些建筑材料,甚至机械设备,都是直接从中国进口算了,哪里还有什么产业链去刺激?

中共的“中国公司”以“低人权优势”开了一个“世界工厂”,美国人面对这种局面,几乎是一筹莫展。

棋子游戏

北朝鲜、缅甸、苏丹以及伊朗,包括过去的伊拉克,利比亚等等这些小国跟美国有冲突,让美国头痛。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用“邪恶轴心”来指称那些“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邪恶轴心”的国家个个都是中共的好朋友。中共积极援助当地军阀和政权,让他们不断折腾美国,从而达到牵制美国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美国需要的时候,中共又出面装好人。有关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根本上就是中共与北朝鲜主仆二人唱双簧,美国人还不得不陪着听下去。

这种“棋子游戏”是中共的拿手好戏,玩起来如鱼得水。中共光是靠用经济利益拉,用“棋子游戏”搅,就已经把美国弄得很疲惫了。

中共跟谁玩“美国牌”

中美关系,对美国来说,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并没有国内政治制度合法与否的负担﹔对中共来说,中美关系则是完全服务于维持“执政合法性”这个党的生命线,并没有什么国际义务要承担。中美关系从定位上就是同床异梦。

所以,中共跟自己的国民玩起了“美国牌”。美国愿意同中共交往,这事本身就是给中共月台,中共就会以此当作共产专制被国际社会承认和接纳的依据﹔如果美国政要和学者商人能对中国说一些赞美亲善的话,中共更是当作涂脂抹粉的东西热情地通过一言堂的媒体传递给中国民众。更甚的是,中共还特别善于把这些老外的言论有选择地翻译过去,批评的话一概不要,给中国老百姓一种“万邦来朝”、为中共独裁背书的幻觉。前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共号称“全程实录”的报导,其实也是大段的删减﹔欧巴马的就职演说,中共也是有取有舍,瞒天过海。

光是靠利用美国的“抬举”来给自己贴金,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共还善于从反面来利用美国的“打压”。一旦美国在某些事务上对中共强硬一点,比如人权问题,台湾问题,或者在亚洲搞军演,中共就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挑起民众的反美情绪。当然,中共是很会把握火候的,不会让老百姓激动到要到大街上去游行抗议的地步,因为它怕引火焚身。

光是利用“抬举”和“打压”,还不能证明中共玩“美国牌”之炉火纯青。美国在国际上参与打仗时,才是中共在国人面前扮演所谓“正义的化身”的时候。科索沃战争,中共力挺米洛舍维奇﹔伊拉克战争,中共力挺萨达姆。中共还孜孜以求地专门选择那些在战争中丧生的平民照片,大肆渲染美国霸权主义的野蛮行径。美军的虐囚案,辱尸案等更是成为中共高调宣传反美情绪,谴责美国民主虚伪性的重大案例,在网路上掀起一阵阵痛骂美国人的风暴。中共对自己的政权如何虐待自己的百姓,是又掖又藏,但是对于美国对待外国人的一些丑闻,那是如获至宝。

赢家和输家

“接触政策”导致的负面后果,显而易见。资本家贪,中共就让你贪个够,什么都可以让,只要在经济上套牢你,你就成了为“中共执政合法性”作贡献的一分子。美国面对制造业的空心化,失业率高成为了社会最大的问题﹔中国大陆权贵集团和老百姓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正造成此起彼伏的群体抗争,社会日益动荡不安。中美交往中,获利的是美国商人集团和中共权贵集团,而美国大众和中国老百姓却是输家。

中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经贸关系。推动“接触政策”的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美国的工商界。我们相信当初热衷打开中国市场的资本家们,都有着一个善良的愿望,就是除了赚大钱,还能通过发展经济,带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化。十年、二十年过去了,面对今日中共利用西方喂养起来的经济规模,来抵制政改、维护专制的局面,估计这些资本家们想起当年为中共游说政府的激情,难免哭笑不得吧。

“人权”何以成为“反华势力”

中共有两大敌人,在内是中国人民,在外就是美国。美国只有和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与中共打交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要同中国人民接触,就不得不从关注中国人民被中共剥夺的权利入手,也就是西方称为的“人权”。

人权,还提什么人权?可能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人权”这个词太陈旧老调了,是啊,在政要们的日程上,大事一件接一件,谁还把人权当作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呢?甚至有人还认为“人权”成为了妨碍与中共接触的绊脚石。

不过,在美国人眼里,再怎么样,“人权”还是个普世价值。相比之下,中共把“人权”却妖魔化成了一个“贬义词”,成了“反华势力”的代名词。一旦被赋予了“反华势力”的内涵,“接触政策”之下,中美之间“人权”话题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说起来真是冤枉。真正关注中国人民权利的那些美国政要,恰恰都是没有与中共有什么经济关系的,不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些人完全是出于人的善良本性而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呼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但是,他们却成了中共的敌人,被中共诋毁成了“反华势力”。而那些一味拍中共马屁,或者忽视中共人权迫害的,通常都是与中共有生意往来,“剥削”中国廉价劳工的那些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共的朋友”,却被中共涂抹成“中国人民的朋友”。

谈人权,是帮中国人民发出声音、与中国人民接触的机会,本来是美国的一个砝码。不幸的是,中共却掌握了“人权”问题的主动权。美国谈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中共就将计就计,利用历史遗留原因和民族因素以及所谓的国家统一来煽动中国人民的情绪,把“人权”问题变成了“反华势力”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拿这些问题来说事,中共根本就暗地里偷着乐,甚至还喜欢美国把“人权”问题局限在民族问题来说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后,为什么坚决不让美国政府在正式场合提及法轮功的人权问题呢?一提就要集体退场呢?因为法轮功群众是汉民族为主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民众。中共不让说,是因为找不到民族、分裂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来煽动仇恨。中共不让说,美国才应该大说特说,才能掌握“人权”的话语权。
第九节 美国的错失

两种利益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利益,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

对比美国开国的元勋们的立国理念,看看今天的美国,已经看不出什么“国家理想”,“根本利益”了,所能看到的是一些可以左右竞选的集团势力的代言人。每句话,每件事的背后都是势力的影子,是势力的大杂烩。难道美利坚在现实利益面前把根本利益忘掉了吗?

中共的根本目的是不择手段维护其一党专制。在其根本利益选择中,它是可以暂时放弃现实利益的。

真正的民主政府,不是经济来左右这个政府的。

大多数决定美国政府和政策的人们,长期的理念越来越淡,反而认为独裁的形式可以保持长久。其实这是道德不行之后,短期利益凸显,美国的决策过程被短期利益驱动。

美国错失两次机会

美国在定位中美关系时,虽然会在“战略伙伴”“竞争对手”等之间摇摆,会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搞平衡,但是美国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用国际规则来驯化中共,把中共变成西方的同类,来做一个负责任的玩家。这是个幻想。一个迫害自己主流民众的团伙,如何能指望它在国际事务上成为有责任感的大国呢?

“接触”本身无所谓对错。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除了几个小兄弟,就留下中共继承著共产党这个皮囊。这时候,中共也正面临“六四”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之后的空前孤立。但是,这种孤立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西方率先与中共展开了接触。试想一下,如果西方是持续的压力而不是主动讨好接触中共的话,中国人民会不会也像前苏联和东欧的人民那样,做出自己的选择,抛弃了共产党呢?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历史毕竟走了另外一条路。西方社会选择了“接触”。作为一个外交政策,这也无可厚非。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就是“接触”的出发点。整个这一波中美“接触政策”就是完全是由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是资本家的贪婪驱动着政府去迎合中共。虽然披上一层薄薄的道义外衣,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自由,但是,因为出发点是经济利益,在中共的利诱下,人权、自由、民主等竟然变得一钱不值了。在这一场利益大餐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道德的溃败。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济驱动一叶障目,美国对自己的真正机会视而不见。1999年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时,每天聚集在北京周围的法轮功学员是七十万人次,这样的势态保持了三个多月。可以说,美国坐失了一次解体中共的机会。

另一次机会是中国人民在《九评共产党》一书的感召下,开始了一场蔚为壮观的自我道德清洗活动,上亿的民众主动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因素决裂,形成了退党退团退队的群众高潮。这是民众自觉的去共产党化的社会转型,是中国避免动乱和平转型的最根本保障。这是美国的又一次解体中共,真正获取世界和平的机会!

美国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在经济、军事等具体层面上的操作,不会解决根本问题。与黑暗打交道,如果放弃了光明,是永远见不了天日的。重拾昔日的理想,道德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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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8 12: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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