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12日讯】近日，媒体接连爆出生活困苦的农民因无力上缴“社会抚养费”而酿造出悲剧的惊人消息。一位父亲为了缴纳“社会抚养费”，以此来解决亟待上学的孩子的户口问题，竟然10年深居井下，过着非人的“井族”生活。而另一位农民在村干部强制上门征收“社会抚养费”未果，进而更加恶毒的没收家中仅有粮食的情况下，被逼无奈，最终不得不选择喝农药自杀身亡。令人更为震惊的是，就在同一个村子里，就在该惨剧发生的前几天，还有一位农民也因缴纳不了“社会抚养费”，被村干部强行拉走粮食之后，在愤怒与绝望中被迫选择了自杀。
一幕幕悲剧就这样惨不忍睹的发生在被中共宣称“和谐”的中国现实中。“社会抚养费”，这个被中共官方华丽包装、实则充斥着反人性与肮脏利益的新名词，已经在中共解决超生问题的漫长岁月中，戕害了无数无辜的生命。不仅仅是孕育在母亲身体中的那个尚未长成人形的弱小生命，就连那些活在世上、能够理所当然享有人权的生命也无法拥有本该属于自己的宿命。如果说“计划生育”这个所谓的国策是残杀生命、践踏人性的开始，那么对生育多个孩子的家庭滥施经济处罚则是天理不容、律法不依，而征收不得、逼人于绝境就更应被视为是“灭绝人性的罪行”。
然而，值得一提是，对于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中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同样是超生，与被逼入绝境的农民相比，知名导演、艺术家张艺谋的命运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呈现。这两类原本毫无交集、生活境况天壤之别的人群，在面对超生带来的困扰时，戏剧性的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和人生宿命。若非他们都面临著作为人所应该拥有的权利被剥夺的相同境遇，民众的舆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合理的连接，并加以对照。
相比农民为巨额罚款所逼、由于极度恐惧和绝望而不得不选择自杀的过激反应，张艺谋则完全不同。一方面，超生的三个孩子的户口问题据悉已于2012年就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这对于需要凭户口入学的中国人来说，算是解决了一桩大事；另一方面，官方从未公布具体数额的“社会抚养费”中所隐含的何时上缴、如何上缴等相关内容自然也不会对外公开和透露。直至今日，官方也没有明确说明张艺谋所应缴纳的具体金额和日期。那么，这极有可能就是在给张艺谋留以更多的进行“私了”的机会和空间。
而所谓的“私了”，在中国官场贿赂成风的现实中就能淋漓尽致的体现出其真正的含义。对张艺谋来说，实际就是要看能用多少钱来满足官方逐利的强烈需求。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在早年是官方拿来作为有效控制人口的一种说法，那么，为此实行的经济处罚便没有如此冠冕堂皇，事实上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抢钱”行为。或许对于张艺谋这样的大腕来说，被官方以各种理由“洗劫”本就不是什么值得惊诧的大事。或许靠中共平步青云的他在过往的种种利益关系中已经挣够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杯羹，这次超生被罚不过是一种点滴的“回馈”而已。以张艺谋的官方背景以及社会关系，地方政府定然不会像对待农民一般，私自闯入家中，强制没收财产；甚至说不定还会以礼相待，套套近乎。
而如此礼遇对于无力缴纳罚金的农民来说，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对中共来说，他们不但没有讨价还价和商量的余地，而且被暴力强制执行的境况也会照常发生。由此可见，在中共的眼里，金钱和利益永远是接人待物的前提和基础。有利可图的时候，便是笑脸相迎；无利可取的时候，便会露出凶相，还原凶残暴虐的本性。对于前者，我们可视其为“戏子”，而对于后者，我们可视其为“豺狼”，总之，非人之本性也。而这恰恰是中共的本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