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19日讯】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 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九评共产党》之八） ——题记
提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都知道那期间饿死的人足有四 千万左右。但是，作为中共邪教恐怖训练的重要一招，其严重危害远远不止于此。在 对人的心灵的伤害和毒化方面，也是非常惨烈的。
“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
这是大饥荒时期中国大陆农村的一句非常流行的“谣言”，而且是“反动谣言”、“反革命谣言”、“反党反社会主义谣言”。但是，它却是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真实写照，也不失为“遥遥领先的预言”，更是一句脍炙人口、振聋发聩的“活命 格言”，因而不胫而走，在那异常封闭的恐怖高压下，仅靠口耳相传，很快就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了。不知那时候中共追查没有，反正公开场合大家都不说，私下里几乎 无人不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动谣言”和“活命格言”流传，恐怕饿死的人会更多 。
大跃进一瞎闹腾，粮食大多被上面征收了，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大食堂”没开张多 久就砸了锅。毛泽东把三年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连刘少奇都不买账，提 出了个天灾人祸“三七开”之说，彭德怀更是明着写了“万言书”反对。结果，两个 人都被毛泽东给收拾死了。但是，这并无法改变血写的事实。那几年，确实真没什么 大的“自然灾害”。地里的草长得挺高的，那是因为农村那时侯连种子都不够，有些 耕地就那么荒着，人吃不上饭，也没大力气干活。再加上大树被大量砍伐，填进了“ 炼铁”“炼钢”的土炉，化为黑烟了。剩下的，大点儿的树，变成了“共产主义大食 堂”的锅底灰。活着的，主要是小树。这样，树叶，没多少可吃的；树皮，也没多少 可啃的。草，有的得充饥，有的得当柴禾，也就那么在地里长着，春夏采叶，秋天采 种，冬季搜罗枯茎败叶，能吃的吃，能烧“饭”的烧，最后地皮全被刮得净光光的。 可是，这样还没挡住饿死人，而且越来越多。
冬春，人到野外刨田鼠洞（鼠口夺粮，若抓住了连田鼠一块吃）、刨草根、刨遗漏的 红薯、土豆（即使腐烂后已经风干了的，也要晾干、碾碎、过滤后吃下）。夏秋，人 到庄稼地里可以偷点儿东西吃。但是，起初偷庄稼的人，还是少数。即使“十个社员 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这句话传开了，刚听到这话的人，初期多数人还主要是 把它视为“反动谣言”，不敢真去下手。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守着做人的道德底 线，从内心里不愿去做贼，有些人很听邪党的话，还“积极维护集体财产”哩；二是 邪党把得很严，很难偷回家去。偷回去若做成饭，也不那么容易，一冒烟，被邪党发现了，就麻烦了。所以不敢轻 举妄动，怕被砸锅、惩罚、绑人、批斗、毒打，更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或“ 坏份子”（那时候抓住从仓库、从地里偷粮食的，就有可能被戴上这两顶帽子）。后 来，随着饥荒的日益严重，人们的道德底线守不住了，基层干部自己也偷上了，也就 管不住了。于是，“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也就被人们当成“活命 格言”和“行动纲领”了。
这个转折点，在我老家那个村子里，起始于一个知识青年的饿毙。这件事我印象特别 深刻，埋葬他的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看到他躺在坟坑里的那副形骸，我才感到“瘦 骨如柴”四字竟那么令人惊恐！脸色苍白，没有一点儿血肉，嘴唇薄得像白纸一样。 那是个正在中等师范学校念书的大小伙子，因病休学在家，是村里最早饿死的一个。 那时节，哪里病得起啊？没病还难活下去呢。据知情人告诉，家里人实在照顾不了它 ，药就更买不起了。个头又大，连饿加病，炕都很难下得来。当时，在村里也算一个 不大不小的知识份子了，又是师范学校的学生，羞于当贼，结果爬不动了，生生饿死 了，饿成了一把瘦骨头。这件事，在周围引起很大震动。此后，“十个社员九个贼, 谁要不偷饿死谁！”在那一带便升格为大家的“座右铭”了。可是，还是没有挡住饿 死人。
毛泽东讲过，“管理也是教育”。中共邪教的恐怖统治管理，在毛泽东时代，主要是 “运动肃杀”和“饥饿管理”。这种管理，除了直接杀入、饿死人，制造恐怖，同时 在对全民轮番进行恐怖训练，扼杀活人的人性，摧毁人的道德底线，即活摘移植灵魂 。“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变成人们的“座右铭”，实质上就是这么 回事。就是说，大饥荒，不止饿死了四千万人，而且还把活着的人的人性扼杀了，把 他们逼成了贼，以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惨剧。实际上，不光农村如此，城市 有定量供应好一些，但也吃不饱，在灵魂被扭曲方面也差不多少。大饥荒后期我在城 里上中学，饿急了，学生们也跑出去偷东西吃。
这表明，在中共的红色恐怖统治下，“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 的说教和党文化”。（《九评共产党》之八）
“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 行为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文化可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共产党强行建 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 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 的文化”。（《解体党文化》绪论）
显然，“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这话，就属于党文化中的第二种类型 。而这种党文化，其实是中共邪教的必然产物，是中共有意促成的、逼出来的、诱导 出来的。因为人人做贼，人人互相戒备，人人也就更加惧怕中共，中共的恐怖统治也 就稳固了。毛泽东时代的这种“运动肃杀”和“饥饿管理”，与江泽民的“腐败治国 ”，表面上虽然差异很大，但是，“其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 ”，是一脉相承、以一贯之的。“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 它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它的邪说。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 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 ”（《九评共产党》之八）
邪党之下无官正，各顾各，都腐败，抓一个，是一个，抓谁谁倒霉，不抓谁谁就算清 官，还可以秀反腐败，做反腐败报告。这样就像蛆虫离不开厕所一样，贪官们都“拥 护党”，而党的屁股也就容易坐稳了。诱导全民腐败，与此大同小异。镇压法轮功， 打击最善良的人，开始是在“腐败治国”这个基点上着手的，后来则反过来成为“腐 败治国”的推手。抹黑了真善忍，假恶暴就更加公开化和放肆。最好的人，都可以随 便打压、整治、屠杀，甚至活摘器官、展销尸体，那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整治起 来也就更无所顾忌了。事实正事如此。镇压法轮功的“经验”和手段，包括酷刑、活 摘和尸展，后来都推广开来了。
说起毛泽东时代，有人还有所留恋，甚至赞赏有加，其实，后来人，都是被骗的结果 。过来人，除了灵魂被毛泽东活摘掉的人，不是那时挨整挨得轻，就是忘了疼，不拿 挨过的整当回事了；不是那时挨饿挨得轻，就是忘了挨的饿，潜意识里已经把眼下带 毒的温饱当作“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了，也觉不出因为中共叫你挨过饿才会有这种感 觉了，或者是因为发现眼下的温饱带毒而觉得今不如昔了，更不把那时的挨饿当回事 了。总之，道德标准迷失了、扭曲了，只会“想（邪）党之所想”了。
“在中共邪教统治下生活了50多年的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灵魂的救赎 。这需要中国人自救才能达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当 中国人民全都在心灵上否定共产党的歪理邪说，主动清理党文化，清理共产邪教对自 己观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响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面临崩溃。共产党就会在 人民的自救中解体。”。（《九评共产党》之八）做到这一点，也就容易认清毛泽东 的丑恶嘴脸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需要从本质上认识毛泽东这个大灾星。
其实，看透毛泽东，看透共产党，一场大饥荒：四千万饿死冤魂、六亿人心贼变—— 难道还不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