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春秋综合报导）薄熙来公审在即，使薄案彻底曝光的王立军，也引起媒体关注。据媒体起底调查，王立军拥有20多个学术头衔，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多所学校的兼职教授和兼职博士生导师，还是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特聘专家、教授，被德国警察学院、乌克兰政治学院等5所国外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然而，这些学术头衔，却是血淋漓的几千条人命堆积起来的。
王立军的活体摘取器官试验研究“成果”
2003年5月至2008 年6月，王立军担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正是这个“研究中心”，做了数千例活体摘取器官的现场试验。该中心在大量试验数据的基础之上，作出《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的报告，专门介绍如何最有效地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2006年9月，这项研究被“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并资助科研经费200万元。
据《辽沈晚报》消息，2005年6月9日凌晨5时，特派锦州记者来到了“研究中心”，现场目击“通过对注射死刑人员行刑的全过程”，记者描述现场“专家云集刑场如同科研实验室”。
据查，王立军所主持的研究中心“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课题组，其协作单位有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锦州医学院、解放军205医院。
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典礼上谈到器官受体移植时说：“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也就是说，仅成立两年多的“研究中心”，已完成几千起器官移植。
根据大赦国际的记录，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1616人。而死囚器官受“组织配型”、“冷缺血时间”、处决时间和地域等限制，利用率不过30%。
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供的统计，2003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几年，2006年仅有22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
移植手术现场的供体大部分可能来源于法轮功学员
曾广泛报导强摘中国政治犯器官的美国《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记者葛特曼（Ethan Gutmann）表示：“王立军所谓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既不是配备医疗车的处决现场，也不是进行器官移植的手术室。”
葛特曼说：“移植手术之前是否得到被摘取器官当事人的同意，这是完全无法保证的。充份证据显示，被害人可能是维吾尔族穆斯林、藏族佛教徒、基督徒，或是更大有可能的法轮功修炼者。换句话说，王立军因野蛮残暴而获得奖项。”
屡获殊荣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共同撰写一份有关中国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他们估计，在2000年到2005年的六年间，在中国境内进行了6万个器官移植手术，其中41500个移植手术，其器官来源于法轮功修炼者。
换句话说，在王立军主持“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期间，约三分之二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良心犯，其中大部分可能来自法轮功修炼者。
根据乔高、麦塔斯和葛特曼等三人的数据，著名杂志CQ Global Researcher估计，从2000年到2008年，为了获取器官，超过62000名法轮功修炼者被杀害。
专家们迫切想了解的是，在王立军的移植现场，被摘取器官时，那些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专家们说，鉴于摘取前的药物注射，那些被摘取器官的受害人的心脏，在摘取当时，极有可能还在跳动着。
当一个被移植的器官是从活人身上摘下时，由于新鲜，器官受体的排斥率也比较低。麦塔斯说：“来自脑死的器官比较容易变坏，但是，若经由药物注射，让人活着，随后摘取的器官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
（责任编辑：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