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1月17日讯】在上篇《中国富豪问题是谁造成的？》一文中，笔者试图分析、且评述了网络上一篇博文中的观点，即“当今中国有两大祸害，其中之一的是富人没有远见”。而博文中所指的当今中国另一大“祸害”，则是很多知识份子缺乏良知。
当代中国的知识份子究竟是否缺乏良知，我们可从博文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排比与反问来进行佐证和批判说起。“有多少文字工作者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有多少作家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有多少知名人士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有多少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这段文字除了让我们看到中国当下的知识界乱象频生、一片秽浊之外，似乎也在多处为“知识份子”这一群体做了职业上的界定，意在告诉人们究竟有哪些从业者在扮演着知识份子的角色。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知识份子”这一概念实际来源于西方社会。其一是指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具有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二是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个群体的形成不早于十七、十八世纪，可从诞生于西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身上追溯其原型。由这些诠释我们不难看出，西方社会给出的定义及内涵均是围绕着“精神”展开，也就是说，知识份子在西方社会被视为是一群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以精神为生的人。
然而舶来中国之后，这样的内涵似乎趋于淡化。在中共限定的范围中，知识份子大而化之的成为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因此，目前大陆的学术界普遍将其具象的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甚至更为宽泛的提出“只要具备大专学历及其以上者——本科、硕士、博士，即可视其为‘知识份子’”。由这段仅从相关领域及学历上来进行划分与限定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所谓权威大量运用了类似“科学”、“知识”、“学术”这些本是起源于西方实证科学的名词。然而在他们对知识份子所定义的描述中，我们却看到这些被中国奉为圭臬的外化、具象名词却是西方国家试图摒弃或超越的，他们始终希望能透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与知识，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精神以及从事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说到责任与精神，中国的知识份子其实不应感到惶恐与陌生。几千年来，历朝历代持续传承的“士”人风骨与精神，就能当之无愧的成为今时今日中国知识份子的参照与榜样。被视为“士”人之先祖及典范的孔子曾说：“士尚志，志于道”；承传其思想的孟子也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后还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顾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起码人们都知道，士的责任与使命应从“修身”开始，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知识份子所拥有的“知识”无论是继承于传统，还是效仿于西方，都一直被视为是用来捍卫真理、天道与坚守责任、良知的。
从中共对知识份子进行划分、限定时，刻意绕过精神、责任而行的这一细节便可看出，当代知识份子或许并未发自内心的真正懂得自身所要承担的使命与责任，自身所要承传与彰显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又究竟有多么重要。于是，寒窗苦读所积累的知识与学问最终沦为谋生的工具、甚至被当成谋利的手段。为了在社会上占领一席之地，为了获得更高的头衔与职位，为数众多的知识份子选择了谄媚权威、背弃良知与道义。从那些只看重己身殊荣、个人利益，面对暴政依旧保持沉默的无数专家、学者、教授身上，我们就能观其全貌；从那些为政治歌功颂德、甚至甘当官方洗脑工具，或公开、或隐蔽的五毛身上就可窥见一斑，
这些具有悲情色彩的人物之所以大量存在，或许从中共执导的历次摧毁传统、道德以及士人精神的暴力运动中就能追根溯源，从中共对那些坚守良知与道义，敢于公开批评、制止暴政的知识份子实施打压、迫害，甚至残酷杀戮的恶行中就能找到依据。“一个巴掌、一个甜枣”，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被彻底瓦解之后，知识份子的精神世界也开始变得不堪一击。为了活着，这些理应在捍卫真理时不卑不亢的当代士人，却是妥协的妥协，沉默的沉默，或惟命是从，或避之不及。
可见，中共的威逼利诱在没有信仰的中国，在良知普遍缺失的知识界，竟是这般运用自如、卓有成效。凭借着这些相比流氓、强盗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伎俩，中共便成了将好人变坏，彻底扼杀人性、良知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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