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7月11日讯】绝处逃生
1936年9月，斯大林决定经外蒙向中共提供600吨军用物资，中共随即制定宁夏战役计划以接取军援，但因国军围堵，至10月下旬计划失败，红军几近弹尽粮绝急电共产国际求援。11月共产国际决定援助55万美元，12月初第一笔25万到达上海，由宋庆龄交潘汉年转送陕北。12日西安事变爆发，红军绝处逃生。
镇反运动
1950年～53年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据官方统计，共逮捕262万余人，杀71.2万余人，关129万余人，管制120万余人。运动中各地为完成处决人犯占总人口0.5‰～1‰的指标，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如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北伐抗日将领周址、金庸之父查枢卿、朱自清长子朱迈先等皆被杀。镇反运动中，各地为了完成运动指标，大批国军起义投诚人员被打成反革命，成了“杀”、“关”、“管”的重点对象，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数据，仅在80年代摘去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国军起义投诚人员就有15万人。
60年大同矿难
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发生煤尘爆炸，共造成682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又掀起了一场“反事故抓敌人运动”，批斗709人，撤换干部398人，调离“不纯”人员462人，而矿难详情被列为绝密档案封存。直到1992年，这起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煤矿矿难事故才由《中国煤炭报》首次对外公开披露。
公安六条
196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公安六条”，这一临时性规定没有通过任何立法程序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依此规定，68～69年“清阶”揪出各类阶级敌人3,000万；70年“一打三反”有15万人因言因思获罪被枪决；70～74年“清查516分子”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群众蒙冤遭难。
“坏分子”
1960年4月，青海省互助县丹麻公社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
黑户犯
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层层揪“小彭德怀”，捕人时没有任何程序，很多人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浩门农场800多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何送来劳改，不知道判了多少年刑，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
尹曙生1960年代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他记述：1960年青海省逮捕了18,177人，完全采取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甚至连档案都没有，被拘捕后死了，连死者姓名都不知道。
活体解剖
1940～41年间我陪陈郁参观延安和平医院，一间大厅的大槽内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通渭问题
195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实际饿死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人相食
1959冬～1960年夏，安徽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因饥饿非正常死亡极为严重，全大队共死1,709人，占原有人口的36.3%，中青壮年占41%。全大队29个自然村，26个村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严重的韩小村，全村18户，85人，吃过人肉的有13户，55人，占全村人口的65%。——《炎黄春秋》2012年1月。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
董时进
农业经济学家，曾在49年致信毛泽东反对土改并预言大饥荒的发生。他在《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中对土改政策有精辟的论述：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枯井
“1944年初，押送到陕甘宁边区四名嫌疑犯外国人，他们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区去南洋谋生，先是一直被关押，胡宗南军攻延安，又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康生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昧一起处决了，处决后把全部尸体都塞进一口枯井里。”——《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