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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随笔:彼得和昆妮的生活与往事

文/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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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和昆妮是一对英国夫妻。彼得85岁,昆妮长他两岁。在剑桥时,我们两家隔着十栋房子,算是邻居。那条街上有好些长寿的独居老人,他俩算是最年老的夫妻。彼得和昆妮对人热诚,无论对本地居民还是移民,并不刻意保持距离,总是亲切诚恳相待。在街上遇到时,我们会停下脚步愉快地寒暄一番。有时在前花园看见了,也会远远地招手致意。

昆妮的背驼了,还像女孩子似的变着花样穿些明快淡雅的花衣服。

高大微胖的彼得像个机修工,常穿一件蓝帆布的背带裤,带顶鸭舌帽。背带裤的肚兜上时有油渍。他有一部老旧的旅行车,还有一辆大号加重型脚踏车。如果单独出门,他通常会踩着那辆大脚踏车。坐在车座上,左脚踩着踏板,右脚轻轻地点着地面,慢慢往前溜。

2010年冬,英国罕见大雪。我出门远远看到彼得居然踩着脚踏车,心里一阵阵揪紧,他八十多岁了呀!事后邻居苔丝小姐告诉我:“别担心!彼得骑车,只有两个档位。一个是慢,一个是停!” 那部旧旅行车估计已经带着彼得和昆妮跑遍了英国和欧洲,现在还没有停下脚步。

一个夏日傍晚,我看到彼得正在将车泊到前花园的车道上。他和昆妮被太阳晒得脸蛋发红,又像孩童般开心,告诉我说他们刚从海边兜风回来。“哇!”我在心里惊叹:“快要九十岁的老夫妻了!还开车到海边兜风!”要知道,剑桥离最近的海滩也有三四十英里。

彼得和昆妮爱花。他们家有个大花园,是真正的花园,种满了各色鲜花而不是草。花圃打理得一畦畦、一垄垄,像苏格兰的格子布一样整齐分明。

春夏时分,鲜花竞放,蜂飞蝶舞,生机盎然。那时他们家的前花园就会摆张小圆桌,桌上放只小水桶。一束束从后院采摘的带露水的鲜花浸在清水里。水桶前放着一张过塑纸片:五十便士一束,请自便。这是他们每年例行的鲜花义卖。收入捐给他们认准的癌症基金会。

我常给儿子手心放一枚五十便士的硬币,请他跑去拿回一束花来,不管是红艳的石竹还是含苞待放的玫瑰或是秋天象我家乡那样的大朵菊,养在厨房的窗台上,都格外的美丽。

鲜花装饰了我的家,又帮彼得做了慈善,何乐不为?昆妮也曾拿给我们看她手工制作的绒布玩具。她老了,手还是那么巧。小兔小熊都做得稚气可爱。没事时在家做一些,然后捐给慈善商店卖掉。

英国家家户户每星期都会收到各个慈善机构送来的塑料信封,里面是用来装捐赠衣物的大塑料袋。我刚搬来这条街时,第二天一早出门,吓了一跳。从我家往东到路口共二十户人家,十四户门前都放着或鼓囊或半满的捐赠袋。这当然包括彼得家。几年下来,我观察到彼得家是捐得最勤最多的。

和我那三四岁的儿子逗趣,是彼得的快乐之一。他讲故事时,声音低低的,眼睛明亮有神,眉毛一会扬起来一会低下去。腮帮下陷像两个大酒窝,偶尔露出一口整洁的牙齿(估计是假的),有时还会男高音高歌几声。

他家前花园紫红的吊挂金钟下,原本放着一对雪白的鸽子,一对雪白的兔子,石膏做的。后来送一只小兔子给我儿子,就放在我家的火棘旁了。那么快乐的老人的脸,有一天却神伤了。我追问怎么回事。彼得告诉我说,昆妮摔了一跤,盆骨那里骨折了,站不起来,非常痛苦。

他说:“老天!我的心都碎了!”我也听得快要掉泪。过了好一阵子,我去探望他们。昆妮半倚在客厅沙发上,还是不能直起腰。

他们的家窗明几净,没有一丝灰尘和异味。楼梯被拆掉改造成了厢式电梯,方便他们上下楼。每天早晚有护工来帮忙照顾昆妮。他们的独女瑞秋也住在剑桥,随时来帮忙做事。昆妮和我聊着天,伸手够下壁炉上方的一个相框。那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军人。昆妮说:“瞧,这是我哥哥,他在二战中牺牲了!一个多么可爱的男孩啊!”来到英国,才发现战争和这么多家庭有关联。那条街的邻居们,不是家里有人当兵参战,就是有人牺牲。

我从没有想过要问彼得和昆妮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之后的一天,是个晴朗春日,柔柔的春光扑泻着。彼得站在他家对面,告诉我说,昆妮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在二战中牺牲的。他那时住在剑桥北面的伊利,和昆妮只是普通朋友。昆妮伤心地打电话给他,问:“我们是否可以成一个家?”就这样,他们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他把昆妮一直放在心口呵护着。

平凡的生活中竟有着那么多的伤心往事。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昆妮的背早早地驼了。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在花园里安放着雪白的鸽子和温柔的兔子……

责任编辑:李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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