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5月24日讯】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结束40周年，也是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去世40周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如何反思文革、评价文革、防止文革重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其中就包括如何认识及对待毛泽东的“遗产”。对此，日本学术界就颇为关注。
2015年12月12日，在日本庆应大学召开了题为“毛泽东主义：半个世纪后的省思”的学术会议。有两位学者做了主题演讲，一位是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麦克法奈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他演讲的题目是《毛泽东的遗产》；另一位是中国学者杨继绳，其演讲题目是《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
笔者至今没有看到麦克法奈尔这次演讲的文章，但是在网上两次看到了杨继绳先生这次演讲的文章，一是在杨先生的个人网站，一是“华夏文摘增刊”收录了杨先生的这篇文章（2016年2月7日发表）。
杨继绳，1940年出生于湖北一个贫苦农家，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在读期间加入中共，由于学制是六年，赶上了文革。文革初，杨继绳亲聆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极力拥护、赞扬文革的报告。周在报告结束时谦虚地说：对我的讲话要一分为二，其中也会有不当之处。当时就颇有独立思考的杨继绳在周讲话结束后，曾当面直言问周：“对毛主席讲的话能否一分为二？”周即说：“不能。因为毛主席的话他早就一分为二过了。”之后，杨继绳被分配到新华社任工业口的记者，一直干到退休。由于杨继绳的养父（叔父）在1959年饿死在农村，他当记者后又接触到了不少大饥荒时期的资讯，为了让历史留下真实的记载，他写出了巨著《墓碑——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引发国内外众多读者阅读（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发行）。笔者读过此书，认为杨继绳是本着“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宗旨从事研究、写作的，他的著作、文章是真实可信的。
因此，笔者这篇文章，就以杨先生谈“毛泽东遗产”的演讲为开头，来谈谈自己的思考所得。
一、杨继绳对毛泽东遗产的总结
杨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毛泽东主要的遗产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政权。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他的遗产中有两大问题：一是贫穷；二是专制。”
杨先生说：贫穷，是毛泽东的经济遗产。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基本没有吃饱过。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年收入仅有76元。1978年，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前期（即农业集体化以前）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2/3，约有1/3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1936年。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很大。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也不是比较富裕，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工人的工作环境很恶劣。杨先生该文有诸多翔实的数据，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查阅原文。
专制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杨继绳说：“政治遗产的灵魂是理论遗产。毛泽东的理论遗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开展阶级斗争……”由此可知，阶级斗争成了毛泽东专制独裁的理论依据，一天不斗，毛就不高兴，以至于在他死的那一年还对外国人说什么“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杨继绳又指出：“毛时代施行严密的舆论控制，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和标准。……从而实现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试想，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全国几亿人民只受一个大脑的支配，全国人民都成了“政治贱民”或“政治愚民”（杨继绳语），只能是处于“贫穷+专制”的深渊中。
二、毛泽东执政初期对社会状态的概括：“一穷二白”
毛泽东1949年“进京赶考”之后，或曰“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之后，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有一个概括：“一穷二白”。“一穷二白”乃是毛泽东创造出来的一个成语，其来历是：
1856年4月25日，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说：“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过了近两年，毛泽东在1958年4月15日又写下《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又特意论述了“一穷二白”，他说：“除了别的特色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着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
应当说，毛泽东当年对“一穷二白”的论述还是符合事实的，并没有错。他在文章中表示的要改变“一穷二白”现象的号召，还是很鼓舞人心的。中共高官陶铸在其后的文章《松树的风格》中就写道：“在他们的意念中，一切都是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最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说得多么动听哟！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
实际情况是，在此后不久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就出现了饥荒与饿死人的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是为民请命，写下万言书呈毛，希望刹住“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救民于水火。按照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的说法，“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至少就应当让劳动人民的代表彭德怀元帅替劳动人民说说实话、求求情呀！可是，毛泽东却把彭给他的私人信件公开，非要说彭是反党不可，并揪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在全国大反右倾。结果是，让饥荒变成了大饥荒，饿死人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老百姓连逃荒要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以致出现一些人家全部饿死，还有“无人村”出现，更发生了多起“人相食”的惨案！
毛泽东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状态，结果是很快造成了人祸大饥荒，全国饿死几千万民众。饿死人，是穷到了极致。大量的人饿死，以至“人相食”，是专制极权统治的结果，是最黑暗的历史篇章。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他把“一穷二白”变成了极端的“一穷二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重大问题。
三、“厚黑权谋家”治国必然“一穷二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祸大饥荒”，的确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确是犯下了巨大的罪过。然而，毛却说绝不会下“罪己诏”，仅仅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浮浅、应付地做了“自我批评”。而当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却暗中惹怒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别有用心，企图颠覆毛的统治地位。由此，下定了要打到刘少奇的决心，也就开始筹划、发动一场“革命”。这就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一场让中国大陆民众更穷更黑的十年浩劫！
作家梁晓声在《中国生存启示录》中指出：“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恶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见华夏文摘‧快递2016年3月4日转发梁晓声的文章《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那就是二百五》）
与梁晓声此文此言相映照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2013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第2版上发表的文章《不反思“文革”的社会，就是个食人的部落》（华夏文摘‧快递2016年2月14日转发），张鸣指出：“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任何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文革吗？唯一可以比拟的，就是德国的纳粹时代。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中国人，包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人性并没有复苏。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
综合上述杨继绳、梁晓声、张鸣对“毛泽东遗产”以及文革的反思、论述，笔者颇有感慨、启发，于是才写出《毛泽东的遗产：一穷二黑》这篇拙文，抛砖引玉，敬请阅正。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在国外也有许多著述，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出以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评论。
网上有律师郭国汀编译的《赫鲁晓夫评价毛泽东》一文。其中写道：赫鲁晓夫评论毛“就像一个想让他的国家颠倒的宫廷中的疯子。”赫氏还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根本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直接反中国人民和反党。”“毛泽东一直寻找机会控制国际共运，为此他必须挑战苏联。”赫鲁晓夫评价“毛是个厚黑权谋家”。
事过多年，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审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评价，应当说是相当准确、深刻的。特别是他说“毛是个厚黑权谋家”，把“厚黑”与“权谋”结合在一起，更是令后人赞叹。这也让我联想到有关中国“厚黑学”的问题。
厚黑，是指脸面厚心肠黑；厚黑学，就是关于脸厚心黑的学问——这是民国学者李宗吾的创造发现。李宗吾（1879～1943）四川自贡人，1912年，他在《公论报》上发表《厚黑学》一文，署名独尊。之后陆续写了一些系列文章，1917年汇集成《厚黑学》一书出版，读者甚多。直到他去世前，该书曾多次增补内容，出版发行。上世纪八十年代，该书再度走红，在台湾、香港、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据说读者甚多，笔者以前只是听过《厚黑学》这本书的名字，但从未见过这本书，只是近日看到赫氏评毛是“厚黑权谋家”之后，才在“百度”上阅读到该书的相关资讯。
不知道毛泽东生前是否读过李宗吾这本《厚黑学》，也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读过，但是毛生前多次通读《二十四史》，一定是对“厚黑学”心知肚明并且运用自如、屡有创新的；赫氏称毛为“厚黑权谋家”，也是相当中肯，值得历史学家以及关注“毛泽东学”的人们深思细想。
毛泽东的厚黑权谋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且“与时俱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厉害，以至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厚黑极至，权谋盖世”。比如，毛泽东早年在苏区，编造了有什么“AB团”，坑杀了数以万计的红军官兵，实际上是他在“杀人立威”。到了延安，毛与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并未解除，就非要与江青结婚，一些中共高干包括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都表示反对，毛泽东大怒，在会上竟然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杨尚昆生前披露，《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毛在延安搞的“整风抢救运动”，整肃了大批知识分子，为的就是树立他在中共的最高统治地位。其中的王实味野百合花事件是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例。有人说：“延安抓捕王实味，反右文革排上队”，真实且中要害。果然，文革中众多的知识精英遭受“文字狱”劫难，连中共高官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也被迫害致死。彭德怀去世后，他生前读的几十本书中因为有诸多批注，立即被全部烧掉。“焚书坑儒”升级到了“焚书坑帅”，真是厚黑至极！
还有一个典型的历史细节是，1975年8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看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之后，对陪同他看电影的三位女子张玉凤、孟锦云、李玲师发表点评，竟然赞扬那个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井上青年，其厚黑心态真是表露无遗、至死不变。
中共党史专家辛子陵先生在2011年初写下了长文《毛泽东思想三部曲：革命‧空想‧反动》，该文后来收入《辛子陵上书政治局》一书。2016年1月27日，明镜新闻网重新发表该文的节选，笔者读后，认为该文中的一句箴言足以证明毛泽东的遗产的确是“一穷二黑”，现录后以飨读者。辛先生说：“文革中毛泽东把共产党变成了黑社会，他就是天字第一号的黑老大。”
一位厚黑至极、权谋盖世的人物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座，他所留下的遗产只能是、必然是“一穷二黑”，这是历史事实检验后的结论。毛这样的遗产，用当下一句常用的词语来说，就是“负能量”，应当如何对待，任何有良心、有良知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答案的。
四、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向“一富二亮”迈进
与“一穷二黑”相对应的应当是“一富二亮”。富，就是富裕、富强，民富国强。富，当然有不同层次，全面实现“小康”是富的初级阶段吧，然后再逐步前进。亮，就是取消专制，实行宪政民主，也就是“第五个现代化”。对此，杨继绳在《文革后中国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遗产”》一文的最后一个小节“第五个现代化”中，有很好的论述，特抄录于后，以飨读者：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中国仁人志士渴望了百年的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当然，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一个问题就前进一步，一步一步走向目的地。问题导向，步步前进，必须是主动的、自觉的。如果没有自觉的、主动的和平渐进，矛盾不断积累，就可能发生突变。突变的前景是不可知的，是危险的。
杨继绳的上述文字，语重心长，值得每一位华人，特别是掌握着不同权力的党政官员们深思细想，付诸实践，在“自觉的、主动的和平渐进”过程中，为中国大陆走向“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现代化”或曰宪政民主化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让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阳光照亮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让中国尽快实现“一富二亮”的崇高理想吧！
责任编辑：方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