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黑白相片里，孙历生灿烂的微笑着。她的双眸闪亮，短发乌黑，青春光华四射。
14岁那年，她加入了中共的地下党。文革时，她被红卫兵逼着在铺满玻璃碴的地上爬行，脖子上挂着四块砖头，爬出一路鲜血淋漓。她的生命，在第34个年头，划上了句号。
反右和文革的受难者
孙历生出生于1934年，1948年11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北京女三中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51年，孙历生结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级干部，不久两人结婚。1952年，孙历生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政治课教员，做党团工作。1956年，她被保送到中央党校学习。1957年12月，孙历生在党校因“批评党领导”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去劳改。1958年秋冬季，她的高干丈夫提出离婚，当时孙历生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女儿。1961年底，孙历生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工作。这时，她已和中学教员、也是“右派分子”的聂宝珣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历生遭受了各种折磨。王友琴女士在《文革受难者》中用了一章讲述孙历生和其他几位女教师的遭遇。文章中写：“女三中虽然是女校，只有女学生，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这还不够。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碴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着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
“1966年8月12日，佳木斯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吃了孙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孙家的房契，说这是‘变天帐’。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来一起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具，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了，接着又掘地三尺。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随姥姥住。最小的女儿看到红卫兵挖的坑快有她的身高那么深，以为红卫兵掘坑是要活埋她们，害怕极了。孙历生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一个和善的老太太，照顾着三个小孩子。只是因为她有自己的房子，被打得不能走路。抄家过后，家具都被打碎了，房子里挖了很多坑。她们只好把木板架在坑上睡觉。”
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孙历生再次蒙难。她被关在女三中校内“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被“斗争”，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7月12日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废弃的厕所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她“自杀”。孙历生的家人不接受“自杀”之说，因为没有看到遗书，而且她有四个孩子需要照顾，在承受了离婚、劳改、毒打、批斗等各种苦难后，她不会轻易结束生命。另外，文革结束后，银行发现孙历生名下有一张数额不小、无人认领的存单，这更加深了亲属的怀疑。孙历生的母亲和女儿一直认为，她是被人打死后再吊起来的。
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在八宝山给母亲举行了追悼会，有几百人前来参加。在来宾当中，有年过八旬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殴打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据王友琴的文章介绍，其中之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高云，他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毒打，红卫兵以为他死了，就把他送到了火葬场。“因为当时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太多，北京的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火化尸体要排长队。在等待过程中，高云在死人堆里醒了过来，爬了出来。”
女儿的回忆
于小红是孙历生的长女。2013年11月8日，《华夏文摘》第118期刊发了她的文章“白花丁香树”。于小红的回忆，记叙了家庭被撕裂的痛苦，呈现了一幅幅广角镜般的画面。
“我人生最享受的记忆是被妈妈梳头发，院子丁香树下，她轻柔地梳、慢慢地梳。”
“妈妈一生没有半根白头发，可是我宁愿看到她白发苍苍的样子，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
“她身上总是看到大块的瘀青，我们看了心疼，她就会轻描淡写的说是血管脆弱，比别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较少，别的老师挨的打比她严重得多。 当姥姥问起那些人怎么打人，妈妈就把孩子们支开，不让听。”
于小红还描写了姥姥带着她去劳改农场看望妈妈的情景：
“我很久没有见妈妈了，姥姥说她病了，病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医院呢？我们去见妈妈，是不是接她回家？……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们最终走到一个像是仓库、又像是庙的大房子，里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间有巨大的蜘蛛网。我怕虫子、更怕大蜘蛛，紧紧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后。看到妈妈时，她正在照顾一个被机器轧伤的人。……妈妈跪在地上喂他米汤。看管人员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铺位，妈妈没有理会。姥姥拉着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直到妈妈喂完米汤，走向自己铺位时看到我们，我们才获准进去。……妈妈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动，把我搂在怀里。妈妈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给我梳头，开始掉眼泪。”
淡淡的文字，述说最深的忧伤。岁月，能够带走多少心头的痛？
如何向前看
2013年10月15日，孙历生的二女儿于小康发表了短文《身份》。她写道：“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2013年12月，于小康又写下《孙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苔》，曝光了直接迫害孙历生的女三中“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的报复整人行径，并且尝试剖析造成母亲悲剧的根源。
于小康说：“执掌中国的共产党，容不下孙历生”。“而文革说到底，是‘人民的幸福’来源于专政对象的痛苦。没有专政对象还得造出几个来，何况有过纪录的右派，即使是错划的。”
“虽然董光苔已死，我对清查没有水落石出的文革冤案和追究文革时的个人责任的态度并没有变。如果这仅仅是一家一户的恩怨，我可以放下。放不下是因为我认为反右和文革的谎言不被揭穿，可怕的根依然活着，不知道哪天又会发出邪恶的幼芽。反思反右和文革，就是为了往前走向前看，这是造福后代的大事。”
于小红的笔触，细致地呈现了过去的温馨和痛苦，点滴入微，引人泪下。于小康的文字，则发出深刻的质问：孙历生为何被“淘汰”？这个民族，要怎么样往前走、向前看？
孙历生的女儿们，自幼失去了与父母共同相聚的欢乐，在政治的阴影和动荡中长大，亲历惊心动魄的打抢和生离死别。她们的母亲年轻、美丽、慈爱，却骤然离去，留下一个迷。
孙历生的母亲，勤劳善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离婚、下放、被打被骂、直至死得不明不白。她曾经想让外孙女穿上女儿的衣服，出现在迫害孙历生的仇人面前，吓她一吓。这个并未实践的“计划”，只是平民百姓希望伸张正义的构想。除此以外，她还能做什么？
王友琴曾写：“反顾孙历生的一生，一定会注意到她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党背叛了她，她的第一个丈夫背叛了她，她的同学和朋友（那人文革中当了革委会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陈寿仁老师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没有背叛她。陈老师坚持写出了真实的孙历生之死，写出了女三中的受难历史。”
回顾，激发深深的痛楚，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忘却？红色暴政，扭曲了多少善良，把承诺和信守反转为自私的背叛，把美好亲情颠倒为冷酷的恩义断绝。生命，在伦常覆灭中，被无情地摧折。同样的荒谬，竟然还在上演。历史，并不遥远，关键的课题是：找寻真相，在反思中向前。
据说，孙历生的墓碑上刻了一只蝴蝶。#
参考资料：
王友琴：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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