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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沦为廉价奴工的苏共经济暴政(二)

作者:夏侯

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囚徒和苦力。 (美国之音)

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囚徒和苦力。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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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5月25日讯】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共产党称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万恶的旧社会”。而这个所谓的“旧社会”,曾经出现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80%,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完善的大宋朝;出现过疆域辽阔,力促中华文化西传的大元帝国;出现过从工艺水平到传统文化都是最高顶峰的大唐王朝;出现过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人文初祖黄帝;也出现过汉武雄风打通丝绸之路的大汉王朝……

五千年的辉煌成就,从卓越的科技、精美的工艺器具,到正统的神传文化;从璀璨磅礴的宫廷乐舞,到浩瀚纷繁的经典子集;从包容开放的治政思想,到社会福利俱全的先进体制……每一个王朝的辉煌都足以让炎黄子孙引以为荣,信以为傲。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兵征天下乱世,也只不过是骇浪惊涛掀起的波澜,不足为奇。

然而中华的人文辉煌,在近百年的共产红祸中,被无神论当作“破四旧”、封建迷信全然砸烂、摧毁和践踏。在历史上,华夏子孙曾经信心无比,自信的顶天立地中土,笑迎万国来朝。身为炎黄子孙,无论我们的人文价值,还是生命、道德价值,从未低廉过。而在近百年来,共产党窃取政权后,中原大地华夏子孙的命运便急转直下,无论我们的文化价值,还是生命价值,都被共产奴化得极端廉价。

人世有代谢,山水有轮回,百年共产主义以谎言、恐怖和屠杀建起的巴比伦塔,随着神传文化的复兴,如今正在轰然倒塌。

本篇将以斯大林时代,苏共暴政之一“工业、农业集体化”导致的种种乱象,还原共产主义奴化、杀戮平民百姓的历史伤痕,以反思当今仍然存在于中共体制下的奴工现象,为何国人的生命和价值会被折磨的如此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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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恐怖的经济实验——集体工业化、农业化》)

恐怖经济暴政 农民破产成为无产阶层

斯大林想要加速工业化,但大清洗制造的恐怖环境,以及铲除了精英阶层的大量专业人才,使国家经济难以发展。工人的工作热情满足不了斯大林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无法完成目标和既定的产业指标。于是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各部门向上级谎报生产情况,制造虚假数据。

为了加速斯大林要求的工业化,各地各部门就要不惜代价地完成经济计划,因此生产事故和生产出的大量次品,这些责任都要由各部门主管承担。

斯大林时代,如果发生生产事故和出现不合格产品都会引发刑事案件,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破坏分子”,每个人都可能被控诉为“怠工和破坏”,强烈的政治色彩弥漫着当时的俄国。一个人会因为军队的坦克陷在泥里,就被起诉为蓄意破坏罪,而被判处10年劳改,在集中营从事苦役。

不管什么地方发生了经济纠纷,哪怕只是普通的民事案件,斯大林都会认为那是破坏行为,并且要求“见血”行动。如果经济工作受挫,斯大林会说负责经济工作的老专家是一群“破坏分子、怠工人”。

由于国家经济难以发展,斯大林为了推卸责任,就授意缅任斯基领导的“格帕乌” 总局(克格勃前身)就策划了一系列不存在的“工业党”案件。譬如1928年的“沙赫京案件”,所谓的资产阶层专家组织破坏活动的事件;1930年“工业党”的系列破坏活动案;1930年“工农党”组织破坏活动案件;1931年的“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案”。

这些案件都是千篇一律,目的在于向全国宣布:各行各业都有破坏分子在反对苏维埃,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使俄国难以恢复工业、农业生产,使百姓难以改善生活。这些破坏分子就是过去的资本家、贵族、白军等等。

1930年8月初,斯大林对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说:“必须将肉类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破坏分子统统枪毙,同时在报刊上宣告此事。”于是9月底,苏共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公布肉类、鱼类、罐头以及蔬菜生产领域中那些破坏分子的证词。9月25日就出现发表的消息说:国安总局已将供应人员中的48名破坏分子判处枪决,并已执行。这些不存在的工业党,不存在的被告,以及不存在的破坏行为,却在国安总局、最高法院联手导演下,使这场国家级的审判堂而皇之地在世人面前公然上演。

而中共党魁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导师”、“父亲”,处处效仿照搬苏共模式,在中原大地继承苏共的集体农业化、集体工业化,结果都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却在中原人为制造了一场惨烈的红祸——大饥荒。

掠夺农村的恐怖政策 加速农业破产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谁家要是有什么值钱珍贵的东西,国家一定要让他上交。如果谁藏匿珍品,隐而不报,被邻居或同事告密后,这家人就会被捕,直到他交出东西为止。斯大林追求加速工业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作为资本。当城镇再也没有贵重的东西可收时,就要开始掠夺农村了。

经济学博士、前俄联邦副财长兼任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阿列克谢‧乌留卡耶夫( Алексей Улюкаев)认为:“20年代末发生的事,可以直接称为恐怖政策。当国家处于孤立的状态下,这就是一种代替进口的模式。主要可以流通的就是粮食。国家要把粮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由于农民不会自愿交出粮食,所以当局就组织征粮队,进行强制性的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用现代的语言讲,这种政策就是加速破产的一个过程。”

因此全国各地的党书记为了完成任务,纷纷组织竞赛,看谁能最快地实现农业集体化。在第一次出版的历史文献和材料汇编《不为人知的俄罗斯》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做法的后果。苏共先把富农列为非法人群,党的喉舌大肆宣传说富农是天生的杀人凶手和恶棍,然后开始掠夺他们的粮食,没收他们的财产,并禁止他们到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将富农掠夺一空后,还要把他们迁到贫瘠的地方。

苏共消灭富农 中共土改的鼻祖

在共产体制下,几乎所有的阶层都会成为镇压的对象,迫害的目标。把富农作为一个有资阶层进行消灭,始作俑者也正是苏共。

1917年,列宁曾经签署了一份文件保存至今,他说:“至少逮捕100个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并将尸体悬挂在那里,让周围数百英里的人都知道,因此吓得瑟瑟发抖。”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大张旗鼓地把马克思恐怖主义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英国剑桥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那些反抗的人们都被枪决了,反抗的农民百姓都被大规模地枪杀了。我们估计至少在1000万左右,甚至更多。”

1930年1月30日,苏共政治局通过一项名为“关于在全面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产业的措施” 的决议。根据该决议,6万名富农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枪决,他们的家属被赶出家园,另外还有15万农户也被赶走。而实际上,这场以剥夺粮食引爆的反富农斗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这些数据。

1930年2月2日,“格帕乌”总局(契卡改组后的叫法)签署了这项决议要“把富农作为一个阶层来消灭”。因此国安机关的任务演变为消灭那些参加反革命,参加造反组织的富农。凡是有关富农的案件都要迅速审理。富农被苏共定为一个非法的、可以随意消灭的阶层,被抓捕送往集中营,或者枪决,而他们的财产一律充公。

1930-1931两年之间,共有150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属被关进了“格帕乌”总局设立的集中营或劳动改造据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被作为第三类人迁移到他乡,他们的财产也都被没收了。

时至今日,在留下的“格帕乌”总局的汇报材料中还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当一个人被划成富农后,邻居会来拿走他们的财物,苏共会把富农和他们的孩子赶上大车,拉到西伯利亚。这些被赶出家园的农民被送进林业、矿业或建筑工业部门,去干最辛苦的工作。

甚至老人和小孩也要到采林区干重活,妇人则要去挖地。这些被流放的农民只能住在工棚、窝棚或者土窑里,他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时常5-6个月都拿不到工资。因为没有钱就不能买食品,也没人会配给他们食物以及冬天御寒的衣物。地方当局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畜一样,任意驱使奴役。

这些被流放的农民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他们的孩子不能去上学,也不能调换工作。现实对他们异常的残酷。

苏共迫害富农的手段,成为中共土改效法的鼻祖。中共篡权3个月后,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并且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

中共用“耕者有其田”,鼓动农民互斗,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的目的,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未完待续,下接《苏共以恐怖维稳 制造特色刑事犯罪》)#

责任编辑:叶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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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6 6: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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